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等教育的质量与权力

nbsp; 序
    王英杰
    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人们对高等教育促进国家发展、
社会进步和个人成长寄予极大的期望，但是在大学的现状和
人们的期望之间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
总干事长费德里克·马约尔认为，“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的
高等教育都处于危机之中”。自马约尔的讲话至今已经过去
了十几年，但是危机似乎不但没有减缓，而且还有加剧之势。
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甚。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大发
展、大改革和大动荡的时期。大学规模急剧膨胀，校园建设
方兴未艾，日新月异，科研课题和经费逐年攀升，学科专业
与日俱增，教学改革花样翻新，行政管理推陈出新，校园内
彩旗飘飘，标语横幅目不暇接。但是，在这一片繁荣之下，
大学却危机四伏，出现了资源危机、价值危机、制度危机、
质量危机和公信危机。
  一、高等教育规模急遽扩张，而政府支撑能力不
    断下降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势汹涌澎湃，
势不可当，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紧随其后。不
同国家采取了不同的扩张模式，美国以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
为主，以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构迎接大众化的挑战，由州政
府和联邦政府共同支撑高等教育规模的急遽扩张；西欧国家
则改革了大学录取制度，使所有中学毕业生均具有了进入大
学的资格，可以在大学免费学习，为此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拿出了巨额经费支撑高等教育，但是大学生的游行抗议仍时时出现；日
韩政府除了增加教育经费发展公立高等教育之外，还制订政策支持私立高等
教育的发展。今天这些国家已经进入普及高等教育阶段，但是大学的财政还
存在危机。美国在*近十年，高等教育经费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公共经费减少
和学费上涨，现在大学学费平均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两倍，50个州中有44
个存在收支上的结构性鸿沟。西欧国家为了克服大学财政危机，纷纷开始或
考虑收取学费。日本则通过大学法人化，来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我国高等
教育的大众化走了一条与以上国家均不相同的道路。首先，我们扩大高等教
育的一个重要初衷是拉动经济，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次，我们的扩
大招生并没有伴随着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急遽扩大，这在世界上也是极为鲜
见的。这就造成了我们的扩招与学费上涨相伴而生，许多大学，特别是地方
大学和民办大学靠扩招而生存和发展。可以说我们的大众化在一定程度上是
靠家长的学费支撑起来的。也许这是我们在政策上的一种无奈选择，美国在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6％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 247美元，而我国在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 090美元(根据当
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换算)。因此，我们可以说，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大众
化在现阶段导致了大学更深刻的财政危机，与财政危机相伴而生的是以下急
待关照和解决的问题。
    首先，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依然严重。从战略上看，随着高等教育规模
的急遽扩张，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趋于缓解。但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
级阶段，仍然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收入人群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严重
不平等的问题，可以说高等教育仍然在复制和强化社会的不平等。我国大学
扩招伴随着大学学费的急遽增长，而大学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制度尚不完善，
从而使得一部分弱势群体子女入学发生困难。在我国还存在一个特殊的问题，
我国高等院校的地理分布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些省市院校高
度集中，而另一些则极度缺乏高等教育资源。由于中央政府高等教育经费的
短缺，高等院校或者下放给地方或者中央与地方共建，这就使得大学不得不
在所在地不成比例地扩大招生，从而造成了地区间高等教育机会差距的扩大。
在少数城市高等教育已经普及，而在许多省区，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高等
 教育仍然停留在精英教育阶段，仍然是少数人享有的特权。
    其次，大学内部生均教育资源极度短缺。我国大学的扩招是典型的自上
而下的政府高层决策，教育行政部门事先没有计划，大学没有准备，突然启
动，1999年当年招生就扩大了45％，此后连年扩大，虽然在*近两三年，教
育决策部门决定放缓扩招速度，但是已经很难控制大众化的进程了。在这种
情况下，大学不能不把有限的经费主要用于校舍的建设，即便这样，生均的
