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英风:旗籍作家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侠义精神

中国新文学史是幸运的，因为其中不仅出现了鲁迅等著名的新文学作家，也因为出现了老舍，而就旗籍作家的一脉武侠小说创作传统来说，旗籍作家老舍的出现更是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从身世经历上来看，老舍晚于赵焕亭，早于王度庐，作家们早年的生活虽然都有广义上的北京旗人社会的濡染，但创作取径则明显不同。作为新文学作家，老舍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长篇武侠小说创作。但是其很多作品不仅具有侠义因素，而且在一些短篇小说和戏剧作品中武侠的文化因素还非常明显，从而使得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老舍对于旗人社会独特的武侠情结的迷恋。在老舍用自己世界性的眼光和启蒙观念对于这种武侠情结进行表达和审视的时候，也仍然能够让人感受到曾经的旗人社会和旗籍作家身份对其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从而使他与其他新文学作家在表现武侠这一内容的时候明显区别开来。此外，作为一个从事新文学创作的旗籍作家，老舍对于武侠的表现和审视也成为其他旗籍武侠小说作家的一个非常富有意味的比衬。 相较于主要功能为消遣娱乐的武侠小说创作来说，中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文学作为知识精英文学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面对着国家在世界发展潮流中落伍的现实，面对着国民所受到的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的深重束缚，有着广阔的世界视野的新文学作家往往都有着强烈的启蒙情怀，他们以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民主和科学观念为指导，力图使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引导国民前途的灯火”，有着强烈的“感时忧国”之思。不过，虽然作家们以新的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来观照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的现实人生，但是作为中国作家，他们显然没有也不可能与传统彻底决裂。就中国广义的侠义传统和游侠精神来说，中国历史上的很多人物和事迹，中国社会侠义文化传统中遗传下来的在他们看来是正面价值的东西，仍然为作家提供着写作资源和写作动力。因此说一些新文学作家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侠义情结”也并不为过，虽然20世纪30年代前后，由于武侠小说的“泛滥”，也有不少新文学的理论家和一些作家（尤其包括一些通俗文学作家）对通俗文学创作中的“武侠梦”进行了批评和反思。 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中一方面表现出对于清代侠义小说中侠客的奴才意识的强烈批判倾向，批判其侠义人格的堕落，要立人，人要成为具有现代的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另一方面以小说《铸剑》为代表，则又主张发扬*具本源色彩的侠义精神，因此表现出具有无所旁顾而决意反抗专制的强烈斗争倾向。为了实现复仇的眉间尺割下自己的头给了黑色人，机智的黑色人借献刺客之头得以接近大王并割下大王之头，实现了眉间尺向专制暴君复仇的愿望。不仅如此，黑色人*后又割下自己的头颅，落头于鼎镬中继续反抗国王之头对眉间尺之头的咬啮，具有对于暴君的专制统治的*彻底的反抗精神和毫不妥协、不留丝毫余地的斗争意志。作品所张扬的是“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大无畏气概。而这种大无畏气概也终于会对“庸众”之于王权的膜拜心理有改变的效果，哪怕这个效果并不那么尽如人意。郭沫若在五四时期借助历史上的刺客故事强调的是叛逆精神，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剧则“失事求似”，借古讽今，发扬侠义精神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具有明显的党派政治色彩。沈从文在自己的散文和小说中书写湘西的游侠精神，是为了与都市人生的灰暗与病态相对照，肯定的是其原始、朴野中人性的健全和富于生命活力的一面。 总的来看，老舍的独特性在于三个方面：**，作为一个深受旗人社会市井侠义文化濡润的作家，老舍在自己的新文学创作中，明显具有“好侠、尚侠、慕侠、效侠的心理印记”。面对清朝覆亡后变乱的国内政局和城市小市民庸懦的日常人生，作家高扬这种侠义精神，通过塑造一些侠客般的人物来惩罚恶人，以其为作品中善恶矛盾之*终解决的手段。第二，是作家的侠义情结中表现出道德化的“国家至上”的特征，面对外国的侵略，作家心中被激发出侠义情怀。虽然侠义人物反抗国内政治专制压迫和反抗外来侵略往往扭结在一起，但是反抗外来侵略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地位。作家所要极力表达的是对这种市井侠义传统进行精神启蒙和精神再造，因为那是抵御外侮的可以引导的“民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则是基于自己的世界视野，超越现实政治，通过对在历史转折时期市井侠义人物的生活境遇和内心矛盾的审视，对于与中国的武艺相联结的侠义文化的世界价值进行重估，并因此显示了作家深切的文化关怀和努力实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良苦用心。而就更接近作为一个类型的武侠小说创作而言，后两者无疑更显示了老舍在侠义内容表现上的思想高度和文学境界。…… 不同于其他旗籍作家的武侠小说创作，虽然从鸦片战争爆发开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以自我王朝为中心的天下观已经逐步走向瓦解，但是作家们不仅将自己的侠义小说中人物行侠的地理范围阈限在中国皇朝的地理范围之内，而且作家心目中的地理范围也仍然往往将世界中的其他国家排除在外，老舍在写这些与武侠有关的作品的时候，心中则始终装着那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的野蛮”的中国以外的世界。对于其他旗籍作家的通俗武侠小说创作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其更具有通俗文学的消遣娱乐特点，加上一些作家所具有的谋生的压力，以及纯粹的武侠小说文体类型如古代世界、使用冷兵器以武行侠等要素的约制，虽然作家们在思想观念上也明显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特征，但还是要保证武侠小说作为通俗文学这一文类与读者之间的默契。 老舍作为新文学作家，虽然写的同样是发生在中国的武侠故事，但心目中的世界范围无疑是大大地扩大了。而且作家将写作的重点放在了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发生变局的时代，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仅东西方文明发生着严重而残酷的碰撞，而且反清的革命也开始风起云涌，并愈演愈烈。深受旗人社会的侠义风尚影响并自己也习武练拳的这位旗籍作家，当其将目光投注在此时那些市井武师、镖师等具有侠义风概的人物身上时，一方面关注其经济状况上的困窘，另一方面则更关注其精神上的痛苦。因为在“火车、快枪、通商和恐怖”的时代，武师的社会生活命运在经受着严峻的挑战，与武师相联结的中华武术文化、武术道德文化也在经受着存亡绝续的考验。而且在作家看来，那些旧式的精英知识者已经不能对他们起到引领作用，只有那些新时代的新型知识分子才能引导他们走出物质和精神上的困局，并进而引导他们将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加以延续和发展。……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旗籍作家，老舍的创作明显具有其所从出的旗人社会的侠义情结所给予他的影响，其作品中时有这种侠义情结的闪现。而作为一个新文学作家，老舍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方面表现出不同于其他新文学作家对于中国古典侠义精神的理解，另一方面老舍更以自己宽阔的世界视野和同样富于力度的启蒙精神对于与真正的武艺相伴随的中国侠义文化精神进行了不乏深刻的审视。老舍既高扬其所具有的抵抗外侮、建构民族文化身份和丰富世界文化价值建构的正面价值，同时也对在历史变局时代承载着这种侠义文化精神的市井镖师、拳师思想上的保守、落后和蒙昧色彩进行了清醒的审视，并进而表达了对于中国传统的武侠文化进行发展性继承、创造性转化的深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