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

一

下面的报道有三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次要来源。关于这些来源，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多作解释了。这三个主要来源是：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律师胡贝特·布洛纳博士，以及他的同学、检察官彼得·哈赫。这位哈赫显然私下补充了法庭的审讯记录，对调查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作了说明，还补充了一些没有写进记录里的讨论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结果。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公众，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的朋友布洛纳的苦恼深深打动了他，这位布洛纳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法解释，虽然，后来他认识到：“如果我对这事件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么不但不是不可解释，甚至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案件由于被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她的保护人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因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分，从而也许会出现某些细小的，但却是合乎情理的毛病，就像哈赫所犯的那样，有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至于那些次要的来源，有的有一些意思，有的则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从报道中出现的那些关系、纠纷、偏见以及苦恼和供词本身，就可以把它们弄清楚，因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

由于在这里谈的是关于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一种“流水式”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品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替代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作“疏通”），凡是小孩子（或者成人）玩过积水坑游戏的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用小沟使它们彼此打通。先是把这些泥水塘沟通，使积水转移方向，让水流出去，直到*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地，按规定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再不然就把它引向一条河道。这里所从事的就是“疏导”或叫作“排乾”的工作，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动”的情况，请读者原谅，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因为难免也会出现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有“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三

我们要在这里开始报道的事实，讲起来可能有些残忍：那是一九七四年的二月二十日，星期三，妇女圣灰礼仪日的前夕。在某个城市里，一位二十七岁的年轻妇女在傍晚六点三刻的时候离家去参加一个家庭舞会。
四天后，经过一个戏剧性的——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词汇表达（这里出现了必要的水位差，这种差距使水得以流动）——发展过程后，在星期日的晚上，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确切地说在七点零四分的时候——这位年轻妇女来按刑事组组长霍尔特尔·默丁的门铃。这位默丁由于业务上的需要，而不是出于个人的理由正在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酋长。这位妇女向这位惊骇的刑事组长供述，她在中午将近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在她的住所里开枪打死了新闻记者魏尔纳·托特格斯。她请默丁去把她的住所打开，并把死者弄走。她还报告说：她自己从十二点一刻到七点之间一直在城里游荡，设想自己也许会感到懊悔，可是一直没有任何后悔的意思；再者，她还请求把她逮捕，她愿意到她的“亲爱的路德维希”那里去。
默丁曾经参加过对勃罗姆的几次审讯，他认识她，并对她抱有一定的同情，对她的报告一点也不怀疑。他用他的私人汽车把她带到警察局，让她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然后立即通知了他的上司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一刻钟后，在勃罗姆的住所门前他们会合在一起，由一帮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了住所的门，于是这位年轻妇女的报告立刻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要尽量避免水流不通的地方，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谈有关“流血”的问题，这在电视里、电影镜头上，在恐怖影片和小歌剧里是经常碰到的；如果有什么应该在这里流动的话，那并不是“血”本身。应该讲的也许是有关色彩的效果问题：这位被枪杀的托特格斯穿着一身临时做成的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好吧，总之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四

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也在圣灰礼仪日期间，在这个正在欢度节日的城市的西郊树林里，被人开枪打死了。他会不会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呢？有一段时间，这种猜测被认为并不是不可能，但后来当人们把时间的次序弄清楚后，就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确切”的了。后来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告说，他曾经把这个也是装扮成酋长模样的舍纳和一个化装成安达卢西亚女人的年轻妇女送到一个树丛去过。不过托特格斯在星期日中午就被杀死了，而舍纳却是在星期二中午才被枪杀。尽管人们不久就发现，用来枪杀托特格斯的手枪跟杀死舍纳的手枪并不是同一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怀疑也是勃罗姆干的，因为这涉及动机的问题。如果她有理由在托特格斯身上报复，那么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在舍纳身上复仇。不过调查机关认为，勃罗姆同时有两支手枪是不大可能的。勃罗姆在进行谋杀时显得冷静而机灵；而当有人问她，是否也是她把舍纳杀死的时候，她以一种可疑的、反问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好啊！为什么不也杀死这个人呢？”但是一旦证实舍纳被杀时她确实不在场，这种嫌疑也就被取消了。而且，谁若是认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人，或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毫不怀疑：要是果真是她杀死舍纳的话，她一定会直率地承认的。再说那个把这一对情人用汽车送到丛林去的（他说：“我倒不如说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丛更恰当些。”）司机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勃罗姆。“我的上帝啊！”他说，“这些身高一米六三到一米六八、年纪二十四到二十七岁的漂亮苗条的女顾客在这狂欢的节日里有好几十万在这里跑来跑去呢。”
在舍纳的住所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勃罗姆有关的痕迹。没有一点关于那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线索。舍纳的同事和认识的人只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前后他从新闻记者聚会的酒店出来，“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

五

有一位狂欢节日的高级组织者，是一个酒商，香槟酒大王——他可以自夸，是他重新鼓起了欢乐。他很欣慰地表示说：亏得这两件凶杀案在星期一和星期三才公布。“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狂欢节前，那么欢乐的情绪和买卖就会全部完蛋。如果人们发现，利用化装可以犯罪，那么马上就会失去兴趣，买卖随着也就告吹。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圣。放纵和欢乐需要信仰，这是它们的基础。”

六

自从这两件谋杀案在记者中间传开后，《日报》采取了很不平常的态度。简直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它采用头号标题，出号外，用异乎寻常的篇幅登载讣告。仿佛这个世界上如果发生枪杀事件的话，死掉一个新闻记者是件很特殊的事情，要比谋杀一个银行经理、一个职员或者一个匪徒都重要得多。
对于新闻界的这种过分渲染，我们应该重视。因为不只是这份《日报》，别的报纸也都把谋杀一个新闻记者看作是一桩特别恶劣的罪行，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带有近乎肃穆的性质，甚至具有宗教仪典的意义。有人竟然把它说成是“职业的牺牲”，《日报》甚至还坚持认为舍纳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虽然我们得承认，假使托特格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鞋匠或面包师之类的人物）的话，那他大概不至于被人杀死，可是我们应该尝试着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是否*好还是说，他的牺牲是由于他的职业所引起的呢？倒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