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二期(总第106期)

　　自白鸟至内藤，他们质疑中国古史的行动前后持续十多年，而这十多年正是中日两国频繁交往时段。如果认为两国疑古思潮互不相涉，那就必须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学术思想领域深受日本因素引导的中国学界，古史辨运动是如何做到不被日本因素波及？反之，当承认日本因素在明治维新以来对现代中国构成巨大影响力时，或者是说明治日本是近代中国“思想资源”所自和外来思想文化的“接生婆”时，我们均难以圆满解答这样一个问题——何以惟独1920年代的疑古运动摆脱了日本的影响力？古史辨与日本因素绝缘，不但日本的“思想资源”和“概念工具”论述失其意义，古史辨的“独创性”及其一众发起人、支持者与日本学界的严重隔阂反将成为检验日本影响论的标准。更值得反思的是，曾被时人誉为“国学泰斗”的章太炎，不论个性如何刚烈，脾气如何不好，或者是在学术观点上如何排斥新文化运动，但如他在古史辨问题上不是有所见有所悟，也不会无故诬蔑后学接引外力亡史减国。　　总结而言，熟知日本疑史思潮的章太炎对国内疑史运动强烈反弹，其反应非民族主义情绪作祟；而维护中国固有历史文化传统，亦非保守落伍。相反，其见解有一定前瞻性，而他处处把治学与国运发展紧相连系也有值得我们重视的地方。太炎之所以值得敬仰，也正在于其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极具社会批判性的思想无时不与国家命运发生联系。　　过去有不少学者称颂顾颉刚在“九一八事变”后比任何一位学者更着意发展经世学术的努力与贡献。譬如说他亲率“禹贡学会”门生后学远赴边疆考察民族史、地理、方志、文物，“力求从学术研究中为振兴中华民族尽些力量”等等，似乎表现了与白鸟库吉领导的“满铁”辖属“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对垒、抗衡之意。也许，我们无须过于质疑顾氏维护民族历史地理完整的真诚爱国心，但其幡然易帜的举措多少表现了一种反对疑所不当疑之学术立场。还有，有关工作果真出自真诚爱国心的话，则其中国史地意识及由相关研究所建立的民族认同多多少少反映了他具备一般史家所拥有的民族历史认同感；然则，他理应在往后日子显明其于维护民族立场的自我历史意识上有其一贯而完整的史观或学术系统。可惜，从其边疆史地考证直到贯串其一生数十年的古史辨思想源起的诠释和有所闪躲的自辩等各种现象观之，他的历史意识是矛盾而不统一的，其史观是断裂而不完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