学习和生活空间仍然非常紧张，更不要提生均教学和实验设施、生均图书、
生均电脑和上网时数、生均教师和生师互动时数、生均体育、娱乐和卫生设
施了。这种短缺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教育质量。
    *后，大学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我国大学在应对扩招和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所带来的财政压力时，不大可能寄希望于政府的持续和大量的拨款，学费
的增高从世界其他国家的实践和我国的现实来看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其他收
入又非常有限，因此大学普遍采取了向银行贷款的举措。以我国大学目前的
支出和收入情况来看，大学在可见的将来能够连本带利偿还的可能性极低，
极有可能造成银行的呆账。就企业而言，在出现这种情况时，银行还可以诉
诸法律，拍卖企业，补偿部分贷款。但是，对于大学，基于稳定的考虑，恐
怕很难迈出这一步。因此大学的贷款很可能转化为纳税人的负担。
  二、大学的商业化
  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疯狂消费的时代，一个市场规律和竞争法则影响
和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时代，一个镀金的时代。从制度安排来看，教育
成为服务产品(世贸组织关贸总协定)，私有化和民营化正对高等教育体系产
生强劲的冲击；从观念来看，“市场至上”正在成为人们的*高价值准则，影
响人们和组织的思想和行为，传统的价值观念在市场主导的社会中愈来愈软
弱；从行为来看，追求利益的*大化正在成为个人和组织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和终点。但是，大学必须警觉，如果大学失去守望社会的职能，不能给人类
以终极关怀，那么就会异化为追求利益*大化的另类机构，从而被边缘化，
失去独立存在的基本理性。
    当前大学的商业行为正日益演化为大学日常的基本行为，影响着大学的
 职能和使命定位、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发展方向。但是大学的商业行为并不是
  什么新的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当我国大学经费极度短缺的时候，大
  学就普遍开始办企业经商。今天大学经商的奇特之处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
  于它的史无前例的规模和范围，它渗透在大学的几乎各项工作之中，几乎没
  有什么不可以作为商品“上市”交易。大学的商业行为已经弥漫和渗透到大
  学的学术中，给学术带来极大的伤害，使大学在公众中的信任度迅速下降。
    **，大学在招生的过程中出现了制度性的腐败，形成了招生的潜规则，
  当然这主要发生在高考成绩处于边缘状况的人群，应该说绝大多数的考生是
  经过公平竞争进入大学的，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确实存在着权钱与入学机会的
  交易，教育在中国已经成为民众投诉*多的行业之一。第二，中国高等教育
  市场处于空前的无序竞争之中，大学的行为导致了这种混乱状况，大学参与
  了各个层次高等教育和培训的竞争，浪费了自己宝贵的教育资源，贱卖了自
  己的无形资产，打击了高专、高职和民办高等学校。每年在火车站上映的抢
  生源大战，简直使斯文扫地，大学蒙羞。大学甚至深入到基础教育领域，到
  处挂牌，以实验之名，行营利之实，为我们基础教育的诸多问题雪上加霜。
  第三，大学专业设置随波逐流，趋势、迎利、媚俗，对于市场一时的热门，
  不管自己是否具备条件，一窝蜂上，*典型的莫过于MBA的滥设和批量上
  市。大学还生编硬造出一些专业，冠以国际等桂冠，包装销售，高收学费，
  欺骗学生。第四，在大学商业化的大潮中，大学的管理者不由自主地把自己
  视作企业的主人，而教师则沦为雇员，大学简单借用了企业的聘任、管理和
  奖励制度，甚至把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中的管理办法搬到大学中来，完全忽略
  教师的职业特点，对教师的劳动记分积点，严重压抑了教师的首创精神，打
  击了教师的积极性。第五，大学在校园中没有积极营造学术文化，而任由商
  业气息蔓延，校园内终日彩旗飘飘，标语口号日日更新，不绝于耳，校园周
  边灯红酒绿，浮躁之风愈演愈烈。
    大学的商业化对教师的价值取向也产生了消极影响。教师们为了功利的
  目的，在商业化的聘任和奖励制度的压力下，在科研中不得不更重量而非质，
 一年动辄发表几十篇论文和多部专著，需要投入多和需时长的基础科研被冷
  落。更有甚者，在学术上造假、抄袭，严重败坏了学术风气。一些教师在工
 作的优先选择上也产生了偏差，他们视科研为名之所在，校外活动为利之所
在，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研与校外活动中，忽略了教学，不关注学生的需要，
忘记了“师垂典则，范示群伦”的神圣职责。
    大学的商业化对学生的专业选择、课程选择、就业选择和人生道路选择
都产生重大影响。商业的价值原则渗透到学生日常的生活和学习活动中，班
干部的选举、优等生的评选，甚至入党入团都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学生们举
办的体育和艺术赛事以及一些社团活动经常具有显著的商业色彩，考试作弊
现象屡禁不止，终成顽疾。大学的商业化对学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造成了
持续的，甚至可能是终生的影响。
  三、大学的官僚化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学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势对世界许多国家大学
管理产生重大影响。一是大学规模急遽膨胀，许多以本科生为主、规模仅为
千人的大学发展成为数万人的多元巨型大学，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管理机构
也不断扩张和加强，加速了大学管理的科层化。二是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大
