十六年前的回忆(小学语文同步阅读书系)/李星华 著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父亲的灵柩终于安葬入土了。 父亲遇难以后，由于白色恐怖，竟找不到一块适当的墓地可以安葬他。后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费了很大周折，才设法把父亲的灵柩暂时停在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里。灵柩在浙寺每月是要按时交纳租钱的；但当时，我们全家已回到乡下，哪里能够及时到北平来交租呢？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租钱越积越多，我们也就交不起了。就这样，父亲的灵柩在浙寺整整停放了六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逢年遇节，没有人敢来祭奠他。 那年四月初，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从乐亭老家来北平，想把父亲的后事料理一下。党组织知道了我们回到北平的消息后，立即派“互济会”的一位同志来找我母亲联系，与母亲秘密商量安葬父亲的事。 来的同志向母亲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父亲为革命壮烈牺牲，这次给他出殡，要搞一次群众性的悼念活动；通过出殡，揭露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的暴行，申张革命正义。来的同志问母亲同不同意这样办？母亲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随后，来的同志谈了几点具体做法，一是出殡时要请和尚、道士、吹鼓手和新式的音乐队等等，总之，要按旧俗来办这次出殡；一方面可以起掩护作用，同时，队伍可以走得慢些，时间拉得长些，便于沿途向群众宣传。二是要组织一次群众示威游行斗争。为了照顾到家属的安全，事先以死者家属的名义，在报纸上发一个讣告，把出殡的时间、地点等公布出去，这样既可组织群众参加悼念活动，壮大游行队伍；如果发生意外，又可以推说，群众是看了讣告后才来的，而不致暴露我们家里与党组织的联系，使家庭遭受新的迫害。 那时候，我们家里没有经济来源，这次出殡以及家中的生活，全都靠父亲的朋友们募捐来维持。生活是很艰难的。如果按照旧俗出殡的话，需要花很多钱，这必然会使家中生活受到影响，更加困难。但是，当母亲明白了为什么要这样做的时候，她没有说一个“不”字，都一一答应了。 出殡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遵照党的安排进行的。 讣告在报纸上登出后，我就到北京大学去找父亲的朋友们，请他们帮助料理丧事。有一位朋友来看母亲，他转达了蒋梦麟校长的意见，说： “蒋校长的意思是别把声势弄大了。浙寺离西便门挺近，不如从西便门悄悄出城，省得招惹是非。如果从城里走，把学生们惊动，他们就会闹事的；事情一闹大，就难以收拾了。” 母亲不同意灵柩无声无息地走西便门，她坚持要从城里走，她说： “李先生生前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又死得这么悲惨，马马虎虎地出殡，我于心不忍！”她提出要请和尚道士为父亲超度灵魂。 这位朋友很同情母亲的心境，他回去就把这些转达给蒋梦麟；经过商量之后，他们也就同意这样办了。于是，党所安排的出殡计划顺利地实现了。但是，在那黑暗的社会里，要安葬父亲，要宣传革命，当然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又经历了一场风波，正像先烈生前所经历过的许多次严峻的斗争一样。 那天早晨六点钟，乐队在浙寺里奏起了悠扬悲壮的哀乐。父亲那口深红色的棺材，被十几名杠夫从寺里抬了出来，平稳地安放在绣着蓝白花朵的红缎子棺罩里。我们一群穿着孝服的孩子们，站在棺材前面，听哀乐一响都不禁放声痛哭起来；送殡的群众随即唱起了哀歌和《国际歌》。