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局者(艺文志·人物)

像许多人一样，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与书中的人物交朋友。这是读者和作者之间一种奇异的关系。对一位声名长盛不衰的诗人或小说家，我们的了解会逐渐比对我们同时代、同地域的人更为详尽；某种意义上，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也比爱和友谊来得更加亲近。在一个外省小镇长大的我为那些局外人所吸引，尤其是和《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中的玛吉·塔利弗（Maggie Tulliver）一样的女孩——像她的创造者乔治·艾略特 (George Eliot)本人一样，她是个无法为自己向上求索的天性找到安放之处的、躁动而聪颖的女孩。后来，我爱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在暗夜中的所见，暗夜中她看透局外人的心灵和思想，他们阴翳中的自我在白日的强光下褪色、消散。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ë）呐喊出的对“外在世界”的轻视和对“内在世界”的拥抱也让我深深信服。她们在世时都是局外人，尽管痛苦，但与社会的疏离也的确使她们开口吐露了那些不得不言说的东西。 童年时，我一直陪着生病的母亲，深知对局外者的同情之感；但与此同时，我很早就为他们身上拥有的可能性所震动：比如我的母亲，她的疏离能让她对世界拥有别样的理解。那些对我意义非凡的局外人告诉我们的并非我们是谁，而是我们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选择了五位卓越的局外人——她们的声音都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变得益发响亮。她们分别是天才、灵视者、法外之徒、演说家和探索者。在我心目中，她们来了，她们看见，她们离开并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艾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奥利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各自拥有不同的处境，但她们的共通之处在于她们相互间的启发，以及她们跨越世代对我们的影响。她们五位在成为作家前都曾是读者，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创造之链中听到了前人的声音。我希望关注的是这条创造之链上的环节，即这些女性相继催生新的种属（genus）的过程。1846 年 1 月 2 日，在艾米莉·勃朗特写作《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之时，她不受束缚的声音驱动着它超越了自身的时代。她宣称，“我的灵魂绝不怯懦”。在 1881 年注意到这一声音的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在 1925 年听到它的弗吉尼亚·伍尔夫都想到了同一个词：这位作家是庞然（gigantic）的。 我所好奇的是，这五位作家中的每一位都是如何能够发出庞然巨响的。她们如何克服女性道路上的阻碍而成为作家？她们的生命历程似乎是常常变化的，以至于近乎经历了完全的蜕变。十六岁的玛丽·戈德温（Mary Godwin）竟然找到了热心鼓励她创作的诗人雪莱，这多么不可思议。同样不可思议的还有艾米莉·勃朗特，她竟有两个天赋异禀而与她惺惺相惜的姐妹，几乎逆着她的意愿，想方设法出版她的作品。医生和护士都没想到弗吉尼亚·伍尔夫能从1915 年的精神疾病中康复过来，更别提在二十年代一举成为一流小说家。乔治·艾略特本可能是个福音派的宣道者。奥利芙·施赖纳也可能终其一生都是个女教师。 在她们每个人的人生开端，我都看到一个模糊的形影，它隐约察觉到自己尚受检验的潜力，或是在书信中浮现，或是寄身日记里的喃喃自语，但在即将偏离习俗的既定路线时，它又总是临时做出抉择、摇摆不定。热情在她们的成名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样重要的还有性：乔治·艾略特爱上了一位男性，但对方无法以她想要的方式回馈她的爱；玛丽·戈德温（也就是后来的玛丽·雪莱）义无反顾地爱上了一个诗人，她感到能在他面前“袒露”她的一切；奥利芙·施赖纳在未来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面前，对于性冲动的表达毫不遮掩―后者记下了她的话——这对于一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单身女性是非比寻常的。 好女人都是安静的，这是十九世纪公认的真理。她们不纵容自己在公共场合说话：这样做是不谦逊的，不合女性身份的；坚持自我或表现自我都被认为是不自然的。