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感

《幽默感》（**章节选，有删减） 在柏拉图（Plato）的《斐利布斯》（Philebus）中，苏格拉底（Socrates）认为喜剧“不仅呈现在戏剧的舞台上，也呈现在更广阔的人生舞台上。喜剧在无穷尽的情境中上演”。真的是“无穷尽”吗？对于那些寻求明确定义的人来说，这或许不是令人满意的答案。读过这些论调之后，如果还将“喜剧”“幽默”看作某种类别，似乎成了一种错误。漫画家索尔·斯坦伯格（Saul Steinberg）也曾提出类似的暗示：“试图定义幽默也是幽默的定义之一。” 撇开它分类上的难题，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喜剧形态，依然引发了多种多样却又相互关联的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喜剧也是我们工作、娱乐生活中存在的一种更广泛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问：幽默如何被运用？我们什么时候会笑，为什么会笑？为什么人们要编织笑话、故作丑态、胡言乱语、阴阳怪气？这些说笑之人或是喜剧作家享受着什么样的感觉？他们谈笑风生时又冒着何种风险？这本书探讨的就是这两种类型的问题。毕竟，到了19世纪的时候，一位传统潘趣（Punch）木偶亭的老板可能会有些失落地指出，“现在每个人都很搞笑了，他们都热爱喜剧行业”。喜剧业跨越了高雅与通俗的界限——一边是公认的、已成惯例的文学形态，另一边是更具实验性、更受欢迎的娱乐产品。因此，我们应该为喜剧赋予一种双重定义：它既是文学体裁，也是一系列非文学的现象、经验与事件。正因如此，我们不仅要关注经典的戏剧、散文、小说和诗歌，也要关注哑剧、马戏团、轻歌剧、无声电影、杂耍戏院、脱口秀表演、浪漫喜剧和幽默小品。在这些舞台之外， 我们也能目睹无数爆发出“喜剧”的时刻：人们总是说着诙谐的逸事、玩着文字的游戏、装出滑稽的步伐、谈论有趣的想法…… 细节决定喜剧的成败，所以我会从一系列案例入手，进行高效、频繁的引用，尽可能让喜剧“本人”讲述自己的故事。当然，这些案例也与特定的规则息息相关：我会综合考量一系列的人物、场景、时代与风格，分析更为宏观的议题。案例分析的目的，正是支撑（与检验）更为抽象的理论与概念。 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曾经告诉过他的父亲，“你可以在一张一便士的明信片上，写出一部优秀的喜剧”。毕竟，费力地解释一则笑话，可能是世界上*糟糕的事情。正如哲学家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指出的那样，一则笑话总是“意赅……且言简”。阿里斯托芬的《云》（Clouds）嘲弄着苏格拉底，《欢乐一家亲》（Frasier）也讽刺着克兰兄弟（Crane Brothers）——从古至今，喜剧的想象力总是关照那些喜欢啰嗦的家伙：知识分子、理发师、书呆子，诸如此类。马克斯·伊斯曼（Max Eastman）恰当地指出：“针对笑话的‘正确阐释’，不仅听起来不好笑，而且似乎也不是那么‘正确’。” 不过，虽然喜剧处理的是“智力”的失败，但它仍然会锻炼我们的大脑。我们不必严肃地看待喜剧，但是可以认真地对待它。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宣称：“一部严谨、优秀的哲学著作，也可以完全由笑话构成。”这或许是因为：笑话邀请我们反思自己已知的东西——以及我们认为自己已知的东西。笑话带来的那种惊讶，反而会让我们陷入怀疑：为了让我们发笑，它戏弄着我们的哪些期待？这些期待的内容，可能会揭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的信息。近来，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曾表示，“每一则笑话都让我们重新思考…… 既有的规范，我们会发现它们在特定情境的替代品”。反过来说，笑话也会让我们陷入抉择：我们究竟想要遵循这种规范，还是抵制这种规范？ 有人曾要求费德里科·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评价他自己的《小丑》（Clowns, 1970），他答道：“当我抛出一个好问题的时候，我并不在乎它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