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是如何运作的:关于自信的新科学,为什么有些人学会了,有些人却没有(跨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剖析信心的底层逻辑)

男性有意无意的态度也是女性信心的破坏者 在都柏林举办的BT年轻科学家大奖赛（BT Young Scientist Competition）中，1000名学生怀着紧张的心情，闹哄哄地齐聚一堂。两名15岁男孩开始做项目展示，急切地向我和其他评委描述他们的研究。他们是艾伦（Alan）和科马克（Cormac）。 “女孩和男孩一开始是一样的，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女孩一般对科学和工程不太感兴趣。我们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艾伦说道。 于是，他们调查了至少376名5岁至7岁的儿童，并收集数据。其中包括要求参与者画出一幅工程师的画像，并给这人起一个名字，以便确定这人是男是女。一半的女孩画出的工程师是男人。男孩呢？只有4%的男孩画出的工程师是女人。 科马克得出了这样含蓄的结论：“女孩对男孩能力的看法，比男孩对女孩的看法更加积极。” 对于女性信心不足的问题，一般人提出的潜在解决方案通常是针对女孩和成年女性本人的。可是，艾伦和科马克发现，或许男性有意无意的态度才是真正的源头，应该由此下手解决问题。对此，无论是乔斯林·贝尔·伯内尔，还是我在剑桥大学的一位前同事，都不会感到诧异。这位女同事是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知名学者，也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她也很有威严。要是有人（比如我）占用了她在实验室的位置，或者给她惹了别的麻烦，被她发现，就得接受她的炮轰。 某一天的午餐研讨会过后，我吃惊地看到她鲜为人知的一面。学院的学术辩论向来十分激烈，嘉宾发言后，听众会毫不留情地挑毛病，双方唇枪舌剑。那一天，双方的争论比平时温和得多。会后，我跟她（姑且管她叫简妮吧）、会议主席和演讲嘉宾站在一起，三位都是女士。在我们学院的高级研究员中，女性占比极小，因此，这种情况是相当罕见的。 “要知道，在这些会上，我平时是不提问的。但今天有两位女士在台上，感觉很不一样。”简妮突然开口，平日好斗的盔甲下，流露出一丝我从未见过的脆弱，令我一时之间有些迷茫。她确实提问了，也有精彩的发言。印象中，她从未在公开会议上有过这样的表现。 然后，我恍然大悟。在男性主宰的环境下，男性竞争起来是很轻松的；但即使是身经百战的女性，竞争起来也艰难得多。这件轶事有科学证据支撑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效仿艾伦和科马克，研究一下在儿童身上发生了什么事。 一群9岁至10岁的孩子参加40米赛跑。首先，他们要一个人尽力跑出*快的速度。接下来，他们要跟跑步速度相近的另一个孩子一起跑。那个孩子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当男孩跟男孩一起跑时，他们的跑步速度变快了。当女孩跟女孩一起跑时，她们的跑步速度变慢了一点。我们想知道，女孩跟男孩一起跑，会发生什么事？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经济学家发现，即使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次跑步中，男孩跑得比女孩慢，到下一次两人一起跑时， 男孩比女孩跑得快的概率还是高达73%。如果男孩**次跑得比女孩快一点，下一次跑得比女孩快的概率是83%。简言之，与女孩比赛时，男孩获胜的概率会上升。 这跟体力无关。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让一群成年人在电脑上玩迷宫游戏，每解开一个迷宫都能拿到奖金。在这种条件下，女性解开迷宫的数量与男性大致相同。但接下来，研究人员把任务改为赢家通吃的比赛， 参与者之中表现*好的可以拿到大奖，其他人空手而归。在这种条件下，男性的竞争精神发挥了作用，平均比女性多解开4个迷宫。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总结说，女性应付不了竞争呢？先别急于下结论。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发现，当女性与其他女性竞争，她们表现会更好，这就像男性与其他男性竞争时，表现会更好一样。竞争的性别差距消失了。我在剑桥大学的同事简妮也有类似的经历。在竞争激烈、女性只占极少数的学术环境中，她的信心受到打击，不那么踊跃地参加研讨会的讨论。而乔斯林·贝尔·伯内尔面对男性更明目张胆的破坏，居然还能坚持不懈，实在令人惊叹。 女性在社会上处于劣势，要面对刻板印象威胁、破坏，在竞争中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这一切都让她们更难获取信心这一宝贵资源。那么，我们就要问了：一个人可以通过学习，变得更加自信吗？ 赢家诅咒 1957年，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Jørn Utzon）赢得了在悉尼海港边上建悉尼歌剧院的方案竞标，项目成本估算为6500万美元（按现值计）。 足足16年后，悉尼歌剧院才在1973年10月20日开幕，项目耗资高达10亿美元。丹麦经济学家傅以斌（Bent Flyvbjerg）表示，这是全球预算超支*严重的巨型工程。b悉尼歌剧院是规划谬误的绝佳例子。规划谬误是全球各地大型项目要面对的“拦路虎”，过度自信的人士和组织特别容易掉进这个陷阱。信心让你更有掌控感，而过度自信放大了这种感觉，让你低估自己无法控制的项目隐患。 掌控感太强，也会让你对时间表过度乐观。此外，伦敦商学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的研究人员在2008年发现，过度自信的人大脑较少出现“损失厌恶”——也就是比起获取收益，人们更倾向于规避损失的偏好。 大型项目需要大型团队，那么，过度自信的领导人是怎样推翻团队成员务实谨慎的看法的？我们知道，过度自信会让人变得超级有说服力，这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缄默效应”。