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环境哲学译丛:现代环境主义导论

环境主义的界定 绿色主义者的赞成与反对 “散漫，不连贯，大杂烩”，这只是通常扣在那些自称是“绿色主义者”的人头顶上的某一些绰号而已。尤其是当他们谈论社会是什么以及该如何的时候。这样一些信条常常像是“信手可得”的那样。它们是那些传统上来说与政治右派、左派以及中心相关联的诸观念的混合物，也搅拌有某些采自于生态科学的原则。绿色主义者们可能否认自己的不连贯性，主张某种立足于“生物中心主义”之上的特色。或者他们可能辩论说，观念的多样性无论如何都体现出某种政治力量，而不是软弱。 可是，尽管与环境主义相系的立场有很多重，同样真实的是，对大多数的绿色主义者——尤其是激进的而非改革派的绿色主义者们(那些相信根本的社会变革对于创造一个适当的、可持续的、环境健全的社会来说是必要的人们)——来说，拥有的是一整套共通的信念。其他一些书籍（Dobson，1990。Goodin，1992）也已对这些核心信条做了详尽的阐发，所以这里要做的，只是把它们概括一下。 不可避免的是，由于主要关心（西方）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绿色世界观因而几乎都与社会相关。它常常提及到的是，我们之所以感受到环境问题的存在，根本上来说乃是因为我们对自然具有某些不可取的价值观念。我们相互之间在评价与态度上那种要不得的方式，个人也好，群体也好，是与这些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话，就有了一种对于现有社会以及传统价值观念的特定的绿色批判——绿色主义者所反对的——同时带着有关未来社会假若是可持续且环境良顺的又应是什么样子这样的信念——绿色主义者所支持的。 绿色主义者反对什么 绿色主义者常常声称，污染、资源损耗以及环境恶化的世界性问题，根源于对自然的作威作福与剥削态度。西方文化被认为是特别具有致命性的全球影响，因为西方人把自然看成是一种工具，用其进行无止境的物质获取。我们之所以持有这样一种看法，部分是因为我们臆断我们自身与自然的分离，而这样一种观点，是我们自17世纪就开始发展的科学技术本身所固有的。接着就是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的信条，通过用分析的方法观察自然（化成部分）并将每一事物还原为基本成分（例如，生物学取决于化学，化学取决于物理学，物理学取决于数学），我们就可以为了自身的目的而了解并操纵自然法则。绿色主义者认为，这就给予了我们现在以极大的技术力量，使我们立足于不光彩的人性观念——好斗、自私、喜好竞争，用之达到不光彩的目的。浪费的消费主义现在看来是虚假的偶像，我们依此来衡量个体与社会的“进步”。这冷酷无情的唯物主义，夸大了合理性、“铁的事实”和经济功利主义上的算计在决定何善何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精神的、情感的、艺术的、爱的和合作的一面，因此而被忽视了。我们缺乏某些更为深入的道德标准。 过度线性（over-linear）的思维导引出错误的结论，即如果某事物是善的，那就会是多多益善。长此以往，更为复杂的技术和更多的经济增长被不明智地加以鼓吹，以作为治愈社会与环境疾患的途径，殊不知，这些疾患却是技术与经济进步的副产品。的确，正是进步这一观念，如今与后者画上了等号，而不是与道德的或是精神的进步相等同。展开来说，我们认技术上*为复杂的，就如核电或核武器那样，为*进步的事物，而不管它所造成的破坏或是污染有多大。由此我们以为，不应该拒斥高科技，尽管它常常对环境造成破坏，并且看上去与普通民众没什么关系。 绿色主义者认为，“工业”社会立足于如此狭隘的利润*大化目标，鼓励过度消费。在对利润的盲目追求下，工业界随意将其废弃的副产品“外部化”到整个社会中去，而不是为保持清洁而对此付出代价。考虑到当代大规模的工业化运动，污染严重到令人无法接受的地步，而为了削减成本并保有竞争力，物资再生与污染控制也是有限度的。资源被认为是无限的，尽管绿色主义者坚称，它们显然是有限的——一个在传统经济学的鼠目寸光中从未被正视的事实。大资本主义、利润*大化、劳动分工、生产线、机械化、去技术化，共同造就了枯燥无味、永无盼头且倒行逆施的工作和了无意趣又单调划一的生活环境。城市与郊区庞大且无人情味，笼罩在乡村地区头上的是生态单一的农业综合企业所制造的风景，它给我们带来有毒且价值很低的食物与水。 拓展市场并控制资源与廉价劳动力，此一寻求已将工业——消费者社会延伸至全球，正毁灭着雨林、改变着气候。由于这种大多数人仍旧认做是“发展”本质的国际贸易体系，“人口过剩”的第三世界备受污染，在物质与文化上都已是疲惫不堪。这就造就了一种为狭隘民族主义和无法控制的跨国公司所支配的政治体系。每一国家都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以使她的经济与政治安排运转奏效。但是，这样的国家干涉了个体与团体的权利，压抑了自由、自决与自我责任并造就成不民主的政治(表1.1)。 这一批判也不是新近才出现的。它也不仅仅是面对一个自然资源被认为是正在耗尽的备受污染、“人口过剩”的世界的一次抗议而已。这是一种对于城市工业资本主义的倒行逆施，以及像是核心家庭或等级制度下的权力关系等某些核心制度的不满。就这一批判而言，它与过去三百年间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崛起所伴随而来的大多数异议，相互间具有了密切的关系；从浪漫主义、传统的保守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再延伸至社会主义的诸多变种。其*直接的先驱或许就是19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运动，对此加以支持的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关注我们社会中社会性与精神性异化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传统意义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异化的专注显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