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艺术之问·哲学之问·文明之问

为人类未来解难的下一个先知是谁??？ （代序） 2021—2022年冬我们到海南岛“候鸟居”来避寒躲霾，*值得记下一笔的是在这里见到了知交老友陈家琪。 2006年我从法国回来在同济大学教书时，才知道老朋友家琪也在同济哲学系当系主任。在那里，我听了他的课，读了他写的20世纪中国学人心理史诗的书《三十年间有与无》，对我的思维极具冲击力和激活力。 我很喜欢听他讲话。那时，他说了一句让我一直像梦魇一样挥之不去的话语。他说：“我这个教了几十年哲学的人，从柏拉图一直讲到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德里达、齐泽克……复述了他们的种种爱智慧问题，有一天我突然问自己：我的问题是什么？”我学着他审问自己：我的问题是什么？忽然我感到惊恐，只能老实回答说“没有”。如果没有“我的问题”，一生不就是拾人牙慧、一辈子至多不过是个罩着虚荣光圈的“学问二道贩子”？后来，我就不断地折腾着“众里寻他千百度”，咀嚼着寻寻觅觅“我的问题是什么”之苦。 这回相聚，他又说了一句让我辗转反侧琢磨不透的话。他说：对未来不必那么忧心忡忡，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在遇到大麻烦时，只要有如陈寅恪先生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环境存在，那里总会涌出百分之一或万分之一的极少数“先知”，他们总能即时拿出一套有效的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治理体系来。雅斯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全人类不过就那么几个人。你看当代的乔布斯、马斯克这些个人，都在应运地改变着世界。那么，如今面临着工业社会过渡到信息社会大危机之时，也会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应许之地”出现思想者先知。 你信不信？反正作为哲学家的他信。 我生肖属牛，是个反刍动物，生性就爱反刍一时消化不了的话语，于是就日夜反刍起家琪的“先知论”来： 在以色列民族处于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夹缝之中时，不断降临灭族之灾。这时出现了传说中的名为摩西的先知。当全部智人都在信仰多神教时，唯独摩西等先知，无中生有地开创了“一神教”—犹太教。这个犹太教把以色列人定义为上帝的唯一选民，上帝承诺，不管以色列人遇到什么大灾大难，上帝都会来拯救襄助。就是这个伟大的一神教，这个伟大的自定义，凝聚起了以色列人的12个部族，不屈不挠地抗争，亡国几千年、流亡全世界照样坚持下来不被同化，直到1948年复国。看看诺贝尔奖获奖人中犹太人占的超级比例人数就知道，他们真的不愧是“上帝的选民”，是人类中*具创造活力的族群。—咦？似乎家琪真的言出有据。 公元前6世纪，在古希腊又出现过一位人类的“先知”—发明无中生有的民主制，解除了雅典城邦差点崩塌的危机。当时雅典城邦出现三派。居住在山地的农耕公民被贵族盘剥得一批批转成为奴隶，这是“山地派”。居住在海边的在地中海做生意的人，也是受到贵族的变本加厉的盘剥而苦不堪言，他们被称为“海岸派”。凭执掌大权而寄生的贵族们住在平原，所以称“平原派”。由于贵族横征暴敛，在外族入侵时没人跟随他们去打仗，不断丧失领土，城邦岌岌可危。这三派谁也吃不了谁，不断内斗内耗将招致城邦毁灭。这时出现了一位诗人、商人“先知”梭伦。他不仅能领兵打仗夺回了失去的岛屿而当上了执政官，而且还无中生有地发明了人类**个民主制度挽救了雅典城邦。他引用“中庸平衡”的观念，设计了一套制度，使得三派都各有收益而平衡合作，他还发明了公民大会和法庭陪审团来管束权力，开启了功及千秋的民主政体。—啊哈，又为家琪的“先知论”增加了一个实例。 在中国的周制走向尽头的过程中，出现了500年的春秋战国混战时代，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这时，混乱造就的可以自由之思想的诸子百家们都争相拿出解危的治理方案来，但只有一家—法家独步天下。