他们又放开喉咙高喊： “李大钊精神不死！” “为先烈复仇！” “打倒刮(国)民党！” 霎时间，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了大街小巷，惊动了左近的居民，他们不约而同，扶老携幼地跑出来看热闹。有的随即加入了殡仪的行列。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同志出殡情况这是一个奇怪的殡仪。 棺材里躺着的是六年前被反动政府绞杀的共产主义者；走在出殡行列*前面的，却是招魂的和尚道士，吹鼓手与雅乐队；打洋鼓、吹洋号的音乐队，紧紧跟随在吹鼓手和雅乐队的后面；再后面是红红绿绿的各种纸扎人，旗伞执事。还有一座结着蓝白缎条花朵的影亭，里面摆着一帧父亲的画像。 我们戴孝打白幡的儿女们，走在棺材前面引路。母亲和亲友们，坐在结着蓝布白花的马车里，跟在棺材的后面缓缓前进。在出殡行列的*后面，是排得又宽又长的送殡群众的队伍。参加送殡的群众，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蓝色或白色的纸花，左臂上裹着黑纱。人们脸上都流露出无限的愤恨和悲痛；有的手里拿着一叠叠红红绿绿的传单，飞快地撒向送殡行列两旁的观众的手里；有的手里捧着花圈；有的肩上扛着挽联，那些挽联内容或悲愤沉痛，或感慨万端，描述了人们对于父亲横遭杀害的悲愤心情；也表达了人们对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卖国投降的无比愤怒。北京市青年送的挽联，排在群众队伍的*前面，上联写道：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下联是：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在我们附近看得十分清楚的，还有在一块大白布上写的挽词： 革命成功，富贵英雄， 岂思烈士？山河变色， 艰难后死，愧对先生。 抗日妇女救国会送的挽联是： 南陈已囚，空叫前贤笑后死； 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烈！ 挽联一副紧接着一副，花圈一个接连着一个。哀乐奏过后，又飞起了“纸钱”；银白色的纸钱，从送殡的人群里不断抛向空中，像一群群白色的蝴蝶在空中飞舞，每个纸钱上面都用橡皮戳打着清清楚楚的小红字：“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共产党万岁！”“打倒刮民党！”这些飘满空中的纸钱，都是头天晚上我和一个表姐亲手制作的，我们用橡皮戳子把每个纸钱都打上红色标语，一直打到天亮。第二天，有的新闻记者在报纸上寓有深意地报道说：“……白色纸钱，变成红色蝴蝶……” 送殡的队伍，越来越大，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像一条怒不可遏的巨龙，浩浩荡荡，从宣武门外冲进了北京城。 看热闹的老百姓，挤在街头巷尾看传单，听喊口号，把路祭人围起来听宣读祭文；有些人明白是怎么回事后，也走进送殡的行列，大家都喊起口号来了；有的不很明白的人交头接耳地说： “棺材里装的是什么人呀？” “他一定是屈死的吧！有这么多人为他喊冤呢！” 送殡的群众越聚越多，人群拥满马路，汽车、电车以及各种车辆全都断绝了往来。沿街两旁商店的小楼上也站满了人，有人还用照相机在拍照。 从队伍走进宣武门内起，每到一处热闹繁华的地方，就有革命群众团体拦路公祭。赶到西四牌楼的时候，又遇到一个群众团体拦住了灵柩举行公祭。 离灵柩不远，在西四牌楼的红漆柱子脚下，安放着一张红漆八仙桌。桌上摆满了水果、酒等等祭品和鲜花。读祭文的那位同志，手里拿着祭文站在椅子上高声朗诵，群众以悲愤的心情，屏息静听死者生前的光荣事迹和遇难时的悲壮情景。正在这时候，前面忽然开来好几辆卡车，车上载满全副武装的军警。一伙暴徒杀气腾腾地跳下车，直向西四牌楼的红柱脚下扑来。暴徒们用枪托把读祭文的同志打倒在地，又踢翻了祭桌，鲜花、水果滚了一地。双方扭打起来。暴徒们举起枪托，四处狠命地追打送殡的和看热闹的群众。但是队伍一被打散，马上又自动集合起来。 “打呀！冲呀！”群众的喊声震撼了全城。 