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语学纲要

　　**章总论　　**节关于“熟语”的认识　　熟语是人类有语言之后的派生物，是人类语言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产物。各民族语言的历史情况不同，其熟语萌芽的时代也不一样，甚至不同熟语类型形成的时代也不一样。我们这里所说的“熟语学”，讲的是汉语熟语学而不是普通熟语学。当然，汉语熟语学中也有普通熟语学的东西。文字是自源性的，熟语产生于文字之前。它定型、定义，集民族文化积淀于理据，并超时空地在口头上流传，代代相继，有时比书面语都稳定。宋人杨万里说：“古者有亡书，无亡言。”这不亡之言，大概就是口传耳授、代代相承的熟语了。“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能焚毁一些不利自己统治的书，可要灭亡一些不利自己统治的熟语就难了，除非把老百姓的脑袋都砍掉。“熟语”就是贮存于人民头脑深层的历史符号和历史见证。　　语言是一套传递信息的符号类聚组合和序列聚合而生成的，也是人类交际、交流思想的工具。人类对“工具性”事物，有些共性的要求：(1)功能越强大、越多样越好；(2)体构越简便越好；(3)耗能越少越好。由于人们这些共性的语用要求的发展，终于在熟语形式上聚光，促成熟语这一特殊的语言成分产生、发展、演变和完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熟语的存在是人们语用实践“真、善、美”的结晶。“真”者，人类文化史天幕上，群星灿烂，思想活跃的客观真实存在也；“善”者，定型定义，相沿习用，顺手拈来，现成方便，信号传递者不用重新编码，信息接收者迅速解码，无劳仔细推敲，即使用简便之“善”也；“美”者，活泼生动、鲜明形象的美学意义上的表情达意也。所以，语言中大量熟语的出现，是语言质的飞跃的表现，它和一般的新词的增加意义是大为不同的。　　武占坤在他所著的《中华谚谣研究》一书中说：“熟语一词，人们对它却不熟悉，作为词汇学上的术语，它是50年代末，才由俄语的‘qpa3eo)iorHx’一词翻译引进的。人们熟悉的是‘成语’、‘谚语’、‘俗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等这些汉语固有的称谓。这些语言现象成因相同，语貌类似，共性很大，像一个家庭中的同胞兄弟。某些‘俗语’和‘谚语’，甚至像‘双胞胎’那样难者为兄，难者为弟。为了研究上的方便．总得给它们起个‘族名’吧？引进‘熟语’这一概念，作为这些语言片段的名称，便成为自然而然的事了。”①任何民族语言词汇的汪洋大海里，都积淀着一些由民族语用时的“现成方便”、语义上的“丰厚含蕴”、语效上的“鲜明生动”等多种需求机制交汇融合、结晶而成的富于美学素质、定型定义、现成习用的炼语或简句，在普通词汇学上称为“熟语”。语言中的所有熟语类聚为该语言的熟语语汇层。历史越久、使用人口越多的民族语言，这个语汇层就越加丰富深厚。这种熟语大都扎根于群众生活语言的泥土之中，从现实语言中吸取营养，不断以“新质要素的逐渐积累，旧质要素的逐渐衰亡”的方式吐故纳新，从而保持其旺盛的生命活力。这种熟语，或在语义内容上是一派真知灼见的灵光，或在创造手法上是出人意料的机智巧妙，或在理据来源上浓妆艳抹着民族传统文化积淀的色彩，或在声韵节奏上朗朗上口，铿锵优美，体现着民族语用习俗上音乐美的风尚，因而有异乎寻常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为人们喜闻乐道，熟知习用。　　作为语言的建筑材料，熟语不是普普通通的“砖瓦木料”，它是预制备用的“雕梁画栋”、“金门玉户”。从美学功能上看，它有异于寻常词语，属于修辞性词汇，人们的言语活动中，如能对它水到渠成、信手拈来地加以运用，会实现“多”（信息内容多）、“快”（信息的传递和接收的速度快）、“好”（语效好）、“省”（节省临时组词谋句的时间）地表情达意的交际目的。故而熟语层的出现和存在，是语言词汇功能上的一种质的飞跃，由单一的巩固概念称谓事物，又有了艺术地表述复杂概念和完整意思的现成成分。这是人类语言工具的完善和进步。　　汉语熟语的成员，语言学家的一般看法是包括成语、俗语、谚语、格言、歇后语、惯用语等六种类型，其中数量*多、使用频率*高、信息量*大、社会价值*强、起源*久的要算谚语了。从语用功能上看，谚语被誉为语言宝库的“明珠”，从炼义铸型上看，谚语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民间语用艺术的火花。所以，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谚语都是熟语的主题成员。　　熟语的特性，就在于一个“熟”字，在于人们对它的熟知、熟用，在熟用中定型定义，向“成熟”之语句方面过渡，从而在普通词汇学中取得“词的等价物的称谓”。①　　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熟语现象大多数已分头进行研究，编辞典、写论文、现象搜集等各种做法不一而足，只是在种概念“熟语”的统帅下进行编队研究者尚未见到。熟语的性质接近于词，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周祖谟先生著作的《汉语词汇讲话》一书（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就把熟语中的一语——成语列入词汇学研究的范围。同年出版的王勤、武占坤合著的《现代汉语词汇概要》（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也只把“成语”列为一章加以研究。