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王冢-罗特小说集-3

　　约瑟夫·罗特:帝国与流放的迷宫　　（南非）纳丁·戈迪默（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罗特的核心作品《拉德茨基进行曲》和《先王冢》实际上是一部，它们各自完美地自成一体，作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又超越了各自的美妙。封面标明它们是家族故事，因为《拉德茨基进行曲》写了特罗塔家族一支的四代人，《先王冢》中写了另外两支。但它们不是沉闷的一代一代的系列小故事。似乎在开始写作《拉德茨基》几年之后，罗特才发现这部小说所开启的局面，他因此放弃了很多还会引向另外的黑暗的故事，不再涉及。对于一些关系的变化，他还没有*后决定：他还需要把玩，让它们自显真身，展示出其他的复杂层面。因此，如果读者终于领略到《拉德茨基》的写作天才，就会知道此书对父子关系的描绘揭示了一个尚未探究的方面，那就是《先王冢》中的母子关系。这不是简单的镜像，而是作者在不断深入探究这一*神秘、*具有决定性的人类关系——其影响是潜在的，往往比两性关系更持久。我们既是子女又是父母，这种状态将一直持续到死亡。　　罗特的主题不论如何强烈，都从不单一进行。总有别的主题出现，碰撞、冲击，加强自身以及其他主题的力量。父子、母子关系与人们之间种种关系结合在一起成为政治性的决心，如同网格笼罩着人们的生活。这种结合带着一种现象上的崇拜（一种外部的、神圣的）的需求，使得一个鼻子上总挂着泪滴的老人弗兰茨·约瑟夫成为皇帝和神明；这里还通过都市和乡村生活显示出来一种隐喻：一个时代带着置它于死地的病因，使大半个世界随之而去。　　虽然命运选择了他（特罗塔）来完成辉煌业绩，而他却故意让自己在后人的记忆中变得模糊不清。　　罗特多么确切地了解怎样开头！上面正是《拉德茨基》开场白的第四句。他在描述严肃的事情时总带有一种荒诞感。弱小（个人）与强大（帝国）对峙，是什么导致事情的扭曲变形？读着故事，读者将根据这个线索，不仅洞察记忆是如何变模糊的，还会理解记忆将如何一代代发展、变迁，成为帝国神秘权力之中的神话。　　辉煌业绩不是在回顾中叙述的。我们跟随着索尔弗里诺步兵团少尉特罗塔进入索尔弗里诺战役，他这个底层的士兵挺身而出，把弗兰茨·约瑟夫皇帝推到地上，自己挨了一枪，从而使皇帝安然无恙。特罗塔得到表彰和晋升。这个传统的英雄故事，适于做学校教材里鼓舞人心的一篇课文，它的确也成为了这样一篇课文。约瑟夫·特罗塔上尉，被封以贵族头衔“封·齐波尔耶”，这是他的村庄的名字。可是，他仍保有一种不可动摇的诚实的品格。他在儿子的课本上读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被过分夸大为索尔弗里诺英雄，感到极为不安。在小说中*精彩的段落里，特罗塔做出了一个举动，预演了后来另一位特罗塔将步其后尘的一幕。他就此事向皇帝本人发难，皇帝回答说：“听着，亲爱的特罗塔，你知道，我们在故事里都显得不算差。算了吧。”特罗塔上尉回答说：“陛下，那是谎话。”　　当“世界的稳定、法律的力量、皇家的显赫由欺诈来维持”时，诚实是否就变得可笑？特罗塔离开了所喜爱的队伍，又因地位和头衔而受到当农民的父亲的疏远，生活单调乏味，*终忍痛没有允许他的儿子弗兰茨入伍，而是让他当上了地方长官。　　