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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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美好的夏日傍晚，七月的*后一个星期一。霍兰德夫妇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来到了林肯中心。他们可能先在什么地方碰头——也许是在广场的喷泉前，也许在大厅，谁知道——再一起上楼来。伯恩·霍兰德是个律师，在帝国大厦跟合伙人有几间办公室。他大概是直接从办公室过来的，来这里的人多半西装革履，他并不需要换衣服。
他大约五点多离开办公室。他们家在哥伦布圆环与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西七十四街，所以他还有足够的时间先去接他太太。他们一起慢慢地走到林肯中心——也就半英里远吧，花不到十分钟时间。我跟埃莱娜也是这么悠闲地散步过来的。我们俩的公寓在第九大道与五十七街的交会口，但霍兰德夫妇住的地方要远一些。也可能他们不想步行，是叫出租车，或是乘公共汽车来的。
总之，他们到了那里。时间还相当宽裕，可以在晚餐前先喝上一杯。霍兰德先生五十二岁，个头不小，有六英尺二英寸；下巴很结实，额头很高。年轻时是运动选手，现在每天仍到中城的健身房运动，但是，中年发福的痕迹终究无法完全抹去。年轻时的他，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现在的他，看起来富态稳重得多。霍兰德先生一头深色的头发，太阳穴附近已有些银灰；眼睛是褐色的，一般人会觉得这种眼色的人过于警觉猜忌，不过，这多半是因为他听得多，说得少的缘故。
他太太的话也不多，长得很漂亮，虽然不再年轻了，但岁月让她变成了一个端庄秀丽的妇人。她及肩的头发是黑色的，有几缕红色的挑染，整整齐齐梳在脑后。她比霍兰德先生小六岁，身高也差了好几英寸；不过，她脚上的高跟鞋弥补了不少差距。二十多岁结婚之后，她确实胖了好几磅；可当时的她跟模特儿一般清瘦，稍微胖一些也不难看。
他们俩站在埃弗里·弗希尔厅，各拿一杯白葡萄酒，随意拿些点心的模样，至今仍然在我眼前，栩栩如生。既然如此，也许我们曾和他们擦身而过，点头微笑，也可能是我见到了这么美丽的女人，所以多打量了她几眼。我们跟霍兰德夫妇，还有上百位宾客，那天晚上都在场。难怪稍后我见到他们的照片时，总觉得似曾相识。但说实话，我那天到底有没有见过这对夫妇，自己也没有什么把握。也有可能是其他时候我们在林肯中心或卡内基音乐厅遇到过，也不能排除在我家附近见过他们的可能。我的目光可能扫过他们多次，却始终没有正眼细看过，就和那天晚上一样。
我遇到了别的熟人。埃莱娜和我跟雷·格鲁利奥还有他的妻子米歇尔聊了几句。埃莱娜把我介绍给几年前她在曼哈顿上课的同学、一对经常上门照顾她生意的热心夫妇。我也让埃莱娜见过我的朋友。一个叫埃弗里·戴维斯，是我在三十一俱乐部认识的房地产大亨；另外一个是端点心盘的侍者，是我在圣保罗教堂匿名戒酒协会认识的。我只知道他叫做弗利克斯，姓什么可就不知道了，估计他也不知道我的姓氏。
我们还见到了一些久闻其名，但一直无缘结识的名人，芭芭拉·沃特斯、贝弗莉·蒂尔斯都在场。这是纽约仲夏音乐节的开幕酒会，喜欢莫扎特的人在这个夏天可以听个痛快。捐两千五百美元以上赞助这个音乐节的人士，会被邀请参加感谢晚宴，享用晚餐和鸡尾酒。
埃莱娜总喜欢把她做生意赚来的钱攒起来，拿去投资城里的出租产业。纽约的房地产是个只赚不赔的行业，谁都能蒙着眼睛做成一笔好交易，更何况是埃莱娜这么精明的女人。她本来就是那种很少出差错的人，处理自己的生意更是游刃有余。如今，她已买下我们俩在凡登大厦的公寓，还有一套皇后区的公寓在出租。从经济上看，我和埃莱娜都不缺钱，完全不用工作，过几天清闲日子。可我还是干着侦探的老本行，埃莱娜也还是在第九大道往南几条街的地方开她的小铺子。我们都挺喜欢目前的工作，赚到的钱也不愁没有地方用。话说回来，就算是没有人雇我调查事情，或者埃莱娜卖绘画、古董的小铺子没人光顾，我们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
我们俩都觉得应该把一部分的收入捐出去。几年前，我有一个习惯：把收入的十分之一顺手放进随便哪个教堂的捐款箱里。近些年来，我想得多了，对于这种做法，有些保留，但是，我还是会找别的机会，把钱捐出去。
埃莱娜喜欢赞助艺术活动。要论听歌剧、参加画廊开幕式、博物馆展览的次数，我当然不及她——但是，我去棒球场，拳击场的次数，可比她要多得多。至于音乐，不管是古典的，还是爵士的，则是我们共同的兴趣。爵士酒吧不会要我们捐钱，*多收点入场费；不过，我们可是寄了不少支票给林肯中心和卡内基音乐厅。他们的回报是希望我们多参加他们的活动，今晚就是个例子——有饮料、套餐，还有音乐节开幕式的贵宾保留席。