此际，“熟语”概念尚未引入我国，熟语现象的研究归属问题，大家意见也不一致。在1985年4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中，“熟语”的概念才**次在大学汉语教材上露面，并被作为词汇的构成部分，包括“惯用语、成语、歇后语、谚语、格言”②等加以研究。　　此后出版的现代汉语词汇类图书多数接受了胡裕树教授主编的《现代汉语》对“熟语”现象的处理办法。1972年以后，马国凡先生先后出版了《成语》、《歇后语》（与高歌东合著）、《惯用语》（与高歌东合著）、《谚语》（与武占坤合著）、《俗语》（与马叔骏合著）等几部专题研究的著作，在1998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重版之际则统一名为“熟语丛书”。至此，熟语研究的归属、熟语种概念的称谓、熟语属概念的分类范围等，已大有“一统天下”的局面了。　　1989年，吉林大学孙维张所著的《汉语熟语学》（吉林教育出版社）一书，把熟语的研究从词汇学中独立出来，这是开熟语独立研究的先河。把熟语放入词汇中研究，虽如“鹤立鸡群”般显眼，但就定型性、现成性和造句功能而言，熟语接近词汇，放入词汇中做一般介绍，人们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谚语中新产生一个品种——谚谣，如“九九歌”、“十二节气歌”、“十二月花季歌”等，有的长至一百多字，若也放人词汇中研究，就像“羊群里跳出个骆驼”，让人看来太别扭了，不好接受。所以，武占坤在《中华谚谣研究》中非常推崇孙维张先生的做法——单独建立一门“熟语学”，研究语言中所有的熟语现象。本书任务也在于此。《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里不必批为历史循环论，“分”有分的发展，“合”有合的前进，熟语研究也是这样，“分”的研究在于使学科深刻化、细腻化，“合”的研究在于总体规律和个体联系的深入揭示，所以每一次的分合都是一次新的螺旋式的进步。刘叔新于1984年6月在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词汇学和词典学问题研究》一书，在“固定语及其类别专题”中说：“‘熟语’是一个相当含混的语言术语，究竟这个词指的是什么单位，还没有确定的、完全一致的认识。不过似乎至少有三点为大多数人所承认：**，这种单位大于一个词；第二，它是现成的、人们所熟悉的、随时可以采用的；第三，它不应该完全等于成语或谚语。”他主张把全部熟语区别为属语言范畴的熟语和属言语范畴的熟语两种。过去一些关于熟语的分析论述，忽视这种区别，只停留在指出熟语概念的宽泛性上，并把“熟语”称为“固定语”，加入了“准固定语”、“专门用语”、“专用词”概念。1998年南开大学周荐出版《词汇学问题》一书，又主张熟语分为“成语、惯用语、歇后语、谚语、雅语（雅语指专名语、专门用语和格言）、俗语、四字格、三字格”①。学术上百家争鸣是好事，不同意见的争论和思考会促进学术的发展。可见，“熟语”一统江山的局面并不稳定。　　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都是根据所要传递的信息，在自己掌握的词汇中选用词汇，根据相应的句子或一定的语境编织成偶发的语句，这种偶发的语句用完了即失去价值，听者过耳不留，说者也就出口不记，就像落地的残花一样，不再重上枝头。人们对这种偶发句也不可能再说，但语句、语义、语境多少也要有些变化。这不是熟语熟用，而是新语新用。所以熟语的使用，似候鸟总是以“似曾相识燕归来”的面目，在人们口头上飞来飞去。如“春天到了，树叶绿了”这种句子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可能人人都要说，但它不是熟语的熟用，而是常语常用。换言之，这些语符系列并不是以一个固定的“板块状”存在的再现，而是为表达相同的意思，用相同的词语和相同的句式重新组合，所以它仍是“偶发句”，说完就了事。而有些语符系列，如短语、句子，却是以固定板块形成存在的，这些板块语符系列有些是表达双重意义的复杂概念，而且“情意”性很强，它们要表达一个完整的信息集合体顺口用于言语交际。这种现象是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现象。由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言简意赅、定型定义。语言不等于文化，然而它们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极其密切，像肠粘连那样难以拨离。熟语的形成大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熟语形成的文化背景很强，功能也宽泛多项，它不但表意，也可以传情示美，这正是它和专有名称的重要区别。熟语一般都含有多重意义，有字面意义、引申义及比喻义。我们把这些人们长期在口头或书面上流传使用、修辞意味浓厚、语型固定的短语或简句叫熟语。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这种专有事物的固定词组也有称谓上的定型专用性，但它的功能就和熟语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只把俗语、成语、谚语、锦句、格言、惯用语、歇后语等称为“熟语”。熟语一统江山的局面，在我们这里还是坐定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