学的干预，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管理超越了学术成为应对激烈竞
争性市场挑战的主要动力源泉。当前大学的变革可以从一种范式的转变来认
识，大学正在经历从传统的学院(学者社团)精神向经济理性主义和新管理
主义意识转化。高等教育这一发展趋势可以从一套新的话语体系在政府和大
学的各种文件、新闻媒体的报道甚至学者的文章中成为新宠看出，诸如市场
价值、成本一效益、良好管理、战略规划、成就指标、质量保障、问责和审
计等。当前大学管理范式的主要特点是强有力的行政主管控制气氛和市场优
先的战略选择，行政管理者的主要作用是促进商业价值和实践，像管理企业
那样管理大学。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P．Altbach)指出，随着高
等教育大众化和大学行政管理化，随着高等教育领域中行政人员数量增长，
高级行政人员的管理权力大大加强，他们控制了预算和学术规划。管理主义
的兴起还表现在行政人员与学者间的裂隙加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穆
勒(s．Muller)在波隆亚大学建校900周年纪念大会上伤心地指出，大学
“早期存在的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和人文标准正在受到规模、制度和程序的侵
 蚀。这种演变使得大学自治更难于实施”，大学“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了”。在
这个官僚化的过程中更突现了大学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的冲突。
    在新管理主义的影响下，各国政府纷纷制订政策，监控大学经费的使用，
力图引入按大学的绩效分配公共经费的原则，逐渐使政府的管理模式和程序
渗透到大学，使大学的管理与政府的管理趋同。在我国，原本就有很强的官
本位文化，在过去50多年中，大学被视作政府的附属部门，大学管理人员被
视作国家干部，按照干部来任免和管理，官本位被无限扩张和强化，大学正
在异化为以官僚机构模式运转的另类机构，从而正处于一个不断被边缘化的
过程中。
    由于大学官学一体的制度安排，大学的行政权力不断膨胀，而学术权力
不断受到侵蚀。虽然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在大学中设置学术委员会，但是在
大学中往往并没有明确的制度或规章具体规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权力和责
任。学术委员会往往由行政决定其组成人选，由行政决定其领导，由行政决
定其会议的召开和议程，因此，这种制度安排决定了学术权力隶属于行政权
力，造成了学术委员会经常形同虚设的现象。即便少数大学校领导对学术委
员会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也往往只是将其作为咨询机构，很少有真正重大的
学术问题经由学术委员会做出决定付诸执行。这种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大
学的其他委员会和评议组织中，例如，职称评定机构等。因此，我们可以说，
从制度的层面来看，我国大学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学术权力。与学术权力虚、
少、弱的情况相对照的是行政权力的强大和扩张。首先，大学的各种职能部
门占有了过多的学校资源，拥有了过大的权力，将基础学术组织(院、系、
所和中心等)视作下属机构，将教师视作被领导者，它们更多的是在为领导
工作，对领导负责，缺少的是为学术服务，为教师服务的思想。这些职能部
门或多或少沾染了政府部门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衙门作风。其
次，大学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实际上形成了特殊利益集团，他们控制了大学
的学科建设，为自己所在的学科或专业构建专门的组织，而根本不考虑大学
院系等基础学术组织建设和调整的合理性，他们不适当地利用自己手中的权
力为自己的学科或专业拨款或争取资源。他们在资深教授、校聘教授及学科
带头人等的评选和各种人才工程中占据了不适当的比例。他们在出台的各种
 聘任和奖励政策中过多地关注了自己的利益。
    四、大学的技术至上
    科学技术的进步正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世界，特别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
的发展加速了这些变化。科学技术对人类的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发展起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进步”也对人类的利益和
生存产生了威胁。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自然资源枯竭日益挤压人类的生存
空间；核导弹对世界构成极大的威胁；基因方面的进步带来了伦理道德方面
的困惑。科学技术的发展甚至加大和加速了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现象，那些
具有信息技术与不占有信息技术的地区和个人之间的差距正在迅速拉大。在
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的紧迫性，也由于缺少本土科研能力，政府和整个
社会给予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多的关注，赋予科学技术超乎寻常的价值，技术
官僚成为政府官员的主体，技术至上日益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念，致使科学
技术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呈恶化的趋势。在技术至上的社会中，大学本应
犹之“海上之灯塔”、“社会之明灯”、“社会精神文化之中心”，引领社会在
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无限机会中做出明智的选择，给人类以终极性的关怀。