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反对礼义说教，推崇六亲不认，专重于法、势、术（法是指健全维护王权一尊的法律；势是指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势，独掌军政大权，乾纲独断；术是指驾驭群臣、庶民推行法令的“帝王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其显赫的政绩是结束了混战、完成了向秦制大一统的历史大转变（此处我没有、似乎也没有必要对法家治国方略以及对统一中国作价值判断，因为这是属于摆脱伦理学的独立的政治学问题）。法家的主要“先知”是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等，而韩非是法家治国之道的集大成者。—呵，我又为家琪找到了中国的法家“先知”发明有效治国之道的例证。 13世纪初叶的英国，出了一个金雀花王朝的权力越界的约翰国王，侵犯贵族与教士所界定的权利，而且穷兵黩武与法国人打仗而遭惨败。1215年6月5日，大封建领主、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联合一起，逼迫国王约翰签署了著称于世的一个63条的《自由大宪章》。这就是在英国诞生的由贵族议会管束王权的现代民主制的发端。《大宪章》，成了后来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基石，甚至美国的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也都包含有《大宪章》的思想。国王、主教、贵族分权而治几百年，直到17世纪下半叶发生了使现代民主更上一层楼的“光荣革命”。1688年，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联合推翻了詹姆士二世的统治。因这场革命没有发生流血冲突，被历史学家称之为“光荣革命”。16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奠定了国王统而不治的宪政基础，从此，国家权力由君主逐渐转移到议会。君主立宪制政体即起源于这次“光荣革命”。至此，英国议会与国王近半个世纪的斗争，以议会的胜利而告结束。后来的几百年，逐步扩大选民的阶层，*后是全体公民有同等选举的权利。从《大宪章》运动到“光荣革命”，首先是因为文艺复兴打开了中世纪的精神桎梏，思想者获得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条件，涌现了英国的米尔·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其伦理观与法律观，为自由民主制奠定了社会基础，影响了《宪章运动》和议会改革。接着诞生约翰·洛克的《论自由》与《论代议制政府》，指导了代议制的建立。再接着由参加美国革命的托马斯·潘恩的《论人权》，推进了英国的一人一票的普选。同时期法国启蒙运动思想者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理论以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工业革命社会建立完善的民主宪政治理体系，提供了先知的方略。—哈哈，我此刻闻到家琪的“先知论”也散发着“先知”味儿了。 这两年我曾遵循着家琪早年的“我的问题是什么”，居然对我曾坚信不疑的民主宪政治理体系开始生疑了。我一口气提出了八个困惑（问题）： 1.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宪政民主的根基。然而，民粹主义把“社会契约”给颠覆了。被称为民主宪政世界灯塔的美国，在2020年大选中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特朗普败选了，总统带头颠覆“社会契约”不认输，领着7000多万拥护他的选民（近一半的美国选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硬说选举是民主党作弊，鼓动拥护者冲击国会强行阻止国会宣布选举结果并导致5人在暴力中死亡。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四年内，不遵守国际契约，任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之性，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公约、万国邮政联盟、武器贸易条约、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把国际契约当作可以任意撕毁的废纸。