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

本书特色

★16开平装，北京出版社出版
★通过扎实的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文史互证，深入挖掘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独特性的多种维度
★从族群文化的新颖角度对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进行了审视，将文学主题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解读有机结合
★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中武侠文类的丰富性乃至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复杂表现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身份独特的武侠小说创作群体——
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
——在多重理论视野的观照下——
启蒙叙事·通俗文学·民族文学
——说“旗籍身份”谈“侠义精神”——
前世今生·前因后果·侠之起源·侠客形象

※政治历史意识
※法律秩序观念
※仕隐双重选择
※隐含关帝情结
※特殊乡土情结
※市井原侠精神
※女尊文化观念
……
中国悠久曲折而波澜迭起的历史长河中，清朝因八旗制度的存在在多民族成分融合的历史进程中，创造或者形成了独特而丰富的旗人文化和旗人文学。旗籍作家的出现是从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旗人的族群文化即便在清朝统治结束以后，仍然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继而影响旗籍作家的文学创作。
本书把清代尤其是晚清文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并尽力打通两者之间的壁垒，在中华文化承传的广阔文化视野中将清代到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钩稽出来，并将旗籍作家作为一个独特群体进行整体研究，通过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这一视角，深化了对武侠小说这一创作类型价值内涵丰富性的认识。

内容简介

武侠小说，尤其是作为通俗文学的一种独特类型的长篇武侠小说，到清代开始定型，并在民国时期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发展，1949年以后这一创作类型在中国内地（大陆）出现了消歇，而在港台地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成为极富于中国文化和文学意味的一种文学创作现象。改革开放后，港台新派武侠小说传播到内地（大陆），在中国内地（大陆）甚至形成了一股武侠小说阅读热。
由于时代变迁和族群文化渐行渐远，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的族群文化独特性隐而不彰。作者通过扎实的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文史互证，紧紧围绕“旗籍身份”和“侠义精神”这两个核心概念，将石玉昆、文康、赵焕亭、王度庐、老舍等旗籍作家及其武侠小说作品作为案例来剖析，从族群文化的新颖角度对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进行了审视。将文学主题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解读有机地结合起来，围绕旗籍作家这一特殊创作群体如何在民族融合中理解历史、展示清朝社会规定、迎合或揣摩读者心理以及塑造侠客形象的主旨主线，深入挖掘出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及所体现出来的侠义精神独特性的多种维度，对于理解中国文学史中武侠文类的丰富性乃至传统文化中侠义精神的复杂表现形态，具有重要价值。