特罗塔的第三代，地方长官的儿子卡尔·约瑟夫——按照罗特准确无误的时间感，进入叙事时他已经十五岁——听着地方军乐队在他父亲的阳台下演奏《拉德茨基进行曲》。地方长官的理想破灭，苦于父亲的缺失，他本人只会补偿自己的儿子，同样也做出妥协的交换。但是，罗特向读者而非书中的男孩表达意旨：地方长官的内心有一种东西蠢蠢欲动。笼罩在祖父索尔弗里诺英雄的肖像下，孤独的卡尔·约瑟夫从骑兵学校回到家中。为了弥补自己没当上军人的缺憾，地方长官把儿子送入军校。儿子被宪兵队卫队长撩人的妻子所引诱。当她死于难产时，卡尔·约瑟夫对父亲隐藏了自己巨大的悲伤，去拜访军士长斯拉马表示慰问，对方却还给他一叠情书，那是他先前写给卫队长妻子的。“这是给您的，男爵大人……我希望您能原谅我,这是地方长官的命令。我夫人一去世我就将这些书信交给他了。”接下来有个精彩场面，罗特在其晚期的作品中极为擅长这种简单扼要的戏剧性叙事。绝望的卡尔·约瑟夫来到村里的咖啡馆，想喝上一杯白兰地，他的父亲正在那儿。地方长官放下正在看的报纸，对儿子说：“她给你喝的白兰地是劣等货……告诉那个女招待，我们只喝轩尼诗。”　　这一情节之后，你还没喘上气来，紧接着又有一个辛辣讽刺的结局。父子俩一起走回家，经过地方长官办公室门口，看到戴着头盔的斯拉马，步枪上着刺刀，腋下夹着账本。封·特罗塔大人说：“日安，我亲爱的斯拉马！一切正常，我猜是。”斯拉马应道：“一切正常，大人，一切正常。”　　索尔弗里诺的英雄画像萦绕在卡尔·约瑟夫心中，虽然他自己不适应军旅生涯，无所作为，却也梦想着像祖父一样救下皇帝的性命。卡尔·约瑟夫是个失败者，斯拉马太太的死（罗特让我们自己猜测，那个让她搭上性命的未出生的孩子也许是卡尔·约瑟夫的），唯一的朋友在决斗中丢掉了性命，这两件事缠绕着他。他唯一一次实现梦想是为一家妓院的不敬大为光火，撕下了贴在墙上的廉价的皇帝画像复制品——而这个形象也是他毕生挥之不去的一个梦魇。在约瑟夫皇帝登基七十周年的狂欢舞会上，罗特又重新全面审视了这个小场景。这个舞会按照穆齐尔的狄俄提玛的普天同庆的计划所设，应当是由费利尼导演的大场面，正在此时，消息传来，皇帝的儿子在萨拉热窝遭到刺杀。一些匈牙利人大声欢呼：“我们都应当高兴才是，这个蠢猪完蛋了！”喝醉了的特罗塔却想逞英雄，说：“我祖父救过皇帝的命……我不能眼看着王朝受辱！”只可惜，他被上司赶了出去。　　这个地方长官的儿子成天赌博酗酒，自甘堕落，罗特由此展开了其父亲渴望释放的心曲。年长的地方长官没有意识到与老仆人雅克韦斯的紧密联系——在小说中有两个极妙的背景，这是其中之一，在此被完美地传达出来：雅克韦斯死了，首先只是阶层的恼恨，因为他不能准时把邮件送到早餐桌上；之后，是逝去的社会秩序中两位老人之间等级差别的消失，随着生命的消失而消失。　　第二个背景即对此作出回应，也拉回一个不断呈现的场面，这个场面深藏于层层堆积的种种后果之下。年纪的平等和社会的瓦解无视等级，地方长官一方面与自己从前的仆人平等了，在古老等级的另一端，他与至高无上的皇帝也有了同样的联系。在皇帝追忆索尔弗里诺英雄的一次觐见中，地方长官同样去请求皇帝，这次是为了卡尔·约瑟夫不光彩的退役而说情。老迈的皇帝这样说到卡尔·约瑟夫，“‘上次检阅时，我见过那个小伙子。’这让对方有些困惑，他于是解释说：‘你知道，他救了我的命。或者，救我的是你？’一个陌生人此刻如果看到他们，一定会以为两人是兄弟……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地方长官，一个以为自己变成了皇帝。”