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往日的情书

1969：一切从这里开始
　　1.淑君致叶辛
　　承熹：你好！
收到你的来信，我十分高兴，你终于到上海了！从你的来信以及让小石和冯柏令带来的字条，得知你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受到了一些小小的波折。但那算不了什么，这对我们青年人来说，是经受了一次风雨，你说对吗？
承熹，自你走后，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的。这次我应该送你到贵阳，但事情是那么不凑巧，队里又闹意见，怕他们风言风语的，所以，没能送你，望你原谅！
自你走后，刘小炎天天去陪小妹，因前天，你们队里的男生都走光了，邵竹琴也去二队住，所以，小妹昨天已搬到我们队里来了。我们一定听你的话，和睦相处，互相帮助。你的妹妹，也就是我的亲妹妹，你说对吗？望你和你妈妈放心！
关于你要捎给小妹的东西，你自己送到我家去。我已给家里写信了，可能*近我姐姐要回贵阳一次，你可以叫她顺便带来。关于那个瓶子，我也和家里说过了，我爸爸会拿给你的。
承熹，从你的信中，看出你的心情不怎么好，我劝你不要这样。暂时说来，你应该是幸福的了，你要珍惜这暂时的幸福时光，丢开一切痛苦，在上海痛痛快快地玩一玩，你说对吗？
目前，我们公社已走很多人了，杨柳一队和你们队几乎都走光了，现在只剩下二幢空房子。其他队也走了不少。本来，我也想回去的，公社目前采取的态度是不支持也不硬阻止，但考虑到种种原因，家庭方面的、经济方面的，并且小妹也不愿意回去，我姐姐又要回去了，所以，决定不回家了。
我们一切都很好，请放心！*后，祝你愉快！
刘小炎和王佩群向你问好！
盼你来信！
王淑君
1969年11月29日
　　【附笔】
这是我妻子写给我的**封信。那一年，她18岁，我20岁。
那是秋末冬初，劳动了一年以后，贵州乡间进入了冬闲时节。我花30元钱，买了一张车票，回到了上海。在给妹妹写信的同时，也给她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她给我的复信。
可惜的是，*初我写给她的几封信，她都没有保存下来。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恋爱阶段，从她的来信中也可以看出，我们只是比其他男女知青稍接近一些，就惹起了一些“风言风语”。这就是她在信末端端正正署上“王淑君”三个字的原因。
但是，从信中的字里行间，看得出她对我的关心和柔情。
　　承熹：你好！
自贵阳回来后，看到了你的两封来信，使我十分高兴。但没有及时给你回信，想必你也能原谅我吧？回队以后，就开始出工，是薅麦子。起得早睡得晚，所以，也没有空余的时间，但这只是客观因素，主要是因为近来心情很不愉快。
目前，我们这里一切如旧，关于小妹，我一定会很好地和她相处的，请放心。小妹总是那么活泼、可爱，和她在一起，的确能使我开朗不少，忘掉心里的一切苦闷。就是有一点，小刘的脾气不太好，常常让我和小妹觉得不开心，尤其和邵竹琴相处以后，不知从哪儿听来一些是非，起初，我觉得很生气，但后来想到你每次来信所提到的“小事糊涂些，有些事记在心里”那句话，就觉得这样做是没有意思的，只要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看人，也不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要多看看人家的优点，心胸开阔一点，你说是吗？唉！这就叫做人，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安慰自己了。
从你的来信中，得知你目前生活的很愉快，让我感到欣慰不少，做人嘛，本来就是那么一回事，美好的青春，为什么总要忧忧悒悒地白白浪费呢？年轻人就要振作起精神，看到光明，看到美好的未来，朝气蓬勃地生活。承熹，你说我的想法对吗？如认为对的，望你也能这样做。但是，我也不是一条糊涂虫，过去了的一切，已在我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痕。从我刚刚懂得生活开始，生活的艰难就已赤裸裸地摆在我的面前，对于这一点，我不是不懂的。我也曾为生活忧愁过，但发现这样是没有意义的，应该学一学“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那些人，反正“船到桥头自会直”的，所以，望你今后不要这样说了，真正的友谊，不是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的，如果这样，我觉得这种人实在是太卑贱了，但我们也应该看到现实。不过，我总觉得，应该尽量在苦中找乐。目前，*主要的是使自己身体健康，这样愁东愁西的，会把身体毁了的，这也就是毁了自己的一切，你说我的想法对吗？
关于上海市慰问团的事，小妹也一定跟你谈过了吧？所以，你可以尽量放心地在上海多玩一段时间。
今天，邵竹琴回上海，小妹和刘小炎都去送她了，就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写得很不好，也没有写到你所要求的那些事，但我今天实在是不想写了，以后慢慢告诉你吧。望原谅，不多谈了。
　 祝健康、愉快！
淑君
　　1969年12月20日
　　1970：苦涩日子里*珍贵的
　　2.淑君致叶辛
　　承熹：你好！
上次写给你的信收到了吧？不知你近来生活是否愉快？身体可好？很是想念！
