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名字的女孩

9月17日，一个周日的早晨，我醒来后听见母亲在跟父亲说话，她说她在新闻里听到苏联从东边入侵了波兰。侵略难道没有尽头了吗？
我发现父母正在看着窗外，便也走了过去。那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一丝丝微风拂动着窗帘。我看到有几个犹太人正在清扫我们家门前的瓦砾。
母亲抱住了我。当道路清扫完毕时，我们看到了行军的德国队伍，仿佛一群带着大堆行李走向宿舍公寓楼的租客。打头阵的是一排卡车，后面跟着步行的士兵，*后是站在坦克上神色傲慢的军官。幸好祖萨娜今天早上去医院了，不用目睹这样的场景。
在我们看着军队走过时，母亲去为父亲泡茶了。我竭尽全力地使自己镇静下来。我想，也许我们不出声，他们就不会过来打扰我们吧？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数窗帘上绣着的鸟儿：一只百灵、两只燕子、一只喜鹊……喜鹊是不是死亡的征兆？卡车的轰鸣声越来越响。
我深深地呼吸，想要缓解一点儿紧张。好像有人走过来了？“出去，出去！”一个男人高声喊着，随之而来的是可怖的军靴的踢踏声。
有很多人走近了。
“离窗户远点儿，卡茜亚。”父亲说着退了两步，虽说他的语气漫不经心，但我知道他也很害怕。
“我们该藏起来吗？”母亲低声问道，并把她的戒指翻了个面，藏进手心里。
父亲走到门边，我在心里不停祷告着。伴随着一句命令，我们听到门外响亮的应答声，紧接着是卡车开走的声音。
“我觉得他们要走了。”我低声对母亲说道。
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把我吓了一大跳。“把门打开！”
母亲紧张得动弹不得，父亲走过去打开了门。
“你是艾德尔伯特·凯兹莫里克？”那个党卫军军官大步走进来，傲慢地问道。
他的身高大约比父亲高出两掌，因此他进屋时看起来差点儿要撞到门框。他和部下都穿着纳粹党卫军制服——漆黑的靴子，头顶的帽子上有一个恐怖的骷髅图案。随着他越走越近，我能闻到他身上有股丁香味口香糖的气息。他看上去生活很好。而且他把下巴扬得老高，以至于我能一清二楚地看见他的喉结附近贴着一小片纸——小小的剃须刀竟能让纳粹党人也见了点儿血。
“是我。”父亲尽可能平静地回答道。
“你是邮政通信中心的负责人？”父亲点了点头。
两名警卫上前架着父亲的胳膊把他拉走了，他甚至都没来得及回头多看我们一眼。我想要跟上去，但那个高个子军官伸出警棍拦住了我的去路。
母亲跑到窗边，瞪大了眼睛喊道：“你们为什么要带走他？”
瞬间我感到如坠冰窟，难以呼吸。一个更精瘦矮小的党卫军走了进来，手上抱着一个装面包的油纸袋。
“你丈夫都把文件放在哪里？”高个子军人问道。
“反正不在这儿。”母亲说，“你们没有抓走他的理由。”
母亲站在那里，手紧紧按在胸口上。那个瘦警卫开始翻动屋子里的抽屉，把他能找到的纸张都塞进袋子里。
“你们有没有任何短波通信设备？”高个子军官问。
母亲摇了摇头：“没有。”
当我看到另一个警卫打开柜门，把我们仅存的一点儿食物扔进他的袋子里时，我感到胃里一阵抽搐。
“所有的物资都属于第三帝国，”高个子军官宣布道，“届时会有配给卡发放。”
几罐豌豆罐头、两个土豆，还有一个极小的卷心菜都被收进了油纸袋。然后，那个瘦警卫抓起了一个卷着的纸袋子，那里面是母亲仅剩的一点点咖啡。
她试图把它夺过来。
“噢，拜托了，让我留着这点儿咖啡吧？我们只剩下这些了。”
高个子军官盯着母亲看了几秒钟：“给她留着吧。”于是，他的部下把咖啡放回到柜台上。他们彻底搜寻了我们那三间小小的卧房，拉开衣橱的每一层抽屉，把袜子和内衣翻得满地都是。
“有没有私藏武器？”在部下搜索衣柜时，高个子军人问道，“还有没有藏别的食物？”
“没有。”母亲回答道。这是我**次听到她撒谎。
他逼近她：“你想必知道，根据第三帝国下的规定，私藏这些东西是死罪。”
“我知道，”母亲说，“如果能让我见我丈夫……”我们跟随着他们来到花园，这块泥土地上一下子站上这么多人，显得它越发狭窄。花园乍看之下并无异常，但我们上周埋东西的位置显得有些过于平整。我数着那军官走向院子的步数，五步、六步、七步……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察觉到我的膝盖正在颤抖？
母鸡希纳踱到我们埋东西的地方，开始啄土找虫子吃。上帝啊，我们的铁锹还堂而皇之地立在后屋的墙边，上面还沾着泥土。他们会把我们带去卢布林监狱吗？还是会就地把我们枪毙？我能想象出父亲回家后看到尸体的样子。
“你以为我是白痴吗？”高个子军官一边说一边靠近那片地方。
八步、九步……
我屏住了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