恰恰就在这时，三位女性不屈的心灵出现了，她们的小说也即刻回应着当下：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 1818），乔治·艾略特的《亚当·比德》（Adam Bede, 1859），和奥利芙·施赖纳《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 Farm, 1883）。艾米莉·勃朗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更为坦率大胆的话语则在她们身后很久才为广大的读者所知。 她们穿越时空而互为神交，她们的人生与著作的共通之处在于对这个残暴世界的恨意。艾米莉·勃朗特充分展现了家庭暴力的可怖，也展现了希刺克厉夫的厌女和他对所有来客的恶语相加。玛丽·雪莱和奥利芙·施赖纳见证了战争对平民造成的残暴的冲击。弗吉尼亚·伍尔夫从精神疾病中康复过来，却又面临着战争的疯狂——那些在战壕中发生着的、无意义的杀戮。 这五位作家中，有四位的人生都是在没什么希望中开始的。**位玛丽·雪莱是唯一的例外，她在二十岁之前就写出了《弗兰肯斯坦》。她虽然和其他人一样变成了局外人——具体来说，她是个社会的弃儿——但她的起点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她是女权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的女儿。她的父亲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几乎同她的母亲齐名，这位政治哲学家受到当时*好的作家推崇——柯勒律治（Coleridge）、兰姆（Lamb）、拜伦（Byron），尤其是雪莱。 我选的五位作家都没有母亲。在身边没有女性楷模的时候，她们从书中学习；幸运的话，也从一位开明的男性处学习。她们五人都面临着一直待在家里、过未经活过的人生的危险。但如果说待在家里是种风险，那么离开家则往往意味着更大的危险：失去庇护、与家人隔阂、受到剥削；流离失所，从一处辗转到另一处；*恐怖的则是遭遇那类捕猎者：他假装为十七岁去当家庭女教师的奥利芙·施赖纳主动提供名为婚姻的人生保障。 在一个女性的名誉意味着她所珍视的稳定和保障的年代，她们五个中的每一位都失去了它。每个人都曾捱过遭到社会排斥的黑暗时刻，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她们想要的——比如说，在何种程度上，艾米莉·勃朗特在布鲁塞尔学校中的不受欢迎是她自己想要的，或者她其实并不情愿？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逃离了位于外省的家，在那里人们把聪明的女孩当作怪人。在伦敦，早在她没有缔结合法婚姻就与伴侣同居之前，她就已经自称“法外之徒”。然而，正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她在社交场之外度过的日子里，她才成为乔治·艾略特。 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phen，后来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一群人定居在布卢姆斯伯里。她的兄弟和姐姐，还有他们那些大多喜欢同性的朋友们——E. M. 福斯特（E. M. Forster）、利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和梅纳德·凯恩斯（Maynard Keynes）——为她提供了一处容身之地。在这些与她们相互激发的同伴中间，弗吉尼亚和姐姐把自己变成了两个没有监护人的年轻女性，与男性和女性同伴们彻夜长谈，向外抛着“精液”和“交媾” 之类的词。这容易让人说闲话，但并不危险。对于伍尔夫来说，危险的是疯癫的威胁——这与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笔下的“艺术的癫狂”紧密相连。 当然，没有人能够解释天才。想要在过去为女性划出的那个场域——那单薄的家中天使的角色——之外辨认出女性的身影尤其困难。相反，弗吉尼亚·伍尔夫探索着那秘密之物：女性在阴影中跋涉的、持久的创造力；在她那一代以及此前，它都不曾宣告过自己的存在。 我们知道的是，在这些作家身后，家人们营造的神话形象削弱了她们激进的本质。乔治·艾略特的鳏夫呈现出的是一个无瑕的天使形象；另一个极端，则是与施赖纳不和的鳏夫出于愤怒扣给她的污名。对玛丽·雪莱，忠心耿耿的儿子与儿媳按照维多利亚时期怯弱少女和未亡人的形象塑造了她。但她们的声音还是透过后世声名这方墓碑响亮地传出。这五位作家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也无疑改变了文学的面貌。我们不仅仅阅读她们；我们聆听她们，与她们一同生活。 实际上不能说我选择了这些作家，是她们选择了自己。她们每个人都怀抱着简·爱所表达过的那种冲动：“我必须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