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偏见(第2版)/当代西方社会心理学名著译丛

体制合理化理论的*初假设是，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群体刻板印象等（无论叫什么名字）其实都起到了为某种社会安排或虐待他人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作用。在本书的其他地方，我们已经看到数十个这种现象的例子：认为少数族裔是“愚蠢的”，认为失业者是“懒惰的”，或将移民视为“会威胁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群体，这些知觉的目的都是使针对相关群体的、各种形式的歧视合理化。在考量歧视的施予者时（这些人通常是占多数的或更强大的群体的成员，他们大体上是偏见和歧视的主要推动者），研究者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人们就普遍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人们对社会和组成社会的群体的看法倾向于反映他们的利益，并因此将能够使这些利益永久化的社会关系都视为是正当合理的。而相对不太容易理解的是，Jost和同事们（2004） 声称，被污名化的群体成员也往往会赞同同样的那些针对自己的消极刻板印象，并且比优势群体成员更倾向于热心地支持这一现状。
有哪些论据可以支持这个看似自相矛盾的假设呢？有好几个。其中一个观点受到传统马克思主义虚假意识概念的启发。如果统治精英有足够的力量拥有和控制国有和私营部门的所有机构，包括大众媒体，那么他们就可以做很多事，以确保人们在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以及“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些观点上达成共识。正如Jost和Banaji（1994）所言，“统治者的观点将成为被统治者的观点”。或者更残酷地说，被污名化的群体会被洗脑，从而相信所有关于他们的负面新闻报道。
体制合理化理论的另一些论点在本质上更多的是心理学性质的。Jost及同事们（2003b）认为，认知和动机过程的混合将使得弱势群体成员比系统中的高层成员更有可能想要证明系统的合理性。这些过程包括对减少不确定性的需要、对结构和控制的需要，以及减少失调的强烈愿望。Jost和同事们认为，生活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体系中，即使是一个明显对于你毫无益处的系统，也比处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情境中要舒服得多，因为后者的未来可能是不可预测的，因此会让人感到不安。认知失调可能也在起作用。就如同新的群体成员如果在加入群体伊始就经受了一个痛苦的过程，那么相比于那些没有不适体验的人，他们往往会说自己更喜欢这个群体，因此被污名化群体的成员将比那些制度的实际受益者更想要为压迫他们的制度做辩护。Jost和同事们（2003b） 承认，这种在制度层面减少失调与在个体层面减少失调（包括态度概念和决策） 的过程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在经典的失调－诱发效应中，失调公式里的一个关键要素始终是个人（感知到）对失调的认知具有选择自由： “我选择加入这个群体；我刚刚经历了极其痛苦／尴尬的经历才加入这个群体；因此，这个群体对于我来说一定真的有吸引力。”但是，对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劣势群体来说，这种意愿或选择似乎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Jost和同事们（2003b） 仍然相信：“遭受痛苦*多的那些人也必定有*多的理由来对其进行解释、辩解和合理化。”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体制合理化“在意识形态上相当于吃了蚱蜢，然后说这是因为自己爱吃”。
论点有很多，那么证据呢？体制合理化理论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已经被反复验证了的现象，即从属群体的成员在群际判断时往往表现出外群体偏向。在IAT等准内隐指标上也可以观察到这种外群体偏好。体制合理化理论的支持者正是从这些发现的表面价值出发，认为弱势群体的成员实际上相信了自己的劣势，并潜在地赞同这种制度。
支持这一理论的第二条证据线索来自在美国展开的一系列调查，这些调查似乎表明，穷人比高收入者对政府的批评更少而支持更多。例如，在一项早期研究中，年收入低于6000美元的受访者想要“限制个人或媒体批评政府的权利”的可能性是年收入超过16000美元的人的两倍。随后的一项包括拉美裔受访者（既有的被剥夺群体）的研究发现，那些收入低于9000美元的人似乎比那些收入超过40000美元的人更加相信政府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运作的。在一些（但不是全部的） 调查中，在控制了教育水平后，低收入群体的这种顺从态度就消失了。
总之，体制合理化理论是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研究者认为现行的、继续存在的社会秩序促使从属群体成员以不利于自身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群体，并赞同那些看起来似乎违背其群体利益的政治立场。借用所有那些匿名的涂鸦艺术家的话来说：“体制说了算，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