但是，在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发展项目中却很少能听到大学的声音，更听不到
大学人文社科学者的声音，在社会中不见大学引领文化的发展方向，大学的
文化功能在不断消退，正在异化为另一类技术至上的机构。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代大学的历史是两种文化不断分割的历史，
即科技文化不断进取而人文精神逐渐式微的历史。在大学的初始阶段，人类
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还处于混沌状况，大学中人文学科占了压倒优势，人类非
常有限的科学活动基本上游离于大学之外。在人类逐步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
时，就以极大的热情改造和征服自然，这时科学和技术开始进入大学，不断
从大学的边缘走向中心，大学逐渐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心，科学技术逐步取代
了人文学科成为大学的强势学科。应该说，大学的这一发展过程代表着时代
的进步，是历史的必然。今天当人类已经认识到只讲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讲
以人为本，可能给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时，世界一流大学开
始认识到科学技术与人文和社科均衡发展的重要性，改造大学的基础结构，
 为两种文化的融通提供组织支持；改革大学课程，培养具有人文精神的科技
人才和具有科学意识的人文社科人才。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大学行动的还
不够快，两种文化分割的惯性还影响着大学，制约着大学。在我国，由于现
代大学制度建立的较晚，大学中两种文化仍处于分割的状态，科学技术是强
势语言，占有了大学的主要资源。人文和社会科学极力从自然科学中寻找支
撑范式，否则就不“科学”，就无法生存。大学尚没有主动采取行动为文理的
融通搭建平台，学生的培养也基本处于文理割裂的状况。
    在技术至上的大学中，人——教师和学生——在管理中被异化为数码，
在管理者眼中只有数码而没有人。在各种评价体系中，充斥了各种量化指标，
似乎有了量化指标就实现了科学管理。但是，这些指标体系往往给予可量化
的指标以过重的权重，例如教师发表的论文数量，从而对校园中的功利主义
推波助澜。更为严重的是，管理者不去研究如何解释这些统计数据和如何使
用这些数据，因此，误用和滥用数据的现象时有发生。大学在这种“科学
化”、“标准化”和“程序化”的管理中失去的是人文的关怀，推进的是大学
的官僚化。
  五、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
  当今时代的特点是急遽的变化。信息技术革命、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
可持续发展思想像冲击波一样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社会，年轻一代以他们新
的思维方式、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行为模式持续挑战社会传统，“纵观全球性
主要趋势，可以看到一系列并存的，有时是矛盾的过程：民主化、全球化、
地区化、多极化、边缘化和分裂。”迅速变化的社会对大学有了更高的要求，
但是大学教育质量却出现了下滑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
一是大学对新的需求反应迟钝，表现出一种内在的惰性；其二是在大学被动
地打开校门扩大招生以后，未能适应学生急遽增加所带来的新挑战。
    首先，大学生没有学会做人。大学生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哲学。
当代大学生成长的时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化的时代，急遽变化所产生的
各种社会问题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促成社会
变迁的社会运动，致使一部分学生在对待“社会理想”上，常常表现出冷漠，
 甚至嘲讽，他们正在失去理想与信念。在市场的作用下，社会财富的分配趋
于不均衡，这使他们更关注自己的未来，把大学教育仅仅视作自己在社会中
向上移动的阶梯，他们的学习，在各种学生组织中的工作，优等生评选，甚
至入党入团都受到这样的功利目标的影响。他们目睹了过多的腐败和组织不
作为，因此更相信自己，更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得到自己所要追
求的一切。社会中的不诚信行为也时时影响着大学生的行为，致使作弊等欺
骗行为屡禁不止。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独生子女家庭，内心滋生出孤独感，
感情脆弱，在集体生活中无所措手足。他们中许多人来自农村或贫困家庭，
与大学中的商业气息或泛滥的商业价值取向格格不入，常常会出现自卑的心
理或者潜在的反社会心理。他们在中小学经历过考试炼狱，都是佼佼者，但
是进入大学以后对于可能的挫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因此经不起失败，往
往面对失败万念俱灰。当然在他们身上也有许多闪光点，他们更原意独立思
考，具有更独立的人格，对于“民主和参与”有更多的认同。对于这样的大
学生群体，大学缺乏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对于他们的教育以不变应万变。只
关注“两课”的上课时数和知识的传授，两课不能解释社会急遽变化所出现
的新问题，没有学生的积极参与。党团工作只关心表面的稳定，而不研究解
决可能影响稳定的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员和设施为大学生提供
必要的心理咨询和救助，使大学生的心理和情感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许多
有关学生的规章或政策中的条款已经过时，甚至与国家的法律相抵。总之，
大学在教育学生做人方面落后于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的要求，致使一部分学生
不会与他人相处，个人中心，缺乏责任感。
