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的诞生:从秦汉到隋唐

**章 序 言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东亚的确切位置，明白“东亚”的内涵所在，并了解如此广阔区域内的地域认同为何会突破简单的地理概念。诚然，今天四处林立的民族国家（以及由其组成的跨国组织）已真正构成了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元。以东亚为例， 具体说来则是中国、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国。回溯到 1942 年， 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恐怕都无法从世界地图中找出中国或是印度的位置。不过，当下的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和印度的心理印象已十分明晰。但是，两者仍会被认定为所谓的民族国家，而非东亚、南亚属国。 关于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存在着这样一类“权威”观点，坚持认为“ 亚洲并无所谓的‘ 亚洲人’， 只有国籍身份下的国民，如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印度人、越南人、菲律宾人，等等”。传统意义上，“亚洲”涵盖了广阔的内陆，以及日本、印尼、菲律宾等在内的漫长岛链，但其地域太过辽阔，文化也过于混杂，贴上“亚洲”标签，其意义远不止表明“欧洲之外”如此简单。“任一文化或历史实体都不足以合理地被纳入‘亚洲’一词的内涵框架之下”，一位当代地理学家曾下此结论。从纯地理学的视角看，比起那些零散分布的群岛，地缘上紧邻的欧洲似乎更应视为亚洲的组成部分。这完全合乎逻辑，因为亚欧同属一个大陆。更离谱地考虑一番，东亚作为亚洲的分区（包括亚洲文化核心区的中日两国），其实也已超出了*初被定义为“亚洲”的范围。 据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us， 约前 484—约前 425） 推断，亚洲西起尼罗河，往东可延伸至印度。“印度以东，再无人烟”，他这般记载道。对于希氏而言，亚洲是与波斯帝国毗邻的区域。按照希罗多德的定义，他也生于亚洲（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带着一丝戏谑的口吻，他还注意到传说中赐予欧洲名称的欧罗巴女神，也“来自亚洲”。至于亚洲的得名，希氏承认自己也无法究明其源头，但又顺从传统的观点，即“希腊的权威多以为亚洲一词得名于普罗米修斯的妻子（即Assia，译为阿西亚）”。1 以今天东亚诸语言而论，“亚洲”这一显而易见的外来词语，从语音学角度上看纯粹是个叠声词。其在汉语中作“亚细亚”，在日语中作“アジア（Ajia）”，在韩语中读为“ ??????（Asia）”。对于亚洲，又或者引申开来，对于东亚这一包含在其中的更小单元来说，根本无法找出确切的本土词语来描述“亚洲”。 前近代的东亚人，从未听闻过“东亚”或是与之相近的称谓。然而，在希罗多德生活的时代，如果说“亚洲”对于东亚人而言还是一个陌生的外来概念，那么“日本”“朝鲜”“越南”等词，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异域概念中，更是从未出现。这些地名当时尚未经人创造，而且东亚地域内也并无独立的政权及国家足以贴上上述标签。当时定居在这一区域的石器时代的先民，部落合并统一，但尚未形成特定的“民族”。诚然，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着领先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希罗多德时代（孔子卒年前后， 希罗多德在希腊出生）的中国已形成某些鲜明的特质，但总体上仍处于封国相争的时代，并非统一民族国家下的“中国”。 中国历史上**次建立统一大帝国，是由“秦国”经过一系列的征服活动而于公元前221 年*终完成的。（当然，“秦帝国”仍是典型的多民族杂糅的征服帝国，而非现代概念下族群统一的民族国家。）*终，秦的征服活动，直接引发了越南、朝鲜等地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反弹，其影响甚至还波及日本列岛。在随后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定居在今日本、朝鲜及越南一带的原始族群，在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持续影响下，逐渐从史前的蒙昧状态中走出，并融入统一的东亚文明圈。（当然，他们并未因此而完全失去其族群特征。） 到公元10世纪， 唐朝覆灭（907）， 新的王朝——大宋崛起（960）。