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勤政-巩固统一与理学治国

一、顺治遗诏与四大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顺治皇帝病逝于养心殿，临终遗诏由年仅八岁的玄烨即皇帝位，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共同辅政，理由是四人“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要他们“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 顺治皇帝的遗诏虽然是在他不省人事的情况下产生的，但经过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的认可，与皇帝的诏书具有同等效力。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四人都是从皇帝直接掌握的上三旗中选拔的元老重臣，他们都受到前摄政多尔衮的打击迫害，或*早揭发多尔衮，被认为是*可靠、*值得信赖的。但这四人均非宗室。这种四大臣辅政体制，一反“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的祖宗成规。老谋深算的索尼，唯恐日后有变，在“遗诏”当众宣示哭声正哀之际，立即将这一潜在的难题挑明，以消除隐患。他用恳切的言辞跪告诸王贝勒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家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这样的时机，这样的场合提出这样的问题，迫使诸王、贝勒只能有一种答复：“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重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其勿让。”索尼的谦让，换得了诸王、贝勒不敢干预的许诺，这就为四大臣辅政体制的顺利实现扫清了障碍。于是(索尼)等誓告于皇天上帝和顺治帝灵前，誓词寓意深刻，而且不加掩饰。其中说：“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誓词中的这几句，毫不掩饰地针对诸王、贝勒，防止他们拉拢辅政大臣，侵犯皇权。索尼等的誓词，是效忠皇室、维护皇权的一种努力。辅政大臣体制顺利实现，没有引起任何争议，是因为多尔衮以近支宗室亲王摄政的种种弊端，如对幼年顺治皇帝的轻蔑、对诸王贝勒的专横，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避免历史重演，大家都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而变更“惟宗室协理”的祖宗成法，代之以非宗室的四大臣辅政。四大臣辅政是政治体制上的重要变更。四大臣的地位只是“辅佐政务”，国家大事的裁决权仍然掌握在皇帝手里，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诸王、贝勒的权力，避免宗室结党专权。 四大臣中名列首位的索尼，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早承家学，兼通满汉蒙古文，以其智慧和勇敢，很受太祖、太宗的器重。清太宗逝世后，多尔衮召索尼议册立，索尼拥立皇子，态度坚决，反对多尔衮继承大统。福临即位后，索尼与谭泰、图赖、巩阿岱、锡翰、鄂拜“盟于三官庙，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多尔衮擅权，六人盟誓解体，但索尼不改初衷，矢志辅立幼年皇帝，与多尔衮常有冲突，致遭嫉恨。顺治五年(1648年)，以“谋立肃亲王”罪论死，后免死夺官籍其家，遣守沈阳昭陵。福临亲政，特旨召还，复世职，优加至一等伯，以内大臣兼议政。 苏克萨哈，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崇德六年(1641年)，随济尔哈朗攻锦州，有战功，授牛录章京世职。苏克萨哈原隶多尔衮属下。多尔衮死，苏克萨哈与王府护卫詹岱等首告多尔衮谋移驻永平诸逆状，及殡殓服色违制，由是引发对多尔衮生前罪行的清算。顺治十二年(1655年)，苏克萨哈大败刘文秀所部抗清武装，六战皆捷，因功晋世职为“二等精奇尼哈番，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遏必隆，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崇德六年(1641年)松锦之战时，遏必隆力战，击败明军，护卫皇太极转危为安，论功得优赏。七年进扰山东有功，予牛录章京世职。皇太极暴死，遏必隆坚决拥立皇子，因此，与多尔衮有隙。顺治二年(1645年)镇压李锦所部抗清武装，又立战功，进二等甲喇章京世职。顺治五年(1648年)四月，多尔衮擅权，寻隙报复，议处遏必隆革世职，籍没家产一半。世祖亲政后，诏复其职，令袭爵为一等公，旋授议政大臣，擢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初以护军校从征，屡立军功。天聪八年(1634年)，袭牛录章京世职，崇德二年(1637年)攻皮岛又立战功，起擢为三等梅勒章京。崇德六年(1641年)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围困锦州，鳌拜冲锋陷阵，随机决断，五战皆捷，军功卓著，加世职为一等梅勒章京。崇德八年(1643年)十月，论功行赏，以鳌拜在锦州、松山、北京、山东诸处屡建战功，由一等梅勒章京晋加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元年(1644年)，随大兵定燕京，次年擢为一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年)随阿济格追击大顺军至湖广。次年随豪格进兵四川，攻大西军至西充。顺治五年(1648年)，多尔衮以“谋立肃亲王，私结盟誓”论鳌拜死罪。世祖亲政，授鳌拜议政大臣，累进二等公，予世袭。擢领侍卫内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P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