    其次，大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环境中。大学*活跃的因素是学生，青年
人*可宝贵的因素是开放的头脑、好奇的态度和探索的欲望。但是，大学的
教学长期以来把学生与社会割裂开来，把学习与探索割裂开来。教师一方面
在教学过程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另一方面却把主要精力用于自己的学科和科
研项目，对于教育思想或教学观念无暇或不屑于研究，面对学生，他们往往
更关心如何完整系统地传授自己学科的知识，对于社会在人才需求方面的变
化不敏感，对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不过问。大学生朝气蓬勃，充满幻想地走
入大学，但是一入校就被禁锢在一个系、一个专业、一个班级内，上课记笔
 ，考试前复印笔记，背笔记，可以说大学生生活在一个整体的被动环境中。
而大学规模的急遽扩大使这一问题雪上加霜，大班上课非常普遍，许多大学
拥有多校区，致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缩小到极限。这种整体的被动环境
可能对学生造成终身性的影响，使大学生缺少强烈的学习欲望和独立学习的
能力，缺少创造精神和适应能力。大学教育正在偏离教育的初衷——“教育
不是把一只水桶注满，而是点燃一堆火焰”。
    大学如何走出危机，很可能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扩大经费来源，
政府给予更多的投入。但是，我以为首先要思考的是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
没有观念的讨论、观念的厘清和制度的建设，大学就不可能走出危机，即便
获得更多的经费，也可能只出现大学表面的繁荣。大学是一个很奇特的组织，
不管一所大学获得多少经费，它都能将其用之殆尽，并且可以用之有道，规
模可以不断扩张，学科可以不断扩展，设备可以不断更新，但与此同时危机
却可能更为深刻。
    针对当前世界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危机，我们选择了一系列高等教育
的重要学术著作，**批六本更集中指向高等教育永恒的问题——公平与质
量，这几本书主要涉及当前对高等教育公平与质量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公共
管理”和“市场”两个领域。这套丛书的译者都是在高等教育学科工作的教
师，都曾期望我们所工作的大学成为追求真理和传播真理的圣殿，但是也都
意识到，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已经失去存在的空间。
即便是过去对大学充满自信的高等教育领袖，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
*有影响的高等教育家之一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对高等教育也是愈
来愈悲观，认为20世纪80和90年代的消极趋势是长期的现实”。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教育研究和创新中心，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分析可能
更为客观，提出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四个前景：开放性的网络、服务地方
社区、新公共管理和高等教育公司化。OECD在讨论这四个前景中所重点关注
的问题是，在新公共管理的影响下，在开放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高等教育可
能实现在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吗?在国家之间高等教育的竞争会更加不公平
吗?在目前的高等教育准市场为真正的全面的市场所取代的时候，高等教育
会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公平和多样化的服务吗?与市场不直接相关的人类
 知识领域在高等学校会得到必要的关照吗?高等学校如何应对家长和学生对
教学质量和就业更高的要求?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未来也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
对于高等教育的公平和质量问题更是忧心如焚。因此，我们视翻译这套丛书
为学习的过程，思考的过程，我们并没有从丛书中找到走出危机的现成答案，
但是，这套丛书基于严谨研究的论点和富有启发和挑战意义的观点，为我们
认识当前高等教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范式。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翻译这套
丛书的目的所在。我们希望高等教育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在阅读这套丛书的
过程中找到识读当前高等教育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范式，积极思考高等教育走
出危机之路。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我们会继续选译新的著作，奉献给
读者。
    毋庸置疑，我们在选择著作时可能有我们的偏好，在翻译中也可能有不
准确的地方，我们真诚地希望读者不吝赐教，使我们的“译丛”能够坚持下
去，越译越好，成为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的经典。

前言
    本书探讨了质量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中组织
和促进质量保障的权力关系进行了调查。按照问责体系、监
督和管理，还有微观的组织生活(即质量保证怎样影响大学
的文化、关系、主观性和身份)来探讨权力。质量问题已经
成为全球的共识。在公共领域中，质量被定量地表述为一种
散漫的规则产生的方式之一。在英国，各高等教育机构、学
科领域和院系的情况，都用他们所获得的分数来概括。在构
成质量的整体概念看来，它是权力的一种构成。人们认为确