在一个组织里，由于上级掌握了权力和支配地位，初级成员即使看到警告信号，也会保持沉默（缄默）。 在2015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把志愿者随机分配为两人一组，一起解决问题。研究人员在每组中指定一人是主管，一人是员工，主管有权力给员工评价，给予奖励。在一半小组中，研究人员教导主管表现出十分自信的风范，包括与员工有许多直接的眼神接触，挺直腰板，说话流利，做出动作幅度较大的自信手势。在另一半小组中，研究人员教导主 管避免与员工有许多眼神接触，不要挺直腰板，并做出其他与信心低迷相关的行为。 结果或许会让你感到意外：比起主管表现不那么自信的小组，主管表现信心满满的小组更难以解决问题。在这些小组中，主管的信心让员工比较拘谨，不敢提出建议和意见。“员工”就算掌握了主管不知道的信息，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还是会保持缄默。 聪明的团队有自己的群体智慧，这不同于每位成员智商的平均数。聪明的团队之所以善于解决问题，关键并不在于每位成员有多聪明，成员之间的沟通交流要重要得多。换言之，整体远比部分之和更加聪明。 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的研究人员把志愿者随机分配为40个小组，让他们连续几小时解决一系列费脑筋的问题。研究人员发现，在*聪明的小组里，小组成员的智商并不是*高的；可是，成员善于解读别人的表情，轮流参加讨论，并没有一个人主导整场讨论。从女性比例也能预测小组的聪明程度，不过，这是因为女性往往比男性更善于解读别人的情绪。 过度自信而又有权力的人更有可能主导讨论。如果他们不懂得解读别人表达的情绪，就不能发现别人可能感到恼火、无聊、兴奋、生气、焦虑或者在沉思的信号，也就不能把别人带入解决问题的讨论之中。要是团队有成员过度自信，过于强势地担当主导角色，就会让其他成员感到拘谨， 难以做出贡献，也就消耗了群体智慧。这样一来，无论过度自信的成员是 男是女，都会削弱群体智慧。但平均而言，男性的信心、权力和支配地位比女性更高，也就远比女性更有可能做出这种行为。 可是，打击信心的人际关系在群体中的影响，远不只是某些成员保持缄默、不参与讨论这么简单。2012年，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的研究人员测量学生的智商之后，把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去解决问题。两个小组的人均智商是一样的。不过，研究人员会告诉一个组的学生个人在小组内的智商排名；而另一个组的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个人排名。 结果，比起不知道自己排名、没有负担的小组，知道自己排名的小组变得没那么聪明，解决问题的数量较少。在知道自己排名的学生大脑中，脑额叶左侧外表面的活动较少，杏仁核（焦虑中心）的活动较多。由此可见，打击信心的人际关系不仅会妨碍我们在小组内帮忙解决问题，还会消耗我们的大脑功能。 我们已经看到过度自信的后果了。可是，过度自信是从何而来的呢？ 什么会让人过度自信？ 不管智力水平如何，更为自信的年轻男女倾向于搬到大城市，平均而言，变得比留在家乡的人更有钱、更成功。聪明却缺乏自信的人会安守现状，而能力没有那么强却更加自信的朋友会敢于到外地闯一闯。他们全心投入大城市的旋涡之中，探索全新的想法、人脉、机会、体验和人际关系。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他们的财富和专业知识加速增长，达到留在家乡（经常还更加聪明）的朋友和兄弟姐妹不可企及的高度。 自然，有些人会遇到大城市里常见的问题，包括孤独、成瘾、家庭关系破裂、犯罪，等等。可是显而易见，这个世界上的“迪克·惠廷顿”是乐观者，我们知道，乐观是自信的姐妹。抱着这样的心态，他们不太会期望失败，而更会去期望成功。 不过，这个超级添加剂必须及早获得。如果更有才能却留在家乡的人过了几年才鼓起勇气，跟随其他人来到大城市，他们是赶不上的。早早搬到大城市的人已经享受到成功的复利，以及大城市提供的指数式增长机会。这跟童年的信心是一样的道理。比起同样有能力但缺乏信心的同学，更有信心的学生会与之拉开距离，双方的差距会越拉越大、不可逆转。 复利效应在内部（头脑）和外部（技能、经验、接触面、资源、人脉和财务状况）都发挥作用。这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人自信地搬到大城市，信心得到了回报：成功创造成功，从而孕育信心，而信心又会埋下更多信心的种子。这是职业生涯的燃料添加剂，会给人创造无与伦比的价值，让人终身享受到复利效应。 无论是购物中心的顾客还是公司的采购经理，自信的人更多地把注意集中在决策的潜在收益，而非风险上。因此，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他们更有可能去注意令人乐观的积极方面，而不太会留意令人悲观的消极方面。自信的人更愿意做出投资，因为面对不确定的未来，会重点关注信心的“会发生”层面。不自信的人会更多地关注潜在风险，更有可能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出去。 换言之，在一个经济体系中，个人信心的“会发生”层面应该可以促使经济增长，形成这样的良性循环：信心造就了经济成功，从而又提振了信心。这是有证据支撑的。例如，2000年至2014年间，在13个欧盟国家（时年包括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个人消费者和公司高管的信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每个成员国的失业率。这是单向的关系： 个人信心能够预测*终的失业率。其他因素（例如消费者开支和工业生产）与信心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彼此相辅相成。 我们知道，更有信心的人更有可能创业。在有专利的发明家中，更有信心的人更容易找到企业把专利商业化。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在2011年发现，公司要是能增强员工的信心，就能提高生产力。 既然信心这么重要，那么在国民经济中，在几百、几千乃至几百万人心中，信心又是如何运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