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命运(罗洛·梅文集)

《自由与命运（罗洛·梅文集）》：　　适应是治疗的目的吗——也就是说，治疗能帮助人们适应他们的社会吗？但是，这意味着要使人适应一个进行越南战争的社会，一个*强大的国家把大量的预算花费在军备上，说成是保卫自己免受这个社会的其他成员侵略的社会。把适应作为治疗的目的就意味着，治疗者是这个社会的心理警察，一种我，作为一个人，从内心感到厌恶的角色。自从劳伦斯·弗兰克（Lawrence Frank）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写下了《社会是病人》这个主题以来，我们许多人都很想知道，究竟谁是精神病患者——是这个主题所赋予的人，还是这个社会本身？　　治疗师的目的就是给人以援救和安慰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使用药物可能会更有效和更经济。　　治疗师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感到幸福吗？是在一个同时萌发失业和通货膨胀的世界上的幸福吗？这种幸福只能以压抑和否认太多的生活事实为代价而获得，这一否认直接与我们大多数人所相信的所谓心理健康的*佳状态相抵触。　　我认为，心理治疗的目的是使人获得自由。尽可能地使人免除症状，无论是像溃疡这样的生理症状还是像严重羞怯这种心理症状。要尽可能地使人免除成为工作狂的强迫行为，免除他们从儿童早期就习得的习惯性无助行为，或没完没了地选择异性伴侣，而这些异性伴侣会引起持续的不快和持续的惩罚。　　但*重要的是，我认为治疗者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自由地觉知和体验到他们的潜在价值。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过，心理问题[27]就像是发烧；它表明，在这个人的内部结构出了问题，并且正在经历一场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这反过来又向我们证明某种其他行为方式也有可能行得通。我们的旧的思维方式——即尽可能快地把问题消除掉——忽略了其中*重要的事情：即这些问题是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方面，是人类创造性的基础。无论一个人是在建构事物还是重构自己，情况都确实如此。这些问题就是尚未得到使用的内在潜能的外部标志。　　人们来找治疗者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在内心已经受到控制，并渴望能获得自由。关键的问题是：那种自由是怎样获得的？当然不可能像施魔法一样，不可思议地驱走所有的冲突。　　当我在写这一章的时候，一位28岁的妇女来找我，让我把她介绍给一位治疗师。她的问题是，她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她很聪明而且开朗，人们会认为，她会在商界获得成功。她曾有过一份行政秘书的好工作，在一个她很喜欢和受到信任的组织中和一些很有趣的人在一起，她的工作也做得很好。但由于某个她也无法理解的原因，她恨这份工作，这种憎恨使她神经极度紧张，非常痛苦，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她辞去了这份工作，应聘到一所大学，但她厌恶研究工作，于是就被辞退了。　　原来，她父亲是个经理，在家庭生活中极其独裁专制，大吵大嚷并咒骂她柔弱的母亲。这位将要成为病人的人所处的困境以及彻底地剥夺了其自由的症结就是，她的父亲是她所具有的唯一的有力量的形象，尽管她很恨他，但她实际上却认同他。于是，这种两难困境就是，她认同的人恰恰是她觉得愤恨的人，那么她又怎么能够不痛恨她的行政工作呢？但是，既然她认同父亲的成功、成就、力量和生活的乐趣，那么任何其他工作都不可能使她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她要做任何事情的自由全都受到了阻碍。　　当一个人失去其自由时，在他身上便发展出一种冷漠，就像奴隶制下的黑人，或在20世纪的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一样。这样，他们联结其伙伴及自己本性的力量就相对地减弱。与克尔凯郭尔一样，我们也把神经症和精神病界定为缺乏交流、封闭、不能参与他人的感受或思想，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由于对自己命运的盲目，这个人的自由也就被缩减了。通过心理障碍这些状态的存在证明了人类自由的这种基本性质——如果你把它拿走，你就会使受害者一方发生彻底的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