现在，这里的天气已是十分寒冷了，气温都在零度以下，昨天已是零下9度，但据农民们说，这还不算冷，更冷的天气还在后头呢！一眼望去，已是一派北国风光的景象了。由于天气冷，一点事儿也不能做，真觉无聊。所以，要在这里度过整个冬天，对我们说来，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了。
　 现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很好，请放心。
　从你给小妹的来信中，得知你在文学研究上很成功，使我很高兴，在这里，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望你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但遗憾的是，我却没有看到过你的作品，以后有机会，能给我看几篇吗？
承熹，不知什么原因，近来越是空闲，心里就越是觉得不快，难道我们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在这个山沟沟里度过自己美好的青春，甚至一生吗？“前途”这两个字，在我心里永远是一个问号！不多写了，手都冻僵了。
祝新年好！
淑君
1970年1月7日晚
　　承熹：你好！
你在本月3日发出的信，我们13日才收到，正想给你写回信，恰巧又接到你11日发出的信，所以，关于这里的许多事，让我放在一起来谈吧！
从你的来信中，知道你为小妹和小刘闹分歧的事，很不放心。但请你相信，事情的发展，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现在这里的空气已经比较缓和了。虽然内心不然，但我们也别管这些了，反正这就叫做“人”，这一切，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上这种事多得很，是没有一个人不会被别人议论的。但我不相信这一套，只要自己站得正，坐得稳，就不怕风吹浪打，你说对吗？你让我告诉你所听到的一些流言蜚语，我想在信上也不便谈，让我以后慢慢地告诉你吧，反正都是一些无中生有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我和小妹为了送王佩群回上海，在贵阳住了几天，回来后她对我们的态度就大不一样了，尤其是对小妹，这些我在以前就告诉过你。但我们总是抱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态度来对待她，曾征求过她的意见，但当时她却无话可说。不过从她平时的一些言行中，我猜想她主要是听信了一些流言蜚语以及自己心胸狭窄所致。虽然她对我还是如旧，但她的内心世界在这件事中已经彻底暴露了。通过这件事，更让我进一步认识了这个社会，认识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这倒是一个不小的收获！
　 你的几次来信，都让我谈谈我的过去，我也实在谈不出什么，主要是水平有限。今天，在这里就简略地跟你说说，以后见面时我们再详细说。
　我的童年，可以说是在一种快乐而又平静的气氛中度过的。那时，我父亲不在家，母亲每天要上班，虽然哥哥姐姐都十分喜欢我，但是，他们从来不让我到弄堂里玩。他们放学以后的一段时间，是我*快乐的时候了，由于如此，我自小就养成了一种好静的习惯。
　 读书以后，由于成绩优良，班主任十分喜欢我，担任中队主席，在同学之中，也颇有一点儿威信。所以，小学时代，可以说是在表扬声中度过的。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我不免产生骄傲的情绪，听不得半点儿批评，为此，父母和哥姐对我的批评是不少的，但这些批评，却没有真正地触及到我的灵魂。
进中学以后，由于我们的班主任十分重视阶级路线，她轻视出身不好的人，这个打击对我太沉重了，我渐渐地变得沉闷了，也开始认识到了家庭的历史。从此，我百事不管，上课到校，下课离校，为此，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声春雷，彻底地拉开了社会的大序幕，它使我变得聪明起来，但我对于这一切，都抱着旁观者的态度。在这段时间里，我是一个彻底的逍遥派，除了家务劳动以外，就跟哥哥一起学照相（哥哥是个摄影爱好者），看看书，同时，家庭的问题更彻底地摆在我的面前。我开始尝到了生活的艰难，并和父母一起分担着这一切。毕业分配开始，我没有做任何努力，随着时代的潮流，被卷进了“上山下乡”的高潮中，就这样，来到了贵州山区。
这就是我过去的生活。生活，给予我一些什么呢？除了童年时代尝到的一点快乐，它所给予我的是忧愁和痛苦。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生活，实在是毫无意义的。我很想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些，但是这一切都是环境所致、社会所致，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目前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社会上的一切事情，已把我搞得懵头转向，我自觉是非常幼稚的，在生活这条漫长的道路上，刚刚迈开了**步，更加艰难的生活历程还在后面呢！
从你的来信和家里的来信中，知道上海目前疏散工作进行得很紧张。我家也是要疏散的，父母今后还不知要去哪里呢。想起我的家庭，我心里就甚感凄凉。
别的也没有什么，目前这里一切如旧，就是天气太冷了，手脚经常是僵的，天天不出工，在家呆着觉得很无聊。
祝愉快！
淑君
1970年1月17日晚
　　承熹：你好！
我已于本月3日到达这里，本该早就给你写信，但考虑到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未动笔，望原谅。