除了美国，法国持续很长时间的极具破坏性的黄马甲运动，不再是以往有组织的合法（合契约）的抗议，政府想妥协谈判都无法找到有权威的代表者订立妥协契约，“社会契约”被去中心化的网络动员抗议方式消解了。 2.我曾在的法国以及整个欧洲民主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其每个公民从摇篮到坟墓都可享受到免于饥饿、免于匮乏等保障，应该是人类*美好的制度设计。然而，当它与民主选举结合，就变成了一个灾厄、一剂毒药。因为，每次选举的候选人，必须承诺他的社会福利政策一定比前任提升得更高，这样才可能当选。那么，这个“一次比一次逐浪高”的“乌托邦正反馈竞选机制”，一定会把经济系统拖垮。由于人性的贪婪无限，其幸福感来自“获得的加法原则”，这就使得这个美丽的乌托邦灾厄无救。 3.本以为光速传播的国际互联网能让每个人获得更大的知情权而“洞明世事”，而现实恰恰相反。自媒体使每个人都获得同等的话语权和全球传播力，于是不仅出现“罗生门”式的各自表述，而且有意无意地纵情制造谎言、谣言争取流量盈利，使得所有“真相死了”。譬如地球气候变暖的科学问题，居然连总统特朗普都敢理直气壮地宣称是科学骗局。原来的追求客观公正的主流媒体为了生存而媚众，也跟着把真相弄死了，居然也跟着说，北极熊在薄冰上挣扎的照片是人工制作的。真相死了，意味着选民选举的判断力死了，民主选举的理性根底就被拔除了，成了乌合之众非理性的 狂欢。 4.当代民主国家还发明了两个无懈可击的“政治正确”观念：一个是提倡价值观的多元、包容与并存；一个是由人权衍生并泛化的人道主义，即要以人道善待罪犯，包括改善监狱条件、对死刑犯给予（注射）安乐死甚至干脆取消死刑。当两个无懈可击的观念兑现成国家管理政策后却瑕疵毕露了。多元价值的价值等效与并存，把社会共识解构了。诚如一句哲言所说：“如果不能给*坏的事情找到一百条*神圣的理由证明它是正确的，那他就不是一个多元价值观的人。”例如，“新冠”来临后，人类本该遵从医学专家的指导进行隔离、戴口罩、注射疫苗等，这本是属于流行病科学防疫措施，但相当多的人却高扬“自由”的价值观作神圣抵抗，其结果是被病毒夺走几百万人的生命。其实，卢梭早就认识到“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自由是有边界的。当群体遇到大的灾难需要合作救灾时，当军队打仗时，个人的一些自由必须让渡出去。此外，人类之所以能孵化并演进文明的社会，恰恰就是在不同阶段建构起了不同的共识而能凝聚全体。另一个泛化到对待罪犯的“人道主义”，就解构了法治。倘若监狱外的穷人都不如监狱内的犯人生活得好，倘若好人都还不能享受安乐死而死刑犯却有了这个待遇等等，社会会不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人类的一部法治史对罪犯进行各种生理性惩罚，就是为了威慑和遏制犯罪；倘若把这都“人道”了，法治将如何“治”？ 5.当代网民们的自媒体自由结盟，建造朋友圈，只接受自己认同的信息，像人体排异反应一样，发着高烧抗拒非我族类的信息。再加上同伴和大数据后台不停地“喂”着只有“我点赞的信息”，就把每个人封闭在“信息茧房”之中。当代“信息茧房人”更蠢、更撕裂、更反智反科学，甚至连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要戴口罩的常识公理都遭蔑视，而铸成了相互咒骂或拔拳相向的高频事件。 6.倘若未来机器人把我们人类的70%—80%的工作替代了，那些靠着社会给予基本的可能是优裕的生存资金的无业者，他们不再是参与创造社会财富的人群，那么，他们还有获得民主选票的合法性吗？若没有，当下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是否会遭到颠覆？ 7.现在的大数据技术都能知道每个人的消费意愿或阅读兴趣，那么它完全能够随时而且准确地了解公民们对各项政策的意见以及欲求，那么，当下民主制度下的议会、国会中的民意代表还要它干什么？这些活人代表被选民选出，因为他们都有人性私欲，完全可能被利益收买而违背民意。而大数据算法，却绝对不会被贿赂。 8.物联网的共享经济越来越发达，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租房、共享美食送派、共享贵重女包、共享贵重首饰……这一切都意味着对于每个人来说，使用权高于拥有权。