前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既包括清代旗籍作家的创作，也包括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创作。具体说来主要包括下列一些作家及其武侠小说作品。
  石玉昆（约1810—1871），满洲旗人，生于天津，道光年间著名子弟书及评书艺人，长期在北京说书。其采撷故书传闻而演说的评书《包公案》，由听众记述成《龙图公案》，又在唱本《龙图公案》的基础上，产生了仅有白文而无唱词的《龙图耳录》，此书后经过其他旗籍文人的润色加工，成为《三侠五义》（所以，一般把本书标示为“石玉昆述”），至迟在同治十年（1871）已经成书。
  文康（1794—1865年以前），满洲镶红旗人，出身于北京显贵的八旗世家。所撰《儿女英雄传》，署“燕北闲人著”，又名“金玉缘”“侠女奇缘”“日下新书”“正法眼藏五十三参”等。原书五十三回，现存四十回，包括缘起首回。此书可能是咸丰初年的作品。
  赵焕亭（1877—1951），另有名绂章，汉军正白旗人，生于河北省玉田县。为乡绅世家背景，是清朝初年“从龙入关”的旗人的后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武侠小说创作活跃于通俗文坛，奠定其武侠小说大家地位的是《奇侠精忠传》（正集128回1923—1925年连载于北京《益世报》，同时由上海益新书社陆续出版单行本。续集1926—1927年见诸报端。后来全书删定修改本再度刊行）。此后又有《清代畿东大侠殷一官轶事》《殷派三雄传》《英雄走国记》《双剑奇侠传》《惊人奇侠传》《蓝田女侠》《山东七怪》《白莲剑影记》《边荒大侠》《马鹞子全传》等武侠小说创作，多由上海书肆出版。“民国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赵绂章悄然退出文坛”。
  王度庐（1909—1977），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生于北京。王作为旗人，据徐斯年的研究，其祖辈属于镶黄旗。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谋生，1938年开始武侠和社会言情小说创作。武侠小说的创作情况是：《河岳游侠传》为其试笔之作，成名作为《宝剑金钗》，随后陆续写成“鹤—铁”五部系列（其余四部依次为：《剑气珠光》《鹤惊昆仑》《卧虎藏龙》《铁骑银瓶》），皆在《青岛（大）新民报》发表。另有《紫电青霜》《金刀玉佩记》发表。这些均为1945年之前的创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武侠小说创作有：《雍正与年羹尧》（1949年励力出版社之单行本改名为《新血滴子》），《风雨双龙剑》（1948年上海育才书局初版），《绣带银镖》、《冷剑凄芳》（为前者的续集）、《宝刀飞》（以上三种均为1948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燕市侠伶》（未完，1948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洛阳豪客》（正、续二集）、《龙虎铁连环》、《金刚王宝剑》（以上三种均为1949年上海励力出版社初版），《春秋戟》（1949年上海春秋书店出版）、《紫凤镖》（1949年重庆千秋书局出版）。新中国成立后不再进行武侠小说创作。
  老舍（1899—1966），满洲正红旗人，出生于北京。老舍为新文学作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通俗武侠小说创作者，但他的很多作品有武侠文化因素，早期作品如《老张的哲学》《赵子曰》《猫城记》《离婚》中的某些人物就有侠客义士的影子。而抗日战争期间的作品，如《杀狗》《四世同堂》《康小八》等，一些人物身上的侠义因素更为明显。另外老舍创作的三部在内容上具有很强的相关性的作品《断魂枪》（1935）、《五虎断魂枪》（1946年后1949年前）和《神拳》（1960）对于中国武侠文化的思考更为深入。作为知识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一种比衬，旗籍作家老舍的有关创作无疑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其他旗籍作家武侠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本书在有关章节也进行了论述。
  那么，将这些生活、创作于不同时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放在一起来进行研究是否可行？答案是肯定的。
  对于这些作家的旗籍身份和身世经历，经过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目前大都已经进一步明朗。具体而言，老舍的旗籍身份和身世经历早已经比较明确，文康的身世经历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也有研究者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辨。主要是石玉昆、赵焕亭和王度庐的旗籍身份和身世经历问题长期以来比较模糊，但截止到今天也都比较确定了。石玉昆的旗籍身份和《三侠五义》的创作情况颇复杂，另见下面的论说。
  第二，这些旗籍作家都有重要的武侠小说作品，有的作家武侠小说创作数量还十分巨大。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具有文类的某种规定性，在文学类型的内在要求规定下，不同的作家固然可以花样翻新，改写某些内容，增添新的质素，但是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基本规定性则是不变的。“作为一种小说类型，武侠小说起码应包括相对固定的行侠主题、行侠手段以及相应的文化意识、叙事方式和结构技巧”，因此很多论者都把清代侠义小说作为武侠小说类型真正成形的标志。如石玉昆的《三侠五义》被认为是开今天意义上的武侠小说之门的作品，其后代作家的创作固然会与其在很多方面表现出差异性，但是在类型特征上，仍然被认为是武侠小说，这就为从整体上研究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保证。
  第三，与第二个方面相联系，是这些作家武侠小说的创作性质问题，亦即作品是文人通俗小说还是“民间文学”？是否具有创作主体性质上的一致性？自然，民国时期的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作品都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而晚清文康的《儿女英雄传》无疑也是文人创作，但《儿女英雄传》与石玉昆等的《三侠五义》，尤其是后者则仍存在认识上的问题。其实，即便是《三侠五义》也已经带有浓厚的文人创作的色彩。