唐宋更迭也成为中国历史的重大分水岭。（其中，唐以前被称为“上古”或“中古”，宋以后则进入“近世”。）日本、朝鲜、越南则纷纷建立独立政权，并渐渐走上各自不同的，甚至与中国历史演变轨迹迥异的轨道。此时，大家所熟知的涵盖今中国、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国家在内的“东亚”框架就已基本就位。（在此，我仍要费些口舌强调：“民族国家主义”是容易引发误解而且贻害颇深的概念，即便在探讨早期东亚历史时，对此也要十分审慎。）本书的研究核心主要围绕东亚历史“形成”这一关键期上。从时间跨度上讲，起于公元前3 世纪，止于公元10 世纪，“东亚”这一独特的地域正是在这期间形成的。 如果说“亚洲”一词并无明确内涵，那么东亚则是相对清晰的存在。（此处，暂且不论英文中的“东亚”标签稍显随意，因为它是典型的域外表达。）可以说，东亚这一地域甚至要比它所囊括的民族国家更为古老，从某些层面上讲也更为重要。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近来荣获普利策大奖，正如他在该书中所写的那样，“世界上两个*早的粮食生产中心— 新月沃地和中国仍然支配着现代世界， 或是通过他们一脉相承的国家（现代中国），或是通过位于很早就受到这两个中心影响的邻近地区内的一些国家（日本、朝鲜、马来西亚和欧洲），或者是通过由他们的海外移民重新殖民或统治的那些国家（美国、澳大利亚、巴西）”。东亚演化出了自身的文明轨迹，且文明历史一直延续，可以称得上是全球版图上唯一能与西方文明媲美、一较高下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后来的东西文明要么不可避免地将彼此对抗，要么“二者绝不会相遇”。当然，二者的差异并非天然存在、难以逾越的，况且差异也不意味着就要“对抗”。不过，不可否认的是，东亚历史无论就其规模， 还是重要程度而言，都足以与“西方”并论。对于东亚，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几个世纪以来，东亚范围内*大的独立政权—中华帝国（往往自称“中国”）同样也是全球经济*为发达的国家。直至1800 年时，中国仍是“全球*为富庶的国家”。1 与物质财富并行的，是东亚高度复杂的文明。例如，据钱存训先生估计，直到1500 年以前（或许稍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著书数量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还多。更何况，书写资料的极大丰富也仅仅只是前近代中国文化的其中一大成就。相较于陶潜的田园诗，抑或郭熙山水画的精妙程度，以数量去衡量总归显得粗糙，只是相对而言比较容易量化罢了。的确，19 世纪至20 世纪之间，西方现代工业文明迅速崛起，彻底打破了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文明平衡。不过，近年来东亚所取得的成就同样相当显著。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东亚正在复兴以往的经济辉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前文对中国着墨甚多，但东亚其实是一个内部文化十分多元的地域，其复杂程度可与“西方”比拟。东亚内部任意两个地区，都不可能完全相同。即便是中国， 自身作为一个整体，仍有众多分化的地带。这部著作就着力关注日本、朝鲜、越南等不同地区到底是如何演变、形成的。 我们需要避免陷入人们常说的“逆向种族隔离”的陷阱当中。即便是在石器时代，东亚也从未像旧大陆其他地区那样，出现过孤立其他民族的现象。东亚人与其他族群，并无根本上的区别。所有的族群，归根结底，都是人类大家庭的一员。如果持有相反的言论，那就是缺乏科学常识，违背了儒、释及基督教义， 是危险的分裂主义思维。人口迁徙，抑或文化交流，总是将世界上彼此分开的区域联为一体。例如，人类*早都从非洲起源，并繁衍扩散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尽管学界中有一支力量，仍在质疑智人的祖先是从“非洲走出”的。）（但笔者以为，）人类存在共同的祖先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时间上或远或近不能确定罢了）。然而，能够确定的是，远古时代远距离的交流与沟通极为不便， 而且十分缓慢，当时的东亚人大多数时候只能依靠自身的智慧， 去照亮自己的文明演化之路，而并无太多其他的蓝本可以参照。 对于早期东亚如何在某种程度上从亚洲这一地理单元中分离，并逐渐进化成统一的整体，本书将尝试做一番解释。 学界已经注意到，以北方地区为文化核心的中华帝国对于南疆的征服，完全可以与罗马扩张时期将希腊文明引入西欧相提并论。1 东亚文明向日本、朝鲜与越南等地的传播，同样可以视为中心文明向周边地区的缓慢扩张，其途径是东亚文明先行传播至中国本土（尽管这时尚不完备），并在今天所说的中国版图内持续扩张。 