六点半，我们坐上安排好的餐桌。同席的还有三对夫妇，我们自我介绍，一边吃，一边聊天，很是亲切。如果问我这三对夫妻的姓名，我即使不全记得，也能说上个八九不离十。但，这有意义吗？自此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们了，在这故事里，也没有他们的角色。伯恩与苏珊·霍兰德没和我们一桌吃饭。
他们坐在别的桌子上，我后来才知道，霍兰德夫妇俩在大厅的另一头。可能我之前见过他们，但在那天的晚宴上，我肯定没有去看他们。听音乐会时，他们的座位就在我们前两排，但他们在中间位置，我们则偏左一些。因此，除非幕间休息时偶然遇到，我应该不会见到他们。
晚餐相当可口，同桌的客人也还算是谈得来。演奏更是动听，这个音乐节的主题是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和交响乐《布拉格》是音乐会的主题，其间点缀了德沃夏克的交响组曲。节目单上说莫扎特与德沃夏克好像有点渊源；还是说莫扎特与布拉格有点关系？要不，就是莫扎特写过交响乐《布拉格》，而德沃夏克又是捷克人，所以把两者联系在一起了？实在搞不清楚，我没花太多心思在这上面。我就坐在那里，听音乐。音乐会结束后，我们就回家了。
霍兰德夫妇是走路回家的吗？现在已经无从知晓了。没有出租车司机说自己曾经载过这对夫妇。路上的行人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他们大概是乘公共汽车回家的吧。但依然没有目击者出现。
那么，还是走路回家的可能大一些。只是霍兰德太太穿着高跟鞋，或许会减少她走路回家的兴致；但是，那天夜凉如水，不闷，不湿，两个人身体都挺好，一时高兴，就这么边聊边走回家也说不定。音乐会散场之后，外面总有一大排出租车在等候，但却有更多人抢着招手，所以走回家更加简单轻松。不过，还是那句话，没人知道他们是怎么到家的。
演奏会结束，指挥鞠躬下台，乐师鱼贯出场，伯恩与苏珊·霍兰德只剩下一个半小时的生命。
当然，我没有证据，但根据我的想象，他们是走路回家的。他们俩聊了不少事情——刚刚听的音乐、餐桌上那个粗鲁的同伴，在这样的夜色下，散步于纽约街头，又是多么愉快的感受。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是沉默的，这种沉默是和谐的，是结婚多年形成的默契。
过马路的时候，他牵着她的手，她也正伸出手来，寻觅他的指引。他们就这么手牵着手慢慢回家。
他们的房子是豪华的褐石盖成的，位于七十四街靠近下城的那一端，大概在这排房子中间的位置。这幢房子是他们买的，上面三层他们居住，一楼和地下室租给一个高档古董店的老板。二十六年前，他们买下这幢房子，主要靠的是继承来的财产，花了二十五万多美元；幸好有古董店租金的收入，应付税和维护费用绰绰有余。现在，这幢产业的价值起码是过去的十倍；楼下古董店的租金一个月更高达七千五百块，霍兰德夫妇一年的税都用不了那么多。
如果不是当初投资正确，他们现在一定会笑着说，他们可负担不起这样的豪宅。霍兰德先生当律师，收入相当优厚——他们的女儿念了四年私立学校，不但没有跟银行贷款，就连存款都没动用——只是这些年来，他们无法离开纽约，或者再买一幢价值三百万的房子。
他们俩可用不了这么大的地方。买这幢房子的时候，她正巧怀孕了。五个月后，孩子流产；一年内，她再度怀孕，生下他们**个女儿，克里斯廷。两年后，独子肖恩出生。肖恩十一岁的时候，参加少年棒球联盟赛，被球击中头部，伤重不治而亡。死亡来得很突然，一时之间，两人都不知所措。接下来的那一年，他每天烂醉如泥，难得清醒；她则是与朋友的丈夫勾搭上床。随着时间过去，两人的伤口慢慢愈合。霍兰德先生渐渐戒掉了酒精，霍兰德太太结束了婚外情，回归家庭。这是他们结婚以来，**次出现紧张关系，也是*后一次。
她是一个作家，出版过两本小说和十几个短篇故事。她的写作生涯并没有为她带来什么利润。短篇小说偶尔在杂志上发表，没有稿费，*多得到点名声和一些作者赠书罢了。两本小说虽然评价不错，但销路却不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印了。不过，她很享受创作的过程，并不怎么在意物质回报；常常看到她一个星期有五六天都坐在桌前，蹙眉沉思，寻词觅句，反复推敲。
她在顶楼有间工作室兼办公室，她在里面写小说。他们的卧室，克里斯廷的房间和伯恩的居家办公室，都在三楼。克里斯廷二十三岁从韦尔兹利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中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前一年，她跟男朋友同居，分手之后又搬了回来。她经常在外面过夜，说要有个自己的地方。可是纽约的房租简直是天价，合适干净的房间又很难找；她的房间舒服、方便、亲切，再怎么不愿意，也找不出不住在这里的理由。霍兰德夫妇也很高兴有女儿做伴。