当人的所有的生活需求都共享化了，虽然支付共享费用的动产部分仍属私有，但原来包括重要的不动产在内的“神圣私有制”还会神圣吗？ 即兴说了上面8条，让我沮丧地发出“天问”：“看来曾成功运行几百年的民主宪政、社会契约等治疗工业时代合作性对抗的灵方，而对于初露端倪的数字化时代的合作性对抗症是否不灵了？或者说起码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了？”当然我要声明，对于阿伦特、哈耶克、波普尔等剖析过并被百年历史检验是失败的极权主义，肯定不是治理未来社会的有效药。 奈何？奈何？ 思想者们，该不该求索而能讲点管用的人类治理的新故事了？ 我当然不属于家琪说的极少数先知，只是提出几个问题而已。但愿这些问题不很愚蠢，那么就可能是在呼唤先知出现的呼号声中加了几个分贝。阿门！ 且慢。我这生性好疑的人，此刻忽然变卦，怀疑起我在上面多次实证过的由家琪提出的“先知论”来了。如果他的判断是一个“概率判断”，可能还可说“所言极是”；但如果是个全称肯定判断，我开始狐疑了。我的思维虚拟地跳回到*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宝地古希腊雅典城邦。那里出了灿若群星的思想者，可是恰恰被没有独立之精神的马其顿一举给灭了。在被毁灭之前，没有出现一位古希腊先知预先拿出救亡的治理体系来。还有，野蛮的西哥特人把高一个数量级的古罗马文明给灭了，当时罗马也没有出现救亡的先知。忽然，我又跳到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书堆里去了。记得他说过，大意是，文明需要外在的压力才能升级，然而，如果外在的入侵过于强大，那就在外在强压下被粉碎了。 那么当下如果气候地向恶变迁超过了不断内斗的人类治理速度；如果有位核大国疯狂政治家在国际权斗中不肯服输按下了核战的按钮；如果人工智能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的无度发展而成为人类的自杀机制；那么，在这些快速毁灭人类的机制发生之前，解难的先知晚来了一步，当下人类社会会不会像古希腊文明一样毁于一旦？ 家琪啊家琪，请原谅，吾爱吾兄，吾更爱生疑…… 祖慰 2022.1于海南岛 引语 我曾在台湾交通大学教过一门通识课—《东西方艺术对视》。 这可不是中规中矩地对东西方艺术史的周全陈述，而是在谈西方艺术时，让虚拟的东方人来发问，在谈东方艺术时，让虚拟的西方人来发问。出乎意料，这般对问对视，让人惊奇地发现，艺术史中竟然有许多至今无解的疑惑。譬如为什么在女人掌权的母系社会敢把爱美的女人塑造得极其丑陋？譬如为什么在几大古文明中只有古希腊神与运动员的雕塑爱光身子，发展出了至今方兴未艾的人体艺术，而其他古文明却没有？譬如西方在探索表现宇宙能量的现代艺术时，东方的中国人却在玩象牙微雕、鼻烟壶内画等造型艺术杂技？又譬如，如科学家般严谨的绘画大师达·芬奇为什么不给他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主角画眉毛？ 一串谜题，一串疑问，无论正史还是艺术史都没有解答。这有点像当年屈原走进楚国先王的宗庙，看到墙壁上画面瑰奇美丽、形象神奇怪异的主宰天地山川的神灵图画，不由得发出的一长串“天问”。 屈原的博大之问，问出了传世之作；我的这些“游于艺”的琐碎之问能问出什么名堂呢？ 无意间，我读到据说名望仅次于维多利亚女王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艺术史家、评论家约翰·罗斯金的一段话：“伟大的国家以三本书合成它们的自传；记载所行的书和记载所言的书，以及记载艺术的书。想了解一个国家，三者缺一不可，其中又以*后一项*值得信任。”这话值得玩味。记载历史精英所言所行的书，都可能受到权力的严重扭曲，而唯独记载艺术的书是当时人的情感和理念的自然流露，无法篡改，因此可成为信史。我甚至想，以后治正史（记载精英所行和所言的书）的史学家们，应该以记载艺术的书来校正他们的著作。接着我又发奇想，曾让虚拟的东西方人对问出那么多的艺术谜题，会不会是我偶然掰开的观看历史小裂隙（窗户）？能否看到一点崭新的历史景观？ 这奇想，让我经常试着去打开这些小裂隙窗户探个究竟，于是就有了这本“怪味”的书。 1 创作于4万年前的人身猫科动物头混种雕像启示了什么大智慧？ 先来看一个超越当代人想象的由原始先民凭借想象力创制的艺术品。 图1.1是一件在德国赫伦施泰因-施塔德尔出土的高28.1厘米的猛犸象牙雕。