  ……
  而且就民间艺术和通俗艺术的对比来看，《三侠五义》和《儿女英雄传》也已经算得上城市通俗艺术。阿诺德·豪泽尔认为：民间艺术以乡村居民为服务对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界限模糊；通俗艺术则为满足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的娱乐需要而创作，其中消费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生产者则是能满足这种不断变化的需要的专业人员。至于艺术风格，“民间艺术的路子比较简单、粗俗和古朴；通俗艺术尽管内容庸俗，但在技术上是高度发展的，而且天天有新花样，尽管难得越变越好”。陈平原认为“这一分析大体适用于清代侠义小说与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区别”。从武侠小说创作总体上来看，陈的观点不无道理，而在我看来，据此定义，恰可以看出晚清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与民国时期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共同之处。固然，清代的侠义小说与20世纪的武侠小说的生产方式已经不同，但似乎是在商品化的程度上和传播的技术手段上。在清代，作家本人可能不是要据此谋生，但评书演说家则要靠此谋生，而书贾也在借刊刻此类书籍牟利，深受“演说”风气影响的作者也不免要受到拟想中的消费者趣味好尚的影响。况且，清代侠义派的小说，面对的也主要是北方都市的听众，而旗人特殊的生活形态正使其成为重要的消费群体。不然，他们中的“有心人”何以有那么多闲工夫去“听”而后“录”，竟然产生了《龙图耳录》？因此，就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这个方面，也仍然有着很强的连续性、继承性。
  第四，也是重要的，是旗籍身份对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就旗籍作家具体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这一群体的创作虽然有着一般武侠小说创作的共同特征，但也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这些作家无论其为满洲人还是汉军人，都隶属旗籍，都具有或曾经具有旗人身份。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统治管理制度——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下的子民，旗籍身份对作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和艺术风格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其族群文化意识或文化潜意识十分值得探究。
  另外，武侠小说类型特征中的“古代性”，即人物主要是在冷兵器时代以武行侠，使得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作家创作基本上都为作品虚拟了一个古代时空，尤其是“清代”这个古代时空。虽然这个古代时空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是古代性的共性特征则将非常有助于从总体上对旗籍作家这个群体的创作进行探讨，即使是在民国中期以后，八旗制度已经彻底消亡。
  第五，作为旗籍作家，这些创作者还具有共同的地域特征，那就是其出生、成长或者艺术活动都与北京或畿辅有着重要关联。文康、王度庐、老舍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石玉昆是天津人，但长期在北京说书。赵焕亭是河北玉田人，但是在清代，天津和河北玉田都属于京畿地区。而通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可以明显感到，作为清朝八旗军民的大本营和民国前期的首都，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北京既是这些作家生命行程中的重要生活背景，使其有着对于文学创作来说非常重要的经验基础，也成为这些作家进行文学想象时重要的灵感来源，并深深影响其对生活进行评判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尺度，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这不仅进一步说明从旗籍这一共同身份的角度，将其作为一个具有身份独特性的群体对其武侠小说创作进行研究是可行的，而且也带来了研究的便利。
  旗籍作家的出现是从清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笔者的研究要把清代尤其是晚清文学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文学联系在一起，并尽力打通二者之间的壁垒，从族群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旗籍作家作为一个具有身份独特性的群体其武侠小说创作所具有的特点，研究其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多种维度的侠义精神的独特性。

节选

作者简介

张书杰，1969年生，辽宁凌源人，文学博士，副教授。1994年至今在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学部汉语学院从事汉语、中华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其间曾赴意大利罗马大学东方学院、泰国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世界语言高等教育中心任教。学术兼职为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在《民族文学研究》等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