在东亚文明传播至整片区域的过程中，作为传播工具的汉字以及文言文的扩张至为关键。事实上，东亚可以由此定义为“曾一度使用汉字来书写的文明世界”。需要补充的是，尽管前文所探讨的时段内，某些地区已开始了早期本土语言的创造实践，但直至19 世纪以前，古典汉语仍然是整个东亚地区*为权威的书写文字，汉字乃是评判这一共同文化区域*显而易见的文明符号。 例如，据1864 年至1866 年江户时代*后一部图书目录所示， 日本的幕府文库仍有65% 是汉文书籍。而在朝鲜，直至1895 年甲午中日战争时中国出人意料地战败为止，古典汉语一直是其官方语言，也是*为倚重的书写文字。战后，朝鲜半岛的宗主国由中国变为日本，此时朝鲜民众的现代民族意识才开始觉醒。而汉字作为越南的书写权威逐渐受到破坏，也要晚至1860 年以后， 当时法国殖民政策及殖民势力开始渗透，并一度遭到汉字文化的抵抗。而对中国自身而言，古汉语*终遭到废弃，并*终过渡为现代汉语，与发生于20 世纪初的五四运动所鼓吹的“入欧”思想不无关联。1 前近代的东亚，文学语言共通，文化标准自然也彼此相通， 其带来的影响十分深远。例如，据说17 世纪至18 世纪的日本文人一直将“中国古典文明视为自己的民族创造”。2 然而，另一方面，古代文献中描述的中国古代社会早已随风而逝（以至于它更像是虚构出来的历史投影）。 儒家经典中的世界为中国（以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的文人士大夫所珍重怀念，书中的变革理念似乎无一例外都是要重新回到理想中的远古时代，但对于多数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夫以及务实本分的贩夫走卒而言，文本中的辉煌过去总归太过遥远。 前近代的东亚，包括中国在内，处处可见共通的“东亚元素”，它又与独特的地域文化因素多重交织。中国、日本、朝鲜及越南之间的“国家”差异，今天来看似乎十分显著，但也不过是地域差异的一个侧面。的确，虽然这一差异已十分显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又因政治意图而被刻意放大了。毫不夸张地说，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东亚诸国也是被政治有意无意地创造出来的。 越南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典型案例。直到本书所探讨的时段末期（即10 世纪前后），越南实际上都并未形成，而今越南领土的北部（因为越南向南部的扩张，时代更晚，暂且不论）不过是中华帝国南部凸起的边陲地带。在这一区域生活的百姓，与帝国其他区域内的国民相比，其族群上的“中华”属性毫不逊色，尽管并不排除地方暗流的族群文化及方言的存在。（当然，帝国其他许多地区也同样如此。） 中华帝国的*南疆*终演变成了今天的越南。但是，即便是在这一区域范围内，仍然存在着数量可观的民族文化变体，往高了说有受汉文化熏陶的帝国精英，往低了说则有长期定居的土著族群。现在，我们已无法确定这些地方部族是否完整保留了越南民族一直延续的独特文化精髓。毕竟，越南境内的文化十分多元，而且与国界线另一端的中国族群也难以完全区分。然而，公元 939 年，越南当地豪族（率领民众）实现了永久的政治独立， 而且( 到19、20 世纪时) *终诞生了众人所知的越南民族。 东亚地区族群的动态进化过程（前述文字即是一例），将会成为本文探讨的主要话题，并反复贯穿于全文之中。 总之，原始的族群差异从来都是人们的臆想，犹如空想出来的神兽一般。这里并不是说民族是由人们虚构想象出来的，或者说民族压根就不存在。而是说，民族其实是由人类有意或无意的活动而创造、演变而来的。任何事物，不可能就那么简单地“一成不变”。如果内心深处总把中国、日本、朝鲜或越南视为永恒不变的存在，就有些草率而为了。事实上，当中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经历漫长的进化后才结出的“果实”，而其*终形态更要晚至20 世纪才形成，这一点着实令人吃惊！ 再者，虽然上文提到了“*终形态”，但这其实也不过是我们的“臆想”。在事物毁灭以前，何来“*终形态”一说？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会停歇。如今，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原来的地区差异正被慢慢清除。今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百年以前还并不存在，因而都是人类的*新创造。对于每个地方来说，变化、交流及创新的节奏都大大地加快了。历史还将继续开启新的书页。21 世纪，东亚— 中国、日本、朝鲜、越南— 还会被重新塑造。当然，昨天的历史不能因此被人漠视。东亚过去如何，将会影响它的将来，这就是佛教中常说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