一阵扭打和喊叫以后，由于群众是赤手空拳的，*后队伍还是被敌人的武装暴力冲散了。很多人流血受伤，许多青年被暴徒扭上大卡车，捕了去。军警特务们也慢慢地走开了。 顷刻间，西四牌楼变成了一个寂寞冷落的空场。这时，只剩下坐在马车里的母亲和赶车的老马夫，还有我们这一群送殡的孩子和几个亲友，再就是那口深红的棺材，绣花棺罩已经被扒掉了，和尚、道士、乐队和杠夫等早已逃得无影无踪。纸花、纸钱、纸扎人、花圈、挽联抛得满地都是。 怎么办？我们还要忍气吞声，狠狠心肠，来收拾这被匪徒们打劫后的残局。棺材一定要在当天埋到坟里去，不能够就这样停在大街上。我们等了很久，一位同志和父亲的朋友才把杠夫们又找了回来。我们拾起地上的纸花、花圈、挽联和鲜花，放进母亲坐的那辆马车和车顶上，又继续往西直门走去。 当我们护送着灵柩走过西四北大街的时候，不知从哪儿忽然出来一辆骡车。车夫把车赶了上来，只见车上堆着几件破棉衣和破棉花套子，上面还放着花圈、挽联，紧紧地跟随着母亲坐的那辆马车走。马车走得快些，那辆骡车也跟得快些；马车走得慢些，骡车也慢些。赶车人坐在那些破棉衣上不慌不忙地用鞭子驾驭着他的骡子。 灵柩来到西直门城门下，守城的军警只看了看出城证，就放我们过去了；骡车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出了城。刚出城的时候，那辆骡车还跟在我们的后面，可是走了一小段路，骡车就赶到前面飞跑起来，慢慢地就看不见了。 我们护送着父亲的灵柩，来到了香山万安公墓。 父亲能够安葬在这里，也是几经风波的。万安公墓的资本家蒋某早就知道父亲是被绞死的，说什么也不肯卖给我们墓穴，说他怕“破了墓地的风水”，影响了他的买卖。经过朋友们多次交涉，托人求情，他才肯在公墓西南*偏僻的角落里卖给我们一块墓地。他说，父亲“死于非命”，所以不能卖给“正穴”。 当我们走到父亲的墓地时，只见墓边的小路上，躺着一块新的石碑，碑面朝天，碑头上镌刻着的鲜红的镰刀斧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碑文的下款，署名革命群众团体。 坟地里，站着一些先来到的人，他们是父亲生前的朋友。一看见我们，他们就对母亲说：“这块石碑是由一辆骡车拉来的，车夫送到以后什么也没说，就把骡车赶走了。” 我们这才明白，刚才从西四北大街一直随着灵柩走出西直门的那辆骡车，原来是组织上派来给父亲送石碑的。这是多么值得纪念的事啊！ 可是这块珍贵的石碑，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北平，要想把它竖立在父亲的墓前是绝对不可能办到的。我们只得按照几位父亲的朋友当时商量的意见，把这块石碑当作墓志铭，埋在父亲的墓中，等待有一天它能和广大人民见面。 出殡回来的路上，我们和母亲同坐在一辆马车里。经历过一场斗争之后，我们终于按照党的指示把父亲安葬了，了却了长久积压心头的一桩心事；党和人民还给父亲送了石碑。这些，都使母亲感到十分欣慰。可是发生在西四牌楼的那场流血斗争，却给母亲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使她的心灵受到极大刺激。母亲又气愤又悲伤，一路都在叨念着惨遭反动军警毒打和被逮捕的送殡的群众。她无限哀伤地告诉我们，她看见一个孩子，年纪还那样小，胸前戴着一朵白花，被军警打得满脸是血。孩子的嘴里愤怒地喊着：“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悼念？！……”*后，军警把他抓起来，恶狠狠地扔在一辆平板车上，逮走了。讲到这里，母亲流下了眼泪，对我们说：“这都是因为咱们的事啊！” 我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文化程度很低。在父亲的影响和教诲下，她逐渐识了一些字，有了一些觉悟，也逐渐变得坚强了。父亲牺牲后，母亲由于悲伤和操劳，早已重病缠身，但她还是强忍着病痛安葬了父亲，完成了党的嘱托。出殡后不久，她就病倒了。她在病危时还忘不掉出殡中被捕、被打的群众，特别是忘不掉那个被甩上车抓走了的孩子。她临终前喃喃地叨念着： “……那个孩子……血呵……报仇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