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活书系·窗头明月枕边书

深闺有愿作新民一九〇四年六月十日，秋瑾特意从北京赶到天津，拜会寄寓《大公报》总理英敛之家中的吕碧城。据《英敛之先生日记》当天记载：“秋闺瑾女由京来，……秋留馆。……秋与碧同屋宿。”许多年后，吕碧城对那次会面仍然记忆犹新。她在《予之宗教观》一文中写道：“犹忆其名刺为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日：‘来了一位梳头的爷们。’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主人(英敛之)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朦胧，睹之大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彼方就妆头庋小奁，敷粉于鼻。嗟乎!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秋瑾过访时，吕碧城虽年仅二十二岁，却已在《大公报》上刊出了影响甚大的诗文，京津名流纷纷唱和响应。其名句有：“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蛾眉独立时。”“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试想，秋瑾读到这样的诗句，自然会引为同志。她前来拜访比自己小七岁的吕碧城，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外，也意在为她致力的革命事业争取新的力量。遗憾的是，她未能如愿。据吕碧城说：“彼密劝同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予持世界主义，同情于政体改革，而无满汉之见。交谈结果，彼独进行，予任文字之役。”此后的情形，正如吕碧城所言，两人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秋瑾于一九〇五年去日本参加同盟会，一九。六年回国策划起义，一九〇七年被捕就义；吕碧城于当年创立中国**所官办女子学校，投身教育和文化传播事业。秋瑾走的是革命救国之路，是激进妇女的领袖；吕碧城走的是教育兴民之路，是稳健女性的翘楚。两人采取的手段和程序有所不同，却有着救亡图强的共同目标，所以，她们仍属“同一战壕的战友”。一九〇七年初，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刊，发刊词即为吕碧城所作。吕碧城原籍安徽旌德，一八八三年生于太原，其父时为山西学政。像许多古代才女的幼年传奇一样，吕碧城也曾有对对子的轶事。据说五岁时，父亲即景以“春风吹杨柳”出题，她立刻应答“秋雨打梧桐”。然其早年生涯，颇为坎坷。十三岁时，父亲去世，族人为霸占家产，逼走碧城母女。已与之定亲的汪某，也借故退婚。母返乡，碧城遵命赴塘沽依附舅家。一九〇四年春，吕碧城约舅署中秘书方君的夫人同往天津访女学，被舅骂阻。翌日，逃登火车。车中遇佛照楼主妇，挈往天津寓所。打听到方夫人在《大公报》报馆，她便去信倾诉。信被该报总理英敛之所见。英敛之对其大加赞赏，亲往邀请任助理编辑，迁居报馆。不久，吕碧城的诗文屡见报端，备受时贤推崇，一时“京津间闻名来访者踵相接”。这才有秋瑾和吕碧城同榻畅谈的一幕。 当时与之诗词唱和、过从甚密的，主要是“督署诸幕僚”，吕碧城欲办女学的倡议，也得到这些人的积极赞同。在他们的举荐下，吕碧城得到了官方的资助。《英敛之先生日记》记有：“袁督许允拨款千元为学堂开办费，唐道允每月由筹款局提百金作经费。”袁督即直隶总督袁世凯，唐道即天津海关道唐绍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