“罗特杰作的统一性”体现在这种*高级的想象力上，瓦尔特·本雅明称之为“折扇一般延展，一经展开，层层变幻，引人惊叹”。　　卡尔·约瑟夫对罢工者开枪时，听到他们唱着一首他从未听过的歌。这就是《国际歌》。同时，他想逃回到特罗塔家族*初的农民家庭。没法退回到“清白无辜”的过去，夹在注定灭亡的王朝和即将到来的革命之间，罗特给出的解决办法极为讽刺又十分感人——坚持赤裸的人性，却受到各方的鞭笞。1914年，为了给士兵找水，他带领队伍进入了敌人的火力，“特罗塔中尉死了，手上拿的不是剑，而是两桶水”。　　在《先王冢》中，卡尔·约瑟夫的堂兄跟他从未见过。而罗特知道如何给读者带来震颤（frisson），不经意地提起他和卡尔·约瑟夫曾经参加了同一场战役，后者在其中死去。这位特罗塔确实与特罗塔家族中农民的一支有关联。根据他所从事的活动，他似乎是个时髦的激进分子，与另一位堂兄约瑟夫·布兰科有来往。布兰科来自罗特熟悉的边境小镇，是个流动小贩，卖烤栗子。这位特罗塔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他的母亲像地方长官一样，不善于表达自己的爱；他在新婚之夜抛下妻子，去守护将死的仆人（地方长官和雅克韦斯之间的相守再次呈现），妻子从此变成了同性恋。他与表兄布兰科及其朋友——一位犹太马车夫的关系十分亲密。他们一起奔赴战场，被俘后逃跑，一起在西伯利亚生活。在罗特长篇巨著中*为深刻地反思命运的这一部分，他们确证了作者的认识：人类关系中的协调一致不是一种美德，而是低级小说家的发明。这三人理想的情谊沿着不可预料的时间线而破裂，犹如特罗塔对妻子的爱和无情混杂在一起，以及妻子总是逃离他们的感情生活中似乎应有的结局，这些与战时和战后裹挟他们的动荡是一致的。如同罗特所有的作品，这一部分也是人物众多，就像所有19世纪的小说一样，心理描写十分巧妙，特别是在特罗塔的母亲身上，以及母子之间关系急转直下的悲剧与令人费解的满足感。只是，这是罗特*后的作品，在他去世前一年才出版。这一年，在他的世界和时代，第二场战争蓄势待发。尽管他在这部之后又写了至少两部小说，依我之见，将故事结束在特罗塔咖啡馆，才是故事的高潮。在那一晚，“朋友们的兴奋在我看来有些多余”——在读者看来也是如此，直至罗特用历史的一击打散了这个场景，才作出解释，“咖啡馆的门猛地打开，一个穿着奇怪的年轻人出现在门口，他穿的实际是一双长筒黑皮靴，戴的军帽让我同时想起便盆和漫画上我们的老式奥地利帽子”。　　德奥合并到来了。咖啡馆空无一人，包括它的犹太东家。后边有一大段不知所终的书写，灵光一现的内容与形式高度融合，讲述各种价值观的灰飞烟灭，包括爱情观，琐碎、偶然、突然的下意识于是取而代之。特罗塔坐在空荡荡的咖啡馆里，只有看门狗上来迎接他。他对着消失了的侍者吆喝：“弗兰茨，结账！”又对着狗说同样的话：“弗兰茨，结账！”在破晓时分，狗跟着他来到了墙上画着“神奇的十字架”的地方。他发现自己来到了皇家墓穴，也就是皇帝的墓地：“我的皇帝就躺在铁做的灵柩中，埋在地下……我要见皇帝的灵柩，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万岁！”管事的方济各会僧侣将他轰走。这时他问：“那我能去哪里？我，一个特罗塔？”　　我了解约瑟夫·罗特的一些生平故事，它们足以让我意识到，他本人就死在一家咖啡馆——这个流放者的骷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