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斯宾诺莎

在海牙 1999年12月1日，戴斯因德斯酒店（Hotel des Indes）那个好心的守门人坚持同我说：“先生，在这种天气里，您是不能徒步出行的，让我帮您叫辆车吧。这风实在太大，几乎可以与飓风媲美了。看看那面旗子吧。”的确，那面旗子几乎要被风吹倒了，而疾速移动的云则竞相涌向东方。尽管海牙的大使洛（Row）已经备好了车，并准备出发，但我还是拒绝了这一邀请。我说，我更喜欢徒步，不会有事的，看见那在云丛之间露出一角的天空有多美了吗？守门人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当然，我也不会告诉他。谁知道他会想些什么呢？ 雨基本上已经停了，只需下定决心，就能迎风走出去；事实上，跟随着我脑海中此地的地图，我走得飞快。就在我散步的终点，也就是戴斯因德斯酒店的前方，向我的右侧望去，便能看见那古老的宫殿，以及挂着伦勃朗头像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Mauritshuis），眼下那里正在举办伦勃朗自画像回顾展。穿过博物馆的广场，那里的街道几乎不见人影，即便这是城镇的中心，并且今天是工作日。这说明人们都接到了要待在室内的警报。这样很好，不需要穿越人群，就到达了斯珀伊河（Spui）。当我走到新教堂之后，眼前的路便全然陌生了，我犹豫了片刻后，该往哪里走便显而易见了：我先是在扎克布大街右转，随后在瓦根大街左转，然后在斯戴莱温凯德再一次右转，约莫五分钟之后，我到达了帕乌金格拉赫特。我在72-74门牌号前停下了脚步。 房子的正面和我想象的一样：这是一栋不起眼的紧临运河的联排别墅，一共三层，不大，有三扇十分宽敞的窗户，比起富人住的那种联排别墅，它显得更朴素一些。房子被保护得很好，看起来和它17世纪时的样子别无二致，只是所有的窗户都紧关着，毫无生气。门也保存得十分完好，被妥善地粉刷过，门框之上挂着一只闪闪发光的黄铜铃铛，在门的边缘，“斯宾诺莎故居”几个字刻于其上。尽管不抱太大的希望，我仍毅然按响了门铃：屋内悄无声息，甚至连窗帘都没有动一下。早些时候我打电话询问时，也无人应答，斯宾诺莎故居关门了。 在斯宾诺莎短暂的一生中，他在这里度过了*后的七年。1677 年，他在这里与世长辞。他来时带着的《神学政治论》（Theologico-Political Treatise）的手稿，就是在此地匿名出版的；同样，他在这里完成了《伦理学》（Ethics）的写作，在他死后，《伦理学》一书出版，尽管在当时，这本书并未获得人们的关注。 我原本对今日能有幸瞻仰这房子不抱希望，然而一切都未让我失望。在景观的中心地带延伸出两条通向街道的小巷，那里竟然有一座城市花园。在那里，我发现斯宾诺莎本人坚固的青铜坐姿雕像，被风吹过的树叶遮掩着。他看起来十分安适，静静地沉思着，完全没有被这喧嚣的天气所打扰，一如当年他从强权手下幸存下来时那样。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一直都在寻找斯宾诺莎，有些时候是在书中寻找，有些时候则是去具体的地点寻找，这也是我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就像你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项并不在我计划中的，仅仅用来满足好奇心的消遣。而我之所以能找到这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巧合。少年时，我**次读斯宾诺莎是在青年时期，没有比这更适合读斯宾诺莎在宗教和政治方面言论的年龄了，很坦诚地说，尽管他的一些观点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但我对斯宾诺莎的崇敬却是相当抽象的。他既迷人，又令人生畏。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没有想过要读斯宾诺莎，尤其是读他的那些与我研究领域相关的著作，我对斯宾诺莎依然无甚了解。然而，他的一句名言被我珍藏了很久，它出自《伦理学》，与自我的概念相关，当我意图引用它，需要翻书检查它的准确性以及上下文背景时，斯宾诺莎就这样回归于我的生活。我找到了那句话：没错，它的确同我用大头针钉在墙上的那张泛黄的纸上的内容相吻合。然而当我开始阅读我翻找的这一段落的前后文时，我便停不下来了。斯宾诺莎不曾改变，但我已不是曾经的我了。曾经令我费解的内容，现在看来是那么熟悉，熟悉到不可思议的地步。事实上，虽然我无法认同斯宾诺莎的全部观点，但斯宾诺莎的主张与我目前研究的一些方面有着紧密的关联。比如，一些段落依然晦涩难懂，而且，在反复阅读之后，我依然没有解决观点之间的矛盾及不一致性。我依然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因此而恼怒。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好坏，我发现自己与这些观点产生了一种愉悦的共鸣，就像伯纳德·马拉默德（Bernard Malamud）的小说《修配工》（The Fixer）中的那个人物一样，他在看了几页斯宾诺莎的言论之后，如同被旋风顶着后背那样，一股脑地读了下去：“虽然我并不能理解每一个字，但是当你接触到这些观点时，你便像着了魔一般无法停止读下去。”作为一个科学家，斯宾诺莎所探讨的这些话题，情绪与感受的本质，以及心智与身体间的联系，令我十分着迷同样，这些话题也让过去的思想家着迷不已。然而，在我看来，斯宾诺莎似乎已经预见到了研究人员目前针对这些问题提供的解决方案，这着实令人吃惊。 比如，当斯宾诺莎提到“除了作为一种令人感到愉悦的状态之外，爱什么也不是；而喜悦往往伴随着因为外在因素导致的想法”时，他非常清楚地将感受的过程与对一个能引起情绪的客体产生想法的过程分开。快乐是一回事，引发快乐的客体是另一回事。*终，快乐或者悲伤，连同对引起快乐和悲伤的事物的看法一起出现在脑海中。当然，在我们的有机体中，它们产生的过程截然不同。斯宾诺莎描述了现代科学作为事实揭示的一种功能安排：生命体均被赋予了对不同客体和事件做出情绪化反应的能力，在做出反应之后，不同的感受以及作为感受必要组成部分的愉快或者痛苦也随之而来。 斯宾诺莎还提出，情感的力量是这样的：克服有害的情感，比如非理性的激情的唯一希望是用一种由理性触发的更强的积极情感去压倒它。“一种无法被压制、无法被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情感所抵消的情感比能被抑制的情感更强大。”换言之，斯宾诺莎建议我们用在推理与理智基础上产生的更加强大的积极情绪同消极情绪作斗争。他这一思想的中心在于这样一个观点：抑制激情，要靠理性所引导的情绪，而非纯粹的理智。这绝非易事，但斯宾诺莎认为任何容易的事都没有什么价值。 我将要讨论斯宾诺莎非常重要的观点，即心和身都是同一物质的平行属性（称为表现[manifestation]）。至少，通过拒绝将心和身放在不同的物质上，斯宾诺莎表明了他对当时盛行的身心问题观点的反对。他的异议在众口一词中显得尤为突出。然而，更有趣的是，他认为“人的心灵就是人的身体的思想”。这可能导致他被逮捕。斯宾诺莎可能已经直觉到心与身平行表现的自然机制背后的原理。正如我在后面将要讨论的，我确信心理过程是基于脑对身体的映射，即描述对引起情绪和感受的事件的反应的神经模式的集合。没有什么比听到斯宾诺莎的这句话并揣摩其中可能蕴含的深义更令人舒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