　 今天，接到你的来信，知道你准备9日来接小妹，我是这样考虑的：如你有事，来一次，也不妨；如只为接小妹，我想你就不必来了。这样可以节约点车费，反正我和哥哥可以去接她。并且，回久长，我哥哥可以送我们到贵阳。我这个建议不知提得是否恰当？我这样实事求是地说，你不会生气吧？
我准备等她来后，休息一天，11日上午乘94次列车一起回久长，我已去信告诉刘小炎，大概她也告诉你了吧？所以，希望你这天到久长车站接我们，可能的话，多找几个人来，好吗？余言面谈。
　 祝好！
淑君
1970年4月7日
　　【附笔】
从前一封信的1月17日，一下子跳到这封信的4月7日，是因为她和我妹妹叶文*终还是没有在山寨上度过冬天和春节。就在春节前些天，她们一同回到了上海。
而我，由于比她们早回上海，一过完春节，就匆匆忙忙地回到了山寨。她们是迟至3月底4月初才由上海回到贵阳的。
这封信，就是在她们到了贵阳市郊一个叫二戈寨的地方，她写给我的。
当时，她的姐姐在贵阳南站工作，在二戈寨的铁路新村里有一个小小的家。那里，后来也是我路经贵阳时常常落脚的地方。
贵阳，虽是个省城，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附】我的省城情结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省城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不但是陌生的，而且是有点骇人的。
记得*初接触到省城贵阳，是我们初来乍到的1969年早春。在上海上火车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此行的**站是贵州省的省会贵阳，然后，再由贵阳分别奔赴各自将要去的乡村插队落户。但是，当我们疲惫不堪地坐了两天两夜火车，即将抵达贵阳的时候，我们接到通知说，我们必须在贵阳前面100公里的一个小站贵定下车，从那里分乘卡车直接到各个县城去。什么原因呢？据说是贵阳的两派正在武斗，怕不长眼睛的枪弹伤着听毛主席的话远道而来的知识青年们。而当我们真的乖乖地坐上卡车分散走开以后，却叉被人告知，真实的原因是怕我们这些上海来的小将们卷入当地的两派斗争，把已经非常复杂的形势搞得更复杂了。
第二次接触到贵阳，对我来说就更为难忘了。那是1969年的盛夏，由于水土不服，由于山乡里连月的体力劳动，也由于吃得过于简单，我的牙痛得难以忍受，而在乡村又治不好，只得到省城里去找医生。哪晓得牙没治成，反而在省城里遇上了荷枪实弹的武斗，平生**次听到了真正的枪声。害得我第二天步行了近100里的山路才回到了乡村。为此我写过一篇短文。
再后来，武斗的风波虽然是平息了，但从省城里传来的消息，总是让人心惊胆战的。一会儿说什么小偷们在开会，一会儿又说在公安厅门口有人开枪；一会儿讲骑兵旅的马队是一色的白马、威风凛凛地在省城的大街上检阅，一会儿传去年10月1日的肉票到今年的5月1日还没买上肉——听来总是让我们哭笑不得。
农闲时节，耐不住寂寞，知青们成群结伴地进过一次省城，留下的印象就是小摊上难得一见的猪头肉上叮满了苍蝇，黔灵公园里的动物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几乎所有的公共汽车上都没有窗玻璃，而且过站都不停；百货商店里不是少这就是缺那，小偷多得防不胜防，而火车几乎永远都是晚点的。一句话，印象差极了。回到乡间，知青们说起来，总是不住地摇头，并且说与其住在这样的城市里，我们宁愿回到乡下来清静。
总之，每去一次省城，我总要想起临离开上海时母亲告诉我的那个地方只有一条街的话。母亲是抗战逃难时路经贵阳的，她的记忆已是久远的往事。我曾经在茅盾先生的文集中也读到过类似的描述。和只有一条街时的贵阳相比，我们见到的贵阳算是像个省城的模样了。但是，从心里来说，我和大多数知青的心情是一样的，不喜欢这个城市。
但绝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我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居民，而且一住就是8年。1982年，当我搬进这个城市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习惯了乡村里的幽静生活，习惯了山野的情趣和大自然的风光。但是，我必须走出来。《蹉跎岁月》这本书的出版和电视剧的播出，使得本省和外省的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们要来找我。他们大多数是来约稿，也有来拍电视专题的，来采访的，来做文学访谈的，来交朋友的。我居住在深山老林一般的猫跳河畔的水电站上，两天才有一班从省城开来的班车，只停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使得要来找我的人很不方便。有一次，四川文学研究所的一位年轻评论家从成都拍来电报说要来找我，他从成都飞到贵阳，又从贵阳坐了颠簸的班车来到水电站，在水电站修建的歪歪斜斜的芦席棚招待所里整整住了3天，完成了预定的关于写我的报告文学的任务。回去那天，我攀山走小路，送他到设在岭腰间由木板搭起的临时汽车站，才拿到他在成都拍来的电报。他虽然离开了水电站，但是，到了贵阳之后，还是没有买到回成都的机票，结果只得在旅馆里过了春节。这件事使我至今想起来心中都不是滋味——类似的难堪事当然还不止这一件，遇到的多了就促使我下决心要到城市里去。我的户口早在1979年就已落进了贵阳，于是，我们小小的三口之家就此成了省城里的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