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的苏醒——古史写作与希腊民族认同转型

英国历史学家克罗格（R. Clogg）在他所著《简明希腊史》的前言中指出发生在希腊这个地理单元上久远而漫长的过去对于现代希腊人是尤其沉重的历史重担。1 而现今希腊公共教育中古希腊语、古典作品、古希腊历史的教学比重很好地诠释了克罗格所谓的历史重担是如何加负在一代又一代希腊人身上的。 …… 时间回到18世纪中叶之前，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讲希腊语、信东正教的地区，这样的学校教育和课程设置是完全陌生的，同样陌生的还有“希腊人”这样一个民族自我称谓。让古典文明正面而系统地进入现代希腊人的视野，让现代希腊人对古希腊人产生认同，让古希腊历史成为希腊民族历史必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完全是18世纪末以来，现代希腊古典文化复兴运动的产物，而本书所关注的1791—1830年正是这一运动发展的高潮期。 1791—1830年在现代希腊的学术传统中被认为是希腊启蒙运动的中后期， 但是本书并没有采用“希腊启蒙运动”这个希腊语学界的惯常术语来冠称这一时期。一方面，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启蒙思想退潮，浪漫主义兴起，如果沿用希腊学界的习惯，将不可避免地给熟悉西欧思想史的中国读者带来困惑；另外，笼统而模糊地称呼这一时期为“启蒙运动时期”其实并不利于我们了解西欧思潮的变化在南欧希腊世界的具体表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世界，对近代以来一系列西欧思潮（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的接触与接受都是滞后的。这种滞后性在我们所关注的时期，尤其是1791—1830年间就表现为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并存与叠加。如果说在西欧，浪漫主义的出现是对启蒙运动所强调的理性主义、乐观进步论、人类普遍性的挑战，那么在希腊前者对后者却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挑战与否定。如后文所述，这种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的二重奏在历史书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我们找不到一个恰当的术语统称这一时期，但是现代希腊国家建成前这几十年的时代特征还是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奥斯曼帝国统治以来希腊语文化圈首次全面而深入地学习、引入西方思想的时期，是一个处于欧洲边缘地带的希腊与西欧频繁互动的时期，是现代希腊人开始有意识摆脱他们的东方面容获得欧洲身份的时期，也是现代希腊民族认同开始转型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