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巢

《织巢》是《候鸟》的姊妹篇，也是一个爱情故事，不过是广义的。当年在报上连载，是用专栏形式，每天八百字，如今回忆起来也觉神奇。这种平淡，闲话家常的写法，跟当时大多只争朝夕的连载小说，无疑显得乏味。报刊的篇幅多么珍贵呢，难得前辈编辑提供园地，并加以鼓励，这是必须肯定和尊重的。我一写，一年之久，大概读者不多，怨言却不少，不过压力也不在我身上，当编辑稍露口风，我马上知趣，草草收笔。事实上，我写《我城》时，才写了万多字，就受过毫不客气的批评；我的其他小说也有类似遭遇。说的直率，但书未写完，看的也不周全，不好妄下论断。我稍为所动，但仍然照想法写下去。*重要的是，说这话的人可不是我的编辑。我这样再提出来，是近年这种自以为是的批评，时有所见；尤其脸书之类盛行，无论褒贬都太容易了，表示一下态度，不用推理，年轻的作者，可能受不了这种冲击。一个写作的人，如果太在意别人的批评，包括亲朋戚友的赞语，那是自信不足的表现。我写作超过半世纪，一直很认真、努力，是明知这回事不可不认真、努力，所以我也要求评论家不要轻率。当评论家说什么“逃避现实”，这是假定只有一种现实，责成这种现实的时候，其实也指定这种现实的写法。小说的写法，我是绝对坚持的。这当然牵涉对文学艺术的理解，甚至对人生、对世界的看法。秉持一种世界观去进行文学批评，只是寻找近亲。《候鸟》在报上连载的收结，我连自己也不满意，所以只出版了上卷，上卷是姐姐素素的自述，妹妹妍妍的部分，也有十多万字，一直压在抽屉里。妍妍是以我的幼妹为原型，她几乎是我带大的，我做过她的小学老师，她结婚前什么都跟我说。她爱好运动，看来很健康，却*早离世，我很怀念她，书中泰半是她的亲身经历，那是二十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生活。不过成为医务所的助护，却是我另一个大妹的经历，大妹一直与我同住，却染上奇怪的绝症，七年来不断进出医院，经常开刀，人日渐消瘦，我感同身受，但我看到她另一面强韧的生命的意志。反而是我这个老病号，真是久病成医。那六七年我写得很少，生活并不好过，当年一位北京的编辑，忽而造访，我拒绝她进门，当时不便解释：屋内另有一位病得更重的人正在客厅里为伤口包扎换药。我和这位编辑素未谋面，抱歉她大概曾按地址在屋邨里摸索了好一阵。大妹过世后我收拾她的文件，找到她保存一家人在上海的身份证，我呢，原来在一九三七年生。翻开了许多年的记忆，我把收藏的《候鸟》剪报找出来。十多年来，有些朋友偶尔想起这些文字，表示关心。其中洪范的叶步荣先生和叶云平先生，从没怀疑我会乱写，近年又追问《候鸟》续卷的下落。于是，那么一个阳光猛烈无事的夏天，不宜外出，我把剪稿摊开，痛定思痛，像织巢鸟那样，找来材料，重新编织。我很重视小说的形式，当年素素的自述，是由幼渐长的叙事；下半卷则转由妍妍自述，她们不是孪生姊妹，不应该相同，当然也不能完全不同吧。我更不想重复过去的写法。我想，《织巢》也是可以独立成卷的。在妹妹的叙述里，我尝试插入姐姐和母亲各自的叙述，这是话分三头。但问题是，在报上连载，如果用上两三种字体，会给予排字房的工友诸多麻烦。那还是铅字排版的年代。当年前辈编辑忙累了想稍作休息、旅行，就嘱我代为发稿，所以跟排字房的工友阿祥叔稔熟。阿祥叔总把我好几个专栏的版头原版送给我。这些版头，大多是蔡浩泉的设计。我不想添烦添乱，也就把其他人的说话融入妍妍的叙事里，叙事观点的转移，同样的字体，又限定字数，在报上看会感觉很混乱，我很快就放弃了计划，再变回单一的叙述。如今电脑打字，用书本的形式，我可以还原本来的构想，加上接到远亲的来信，分别用四种字体表现，清楚地让当事人自己发声；发声，并不一定要唱对台，而可以是有自己的说法，又互相补充。这是个吵闹撕裂的年代，大家说话时仿佛都要提高嗓门，声嘶力竭，要证明关心社会，而如此这样的一套才能够改进社会。我想，生活是否只容许一种模式？我们又能否冷静下来，平实地说，耐心地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