他们使用的*低楼层是二楼。褐石豪宅的住户都清楚，这里就是所谓的客厅；房间比较大，天花板也比其他楼层高。霍兰德家的厨房很宽敞，放得下正式的餐桌；真正的餐厅被他们改装成书房与音响视听室。他们也有待客用的起居室，地板上铺着东方地毯，艺术家具看起来很风雅，使用起来也舒适；火炉旁是直到天花板的整排书架。起居室面朝西七十四街，厚厚的窗帘已经拉了起来。
在窗帘的后面，有一把老橡木的大椅子，还有深褐色的皮革镶饰，非常名贵，上面坐着一个人。另外一个人在火炉边踱来踱去。两个人正在等待。
这两个人已经在房间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他们是在伯恩与苏珊·霍兰德夫妇中场休息，重新回到座位时，闯进他们的住宅的。音乐会结束后，他们已经把霍兰德家里翻过一遍了。这两个胆大妄为的歹徒毫无顾忌，翻箱倒柜，掀开桌子，把书架上的书扔了一地。他们在梳妆台的抽屉里找到了价值不菲的珠宝和小摆设，在办公桌和衣橱的暗柜里找到了现金，在厨房的橱柜里找到了银器，还在别的地方找到了值钱的财物。他们掏空了两个枕套，塞满了他们精心挑选的赃物；但是，他们依旧待在起居室里。他们大可背着赃物，在霍兰德夫妇回家前离开，但他们却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一个人在炉边踱步。按照我的想象，他们应该已经捞够了。今晚的收获着实丰硕，可以回家了。
但他们没有。如今已无路可退。霍兰德夫妇到家了，他们已经踏上通往前门的大理石阶。他们可曾感觉到家中被人入侵？有可能。苏珊·霍兰德是那种原创性的艺术家，有着与生俱来的直觉。她丈夫则比较传统、务实，被训练得只会处理逻辑和事实，但是，他丰富的经验也可能会提醒他，家里有些不太对劲儿。
她显然是觉得有些不安了，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臂。他微微转身，看着他的妻子，好像觉察到妻子脸上的紧张神色。几乎所有人都有这种本能，不知怎么的，感觉到一点不安的征兆，得到一点骚动的信息；但是，大部分的人会抛开这说不出道理的暗示，认为是自己疑神疑鬼，完全不理会个人体内的早期警报系统。还记得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吧，监测数据已经显示状况异常了，但监管人员却认为是仪器故障，完全不予理会。
他掏出钥匙，插进锁孔。屋内的两个人都听到了外面的声响。坐着的那个站了起来，踱步的那个朝门边移动。伯恩·霍兰德转动钥匙，推开门，先让苏珊进去，自己跟在后面，也进了家门。
他们看到屋里有两个人。但为时已晚。
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霍兰德夫妇又是怎么求情讨饶，讨价还价，但是，这两个歹徒心意已决。他们拿出点二二自动手枪，装上消音器，对着霍兰德先生开了三枪，两枪打中心脏，一枪打中太阳穴。踱步的那个强奸了苏珊·霍兰德，前后都来，在她的肛门射精，又把拨火棍插进她的阴道；另外一个人就坐在橡木椅子上看着整个过程，冷眼旁观，不动声色。当然他也可能催他快点干，抓着她的头发，向后扯，用力得把头发都给扯了下来。然后，顺手用从厨房抄来的利刃，割开她的喉咙。这是一把碳素钢刀，刀锋呈锯齿状，制造商保证说，这种刀连骨头都可以砍断。
我可以想象出整个犯罪过程，就像我想象得出霍兰德夫妇手拉手过马路一样，甚至这两个人是怎么等待他们回家、谁坐在那张有皮革镶饰的椅子上、谁在火炉边踱来踱去，我都可以在脑海里巨细靡遗地描绘出来。我让我的想象力跟事实糅合在一起，绝不曲解附会，只在空白处填补润色。举个例子说，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伯恩还是苏珊有那种感受危机暗藏的直觉，说不定两个人都觉得有些不安。我也不知道强奸苏珊和挥刀砍死苏珊的凶手是不是同一个人。也许他还在她体内的时候，就把她给砍死了，因为这样更有趣。也许他真这么干了，说不定得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也许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
苏珊·霍兰德坐在褐石楼房顶楼的书桌前，任想象力驰骋，写她的小说。我读过几篇，结构紧凑、情节丰富，有几个故事的背景在纽约，有几个在美国西部，还有一篇发生在不知名的欧洲国家。故事中的角色时而内敛深沉，时而莽撞冲动；读起来无甚趣味，但很有说服力，仿佛真有这个人似的。虽然我也知道这是她想象的产物。几个主角撑起故事的情节，然后寻找事实加以支撑，或是彻底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