经碳14测定，它是距今4.2万—3万年的作品。此作品头部像豹也像狮，“享誉全球50载的划时代艺术史巨著”《詹森艺术史》命其名为《人身猫科动物头的混种雕像》。 《詹森艺术史》告诉我们，欣赏这件作品*大的神秘感是其不可思议的创作难度。先要将晒干的猛犸象牙用石器小心劈开，然后将其打磨出心中欲雕作品的基本轮廓。猛犸象的莫氏硬度达2.5，与铜的硬度相似，作者要找到比铜更硬的燧石，刻出细节，如口鼻以及手臂上的细小条纹。接下来再用赤铁矿粉抛光……在4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怎么可能用石器刻出如此精美的牙雕呢？ 现在，我却发现了艺术史上没能记载的另一个更大的神秘。这豹头人身的造型，魔法般地掰开了一道历史的缝隙，突然让我看到了极其耀眼的一道人类智能极光！这光，是一位不知名的德国先祖智人，创作出了大自然中根本不存在的豹头与人身组合的神奇生物之像。这种由想象力生发的虚拟超常组合为人类所独有，在生命界中任何物种都没有这个智能。这作品还见证，这种独有智能，人类在4万年前就具备了。这难道不是发现了人类智能史的新大陆吗？ 几万年之后，我们又在古埃及发现了如出一辙的法老保护神鹰头人身荷鲁斯的画像（图1.2）以及狮身人面斯芬克斯神雕塑（图1.3），在两河流域发现了主神人头牛身鸟翼的拉马苏雕塑（图1.4），在中国发现了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像（图1.5）等等。这些后来的艺术品，当然不是4万年前的德国智人教做的，而是各地智人独立的不谋而合的创作。这说明，凭借想象力进行虚拟超常组合是智人共有的智能。 《人身猫科动物头的混种雕像》首创的将信息超常组合的功德到底有多大？ 被称为“复杂经济创始人”“技术思想家”的布莱恩·阿瑟于前几年出版了一本经典著作《技术的本质》。他写道：“我意识到，新技术并不是无中生有地被‘发明’出来的。我看到的技术的例子，都是从先前已有的技术中被创造（被建构、被聚集、被集成）而来的。换句话说，技术是由其他的技术构成的，新技术产生于其他技术的组合。”这位技术思想家研究出的技术本质是：人类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源自现有技术的组合。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组合思维，不仅是艺术创造之母，而且是推动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科学技术之母！ 无独有偶。20世纪80年代，我采访过中国核潜艇**任总设计师彭士禄先生。我问他，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很穷，工业生产落后，怎么能自主研发出核潜艇？他给我讲了苏联一架米格25战斗机叛逃日本的事件。当时，美国军方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不已，因为米格的性能超过美国的F型战斗机，派来一批美国专家对米格进行“解剖”，想揭示高出一筹的秘密。结果大失所望，他们发现苏联的技术大大落后于美国。可是为什么战斗性能优于美国F型战斗机呢？后来美国人悟到了，苏联人的超越功夫在于常规技术的系统组合之妙。彭士禄总结了一句话：“任何尖端乃是常规之和。”他接着说：“我们能够研发出超过法国**代核潜艇性能的秘密，就是因为我们将中国常规的落后的技术超常组合出了中国式的‘尖端’。”这两个故事，又道出了布莱恩·阿瑟人类技术的进化妙谛，乃是超常组合的判断。 4万年前的《人身猫科动物头的混种雕像》隐藏着一个伟大的人类智能秘籍，我用布莱恩·阿瑟和彭士禄给的钥匙打开密室而取到了：“所有新技术都是原有技术的组合。”“一切尖端乃常规之和。”你若想创造尖端，掌握当下更多的技术组件是必要的，但是，*硬核的还是你是否具有将常规超常组合出新尖端的思维灵性！ 不仅技术，爱因斯坦把牛顿的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超常组合成相对论的四维空间；泰戈尔的散文诗“如果鸟翼携上黄金就不能飞翔了”是把“鸟翼会飞”与“黄金很贵重”超常组合成“如果人被名利所缚就没有精神的升华了”的诗意……由此可见，人类所有的创造，都是信息的超常“组合”；《人身猫科动物头的混种雕像》所启示的“组合”，是人之所以成为创造者的根本秘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