实普遍存在着质量问题，因此它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展。
    质量保证就像一面棱镜，透过它能检查出现代大学生活
的其他方面。质量程序将独特的理性和道德转换成管理和专
业行为的新形式。同样地，质量是一种政治技术，作为一种
权力机制发挥着作用。这种政治技术(用规范和普遍接受的
概念)，掩盖了权力是怎样起作用的。学术习性本身发生变
化。在高等院校质量包括了劳动力的重大复兴。但是在质量
保证上，缺少社会学上的设想。这项研究的一个目标是揭示
出大学教师和管理者经历过的质量，作为一种权力机制如何
发生。
    高等院校认识论的假定遇到了挑战。越来越多学者提出
  并规定了它的界限。有人支持由进行知识生产的专业团体和
  精英组织来评估，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在定义专业技能和
  学术判断时，常用到权力。现在，知识领域已经成为主导、。
  在高等教育中，质量保证已经成为了正统的论调，并得到了
 实质性和象征性的结论。某些人认为在英国以后的高等教育中，质量保证是
争论的焦点(Alderman，1996)。对于公立大学类型的问题，高等教育的主流
观点不断发生变化。大学管理的出现，以及对高等教育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
值的消费观念和政治关注，产生了新的组织文化和专业权力(Deem，1998)。
虽然质量保证本身是合乎目的的，但还存在质量技术本身是否适合大学目的
的问题。复杂的组织会聚而成的，可以缩减为无数的部分和重组为一个“纯”
的整体，在整个过程和实践中产生了某种知识(Guile，2001)。取得的一般实
效，可以证明了大学质量保证实践的发展和应用。质量，就像“团体”、“权
力”、“合作”和“弹性”，已经成为惯用词，用威廉(1976)的话来说，就
是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关键词。因此，概念越来越多。无论如何，质量评估
本质上就是评估者和被评者的权力关系，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如何制定和
维护标准是权力关系的一个重要部分。标准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人们互相争
论，不轻易认可某个标准，因而标准能组成一张无形的权力网(Shore&
Wright，1999)。标准的精神作用，让管理权力变得更为隐蔽，而不是体现为
明显的压制(Butler，1997)。
    在高等教育中插入质量话语，为大学和政府不断变化的关系提供了一个
范例。从某种意义上，它体现了对中世纪成果(即把知识权力从政治权力中
分离开来)的挑战(Dominelli&Hoogveh，1996)。它也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
者——包括纳税人、国际资助社团、学生及其家长——之间关系的变化。
    高等教育重新被建构。人们把质量保证视为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因此，
批评家因为过去歧视高教质量而遭到人们的谴责。然而，正如斯科特(Scott，
2000：5)提醒我们的：“自从20世纪以来，现今3／4的大学——即使是欧洲
大学，它的旧的中心地带——已经建立。而且有一半是从1945年以来建立
的。”作为伟大现代机构和知识场地，大学纷纷接受评审。背负了自身历史的
重担，还有它的专业和资格，这些都越来越被认为是落伍的(Scoit，2000)。
传统的大学模式似乎只适应一个现在正在消失的世界。大学在创造价值、生
产和传播知识等方面的垄断或特权地位，正在遭到其他机构的挑战和竞争。
高等教育就好比是在证券交易所上漂浮，其曾经的特定权力已被解除、被收
归私有，并遭到质疑(Bauman，2001a)。在一个社会和经济迅速发展的世界，
 拒绝变革被认为是一种不能重新调整和部署的表现。
    至于质量怎样和平等互相抵触，质量机制是否能发展，是否会挑战高等
院校的性别、阶级和种族阶层，并暴露出差异和不平等，我也同样感兴趣。
如果质量保证体现的是标准和一致性，那么如何体现差异和多样性?我还想
问质量保证程序是否正在产生一种新的权力体系，并强化了高等院校的性别
权力关系?(Morley，2001a)。这是质量保证程序关于必然性和决定论的有力
措辞-，或者说是一种TINA效应(没有选择余地)(Bauman，2001b)。按照正
常思维，很难不遭到反对。也有人积极制造出一些条条框框，用来描述大学
的组织生活。在质量保证中存在着很理想化的事物，并且如本杰明(Benja—
min，2000：232)所认为的，每个理想化的事物都保护着一些东西。质量保
证就被视为一个集体的保卫机制。由于害怕在质量保证中获得不佳的评估结
果，平时所作所为都与之相关(Butler，2000)。由此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
高等院校的质量保证绩效中哪些需要付诸行动?哪些质量指标将被采纳和执
行?哪些是质量保证要求作出解释的?这个过程引起了哪些患失、担心和忧
虑?质量保证怎样侵入内部空间、使反对的声音保持缄默并促进一致和共识?
这种倡导优秀的文化会导致平庸吗?
    这本书探讨了在这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时期提出质量问题的原因。其中
包括学习型社会、终身学习、知识经济以及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高等教育体
系的转变等政策背景(大学教师协会，1993；Scoto，1995)，虽然对大学教师
来说这种含义和影响还停留在理论层面。英国(以及其他地方)高等教育体
系发展得很快。2／3的英国大学是在1960年以后创立的。余下的大多数也在
一战前的30年间创立了(Delanty，2001)。1992年的继续高等教育法案颁布
之后，随着双重制的废除，英国的大学数量从46所增加到了112所。整个高
教体系中，学生的人数、生师比也成倍增长(Watson&Bowden，1999)。到
2010年，预期入学率会从不足30％增加到50％。随着国际组织把增加入学机
会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这种全球大众化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UNESCO，1998)。
    在公众服务中，质量总是与绩效、标准和产出相关，而不是与投入(例
