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现代思想批判

柳田国男始终在旅行，但他不是一位旅行者。就是说，他不是那种被所到访访土地的人作为“外来者”而拒之门外的旅行者。色川大吉说“柳田的人生是始于旅行又终于旅行的一生”1，这旅行的经验“胜过他所读的万卷之书，而给其民俗学带来了重要的意义”。大正十年(1921)，柳田走访了冲绳。正是在这前一年他脱离官场，开始了踏遍全国的旅行，大正九年(1920)12月他来到九州的东海岸南端，据说登上那霸是在翌年的1月5日。《海南小记》记录了此后两个月的冲绳之旅。人们说这次冲绳之旅使柳田的视线由“山人”转向了“常民”，而这种持续到他*后的著述《海上之路》为止的重大关注，深深植根于他的内心。
如果说这是一次促使他的关注由“山人”转向“常民”的旅行，那么，这个引起他从对平原的共同体社会之“外”向“内”的关注重心转变的旅行，到底是怎样一种旅行呢？的确，南岛的见闻给柳田国男以巨大的知识上的兴奋，这兴奋一直持续到有折口信夫等参加的“南岛谈话会”召开为止。然而，这是一次发现冲绳的旅行吗？不，他所发现的是促使其关注重心转移的一个视线、某种观念，或者是他通过旅行试图再次印证的、长期以来自己所抱有的某种推测的正确性。让我们来看看柳田的《海南小记》后半部有关“炭烧小五郎”的传说，还有“蒲葵”树及有关其名字由来的执著探索吧。说到歌咏蒲葵林之美的八重山小岛鸠间的歌谣章句，柳田写道∶

在这些岛上的同胞与我们分离以前，可以说他们与我们一样感受到了蒲葵林的清彻与美丽的，一个证据便是∶移居到没有蒲葵树的地方，经历了多少个世纪之后，仍有很多贵人想尽一切办法，到远方去搜集蒲葵的叶子，而爱惜不舍。2

这里，柳田国男所谓“贵人”乃是往古爱用蒲葵叶子的“大和”王朝的贵族们。上述文章清晰地说明了，柳田在文献乃至现地寻找蒲葵叶子的视线，要于八重山鸠间一节章句中发现或读出什么来。此乃“大和”民族所走过的道路，“大和”文化描绘出的同心圆轮所及的范围，其于文化的中心已然消失而在边缘地带仍然残留的痕迹。这不是对冲绳的发现，而是对“大和”的发现。或者应该说是一种自我认知、自我解读的状态。
柳田国男的确去了冲绳，而且自己阐释了这一旅行的意义之重大∶“我大正九年去了冲绳，今天想来有着非常大的意义”(《民间传承论》)；“对于我们的学问来说，发现冲绳乃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乡土生活研究法》)。那么，为什么说冲绳之旅乃至冲绳的发现，对于“我们的学问”是划时代的呢？何以有如此重大的意义？

首先是语言方面，观其文献记录，在内地已经完全不再使用的单词、语法仍然活用于这里。我们偶然地发现，从音韵上讲认为是地方的口音或近世的衰落者，仍然存在于这个岛子上。……而在信仰方面，如神社的起始、女性的地位、中古时代因神舆的普及自然演变而来的祭祀形式，以及神与祖先的关系等等，即给予我们以往只是空想的假说以旁证的事实，在这个岛屿上则作为当然的事情而实行着。(《乡土生活研究法》)

在有关民俗学上“遥远的一致”这一真理论证的方法论一章中，柳田国男谈到了“发现冲绳”的民俗学意义。可是，在这一意义上被讲述的冲绳乃是作为可以推测已经失去的“大和”之古语和祭祀形式的冲绳3。而用“发现”一语来自我确认和自我认知的，是于映照出“大和”古代的远隔地，发现冲绳的我之视线的正确无疑。被推理和重构的永远是“大和”。因此，柳田这样阐释始于琉球诸岛各孤岛的民俗学上之研究的重要性∶“即使是那些与国民有些脱离开来的各岛屿，为了通过比较映现出整个民族的古代，也极有必要尽早推进其各自的乡土研究”(《乡土生活研究法》)。通过乡土或民间传承研究所收集到的资料，不久便转化为确认其实体和实存的证据，我将这种柳田民俗学预设的假想实体称作“大和”。
柳田国男的确游历了冲绳。但他不是作为与那块土地异质的旅行者，更不是那种具有列维-斯特劳斯于《忧郁的热带》中透露出来的“败者”意识的旅行家4。相反，他是已经具有了折回“大和”内部的冲绳视线、并对这种视线确信不疑的亲密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