如就业状况)有关。然而，新的组织机制需要世俗的投资、情感的劳动，并
 承担起文化的变革(Trowler，1998)。这是质量保证精神方面的经济。为了成
效和分数，质量程序会激发一些情感，比如内疚、忠诚、期望、贪婪、羞耻、
焦虑和责任感(Ozga&Walker，1999)。这都是在组织被评分中，那种危如累
卵的深刻的实体感受。高等教育活动向具有兑现条款和交换价值的大学排名
(League Tables)的转化，建立了一种新的权力关系(Bowden，2000)。由于
倡导顾客导向的改革，以及个体和组织为了研究基金和学生数量展开新的竞
争，导致了教育关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英国的两种评估
系统也可以导致分类的关注，学校的多职能的不断增长。这本书讨论了高等
教育质量保证的起源和政策环境。其中包括了针对高等院校如何看待和实行
质量保证，教师和管理者的声音。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通常要在话语中不断尝试摆正自己的位置。作
为一名学校管理者又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我自己不得不对此话语的语境要小
心运作。在英国，顺从的文化意味着我要像其他不计其数的同行一样，不得
不收起批判的本领，在规定的框架下去做。然而，我复杂的身份意味着自己
要努力确保不被那些实践和观念所驱使和同化，而这些实践与观念和我的信
念又是根本对立的。因此，我努力将质量保证作为调查的目标，而不是遵循
国际惯例。我努力去追踪那些不好的和矛盾的体验，以便能把质量体制转换
成数据资料，进行政策分析。这体现了激进的女性主义论调——“个人是政
治的个人”。
方法论一                                              
    首先，我要声明这个计划不是任何一个研究委员会赞助的。因为质量保
证程序正处于变革中，他们看不到其中的关联，所以拒绝了。奇怪的是，当
我在国内外的会议上作报告时，室内挤满了学生、教师和管理者。大家似乎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欲望来一起讨论、分析和争论这个问题。更有甚者，当评
估质量的机制和结构可能变化时，这种观念仍然存在。我被这项研究的价值
所说服，所以决定把自己从事国际顾问工作时的报酬，以及系里拨给的750
英镑作为经费。我是从教学、管理、申请研究经费和国际工作的缝隙中，抽
 出时间来写这本书的。至于学术之外的困难，可以举些例子来证明——比如，
工作总是被打断，老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做别的事情。我担心那些批评家可
能会很容易推翻这些发现，因为一个小的样本经常会存在是否能代表普遍的
问题。就像早先的女画家被迫只能在碗上画一些水果之类，因为不允许她们
走出家门，或者像女作家只能把重心放在家庭剧上那样，我也被迫减小了样
本量。因此我的发现也是比较有限、比较谨慎和适度的。
    在英国的高校中，经验主义理论的性质处在快速变化之中。我的理论领
域包括高等教育社会学、组织研究学、女性主义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这
是定性研究，或者说是关于质量的叙事研究。我的36个样本，包括18名女
性和18名男性，分别来自英国、苏格兰和威尔士的35个高等院校。其中22
个被调查者来自传统的大学，15个来自1992年以后新建的大学。19个被调
查者是大学教师，17个是行政管理者。大学教师中包括4个教授，1个副教
授，3个首席讲师，5个高级讲师和6个讲师。行政人员包括1个副校长，2
个教务长，4个助理教务长，3个系主任，12个质量保证管理者。如果这些数
字合计起来前后不一致，是因为学校的一些管理者同时也是大学教师。本研
究涉及的学科包括哲学、法语、西班牙语、英语、经济、教育、国际研究、
科技、应用科学、社会政策、社会学和兽医学。
    半结构式访谈法可以了解到参与质量保证的不同人的观点。一些人负责
整个院校的质评工作，而另一些人在各院系或各年级层次工作。这些人当中
有批评者、拥护者以及两个立场都兼有的人。我努力不让被访者了解我的立
场，他们经常这样开始他们的谈话“我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你想听的……”此
外，因为谈论质量时的行为是一个重要特征，当我正在接受这样的行为信息
时，我必须有意识去发问。我要求他们谈谈细节、感觉、关键的事件——挖
掘谈话表面之下的东西，找出那些隐含在表述质量保证时的行为之下的东
西——另外的一些声音(我不敢说那是“可信的”)。
章节纲要…                                
    **章调查了推动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发展的政策背景和政策驱动力。在
 为什么要评估质量”这个问题上，它考虑了全球化、风险社会、知识经济、
知识的新领域、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学习以及持续改善。它揭示了质量保证话
语的基础，包括对高等教育大众化体系中的恐惧、风险以及混乱和暴政的
威胁。
    第二章集中论述了如何来评估质量。它检查了质量保证运动的起源、国际尺
度、两种评估体系。还提出了大学教师专业化的问题，探讨了排名表和基准的
作用。
    第三章探讨了如何管理质量。它揭示了质量保证、新管理主义和不断变
化的组织文化之间的关联。提出了质量工业化和评估成本的问题。检查了责
任制、自治、审计文化，以及绩效指标和抵抗力等概念。分析了评估状况、
责任制、消费者权利这些观点。揭示了人们在会计和审查之间的权力关系
(Power，1997；Strathen，1997)。并提出了隐藏在表面中立的评估技术和认同
机制之下的价值问题。
    第四章集中论述了质量在精神方面的经济。讨论了身份、信任、绩效、
工作满意度、疏离等。调查了质量评估中产生和释放出来的各种情绪，例如
害怕、贪婪、欲望、生气、无权、自豪和羞耻。
    第五章根据日增的工作量、分类关注、多种技能、以及大学教师的非专
业化和重新专业化，提到了雇佣体制的变化。同时也涉及了两种评估系统是
如何相辅相成，又互相冲突的。
    第六章关注质量的微观政治层面，也就是权力的方方面面。对权力分配
的探究包括同僚关系、同行评议、二元划分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的方法论
等观念和实践。本章还提出在组织的日常生活中，如何体验质量评估的问题。
    第七章强调学生结构的改变。它追踪了学生社会身份从变革代理人到消
费者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问题：教学关系的改变、学生的声音是经过评估而
不是通过抗议融合进质量工程中的。这章大概介绍了由于权利和消费者权利
的结果，学校和学生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变化。
    第八章质疑了质量和平等之间的关系，以及质量评估所强化了的性别化
劳动分工。质量运动是取缔了还是促进了公平，这还存在疑问。社会弱势群
体在质量运动中获益了吗?随着作为一种男性主导的新形式的质量运动的出
 现，质量保证的管理要求似乎具有性别化含义。
    第九章强调变化。它总结了研究成果，质疑了质量保证对学校的长期影
响，并对要建设健康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工作环境时，该如何保证质量给出了
自己的见解。
 质量的精神经济
身份：专业人Fl即行政人员……………………，
    在质量保证方面也存在精神经济，质量评估和学术工作
的查核对于事业的学术环境的重建有着深远的影响。学术惯
例已经受到了挑战，学者们必须同时进行自我管理，而且也
是在事先描述好的绩效分类内使他们自己成为可被查核的易
管理的工人。一种新的文化逻辑统治着学术专业技能
(Walker，2001)。这些文化的和政治的变化要求额外的时间
和物质的投入。它们也需要重要的有热情的劳力。焦虑、渴
望、恐惧侵入了人们的内部空间，工作在学术领域里的每一
个个体都被意识到他们的表现，成果和专业一直都在无协商
的原则的审查之下的。
    质量与标准的话题呈现出一种特别激发情感的色调
(Case等人，2000)。学术长时间地代表着思想生活。与笛卡
儿氏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类似，在对抽象知识的追寻
中，情感与体现已被大量地理解到。大学的传统的神话，象
征，和仪式已经集中于仔细的舞台设计的纪念日，权力与强
制。不受人控制的，冷静的，感情上不擅长的专业学者已经
成为一个专业模式化的人物。实际上，在传统的，实证的学
术文化中，客观被作为质量与信度的特征。情感是偏见和不
 可信知识的表现。在流行的心理学测验中，戈德曼(Goleman)认为专业学者
是具有低情感智力的专业性团体的典范。然而，*近的一些学术生活的报告
表明强烈的情感正在显露出来。已经有关于职业压力的报告，和长时间的文
化和对于专业学者的要求来对不停增长的多样化学生的数量提供情感支持。
(Fisher，1994；AUT，1998；Malina&Maslin—Prothero，1998)
    职业身份已经得到了重要的社会性的调解，在公共话语，社会和职业身
份方面有一种强有力的联系。在身份的组成方面存在着一个互为主观性元素。
因此，公共的“嘲弄的话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内化或相信。传统上，大
学已经能够给个人指定一个特定的深锢于社会等级观念中的身份。现在职业
身份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仅仅再生产那些事先被指定的技能和知识是不够的。
这里急需具有企业家的才能，革新精神和能为自己的组织加人价值。复合技
术产生了如何维护专业知识的焦虑。贾维斯(Jaris，2000：45)观察到无论
专业学者们对他们的独立性辩护得多么强烈，他们将被迫对将这个世界塑造
成一个整体的基本结构性的社会压力负责。麦克维廉等人(McWilliam，
1999：62)观察到现在出现一种把中心放在“激发起知识的经济潜能”的工
具性的工作间文化的紧急情况。专业学者们被要求转化他们自己。他们的课
程，他们的文化资本，他们的研究成为市场化的商品。
    对于一些人来说，质量保证代表着高等院校中一块危险的领域(Douglas，
1966；Acker&Webber，2000)。危险在于正如学科部门的纯净被官僚风气所
污染一样。但是危险也存在于对非正统人士的迫害以及谴责文化的现象。例
如，拉姆斯登(Ramsden，1998)指出抵制对他们的成绩进行质量管理的个人
应当被鉴别出来为了使他们组织的绩效达到*大化。危险也存在于对于专业
自治的一种威胁的形式之中，例如，侵犯或无权控制某人时间的观念，优先
权和客观性。质量保证被作为一种协商性的话语，然而它产生了系统性的身
份威胁。一位高级学者描述了她怎样经历身份变化，责任制，统治地位和威
胁的观念。在监督的表面下潜藏着一些邪恶的东西。
    “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业学者，我认为，我认为自己是一个高等教育
质量保证局的捕获物，无论他们想要什么就一定要得到，而只要他们想要我
就得满足，我必须取来所有的文件并把它们全部放到箱子里给他们。我认为
 那是我的工作，其他的事情都居于第二位，我必须做他们所吩咐的，尽可能
地去做。我不知道我如果不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在将要
发生的另一面是一片沉寂，对于你作为一个个人或对于你的机构来说。但是
那种威胁存在着，那种无法言说的威胁。这是信用和监督社会的另一面，这
种无法言说的威胁……你将会成为一所失败的大学。你知道，如果你在一个
更有威信的地位，你会失去那个地位。”
    如这则言语所显示，质量评估的准备具有社会的和有影响性的重要性。
时间、资源和工人被锁进实际的事物之中，连同恐惧、道德和进程的影响
(Strathem，2000a)。柏思格(Pirsig，1974：233)说“质量不是一个事物，
而是一个事件”。亨克尔(2000：96)发现对于她的学术调查者来说，教学和
学习质量的查核是对于他们的工作生活的一种戏剧性的介入，主导着它产生
于其中的学期，还有具有责任组织它的整个学年。质量评价的组织工作正使
得学术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不断地互相依赖。专业学者和行政管理人员被
迫提供更加书面的证明作为他们专业技能和竞争力的证明。内部和外部的观
念导致了复杂的审计压力以及高的可见度与透明度。
    质量评估包括进行区分——分类、分离、划定边界——把人员和组织按
照相同和不同划分为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分离的种类(Bauman，2001a)，一个
逆来顺受的过程产生了。一些人被授权进行权威性的发言因为另外一些人沉
默着。一直存留着一个问题是当所有的抵制都被认为是防御行为时，文化建
构主题能否改写这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