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

绪论 地方文献是地域文化之精华和地方性知识体系之载体，存世且能够被发现的地方文献是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性资源依托。 文化之地域性特征既是社会历史文化生成的基础与规律，也是地方文献发生学的前提与必然，地域历史的进程及其相互交融共生，逐步形成国家大历史及其文化传统，我国各地域山河各异、风俗不同、环境径庭、语言迥异、气象有别等，正因为如此，文化的地域性特质才愈发显著。一般意义上而言，地域历史发轫远远早于国家大历史，地域文化萌生与形成也早于国家文化的*初形成，地方文献亦早于国家文献而形成。深入的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必然有助于当代国家历史文化的升华。悠悠万世，代际湮没，要廓清地域历史的脉络、事实与规律，需要依托地域性考古材料与地方文献，诚如贾三强先生所言：“历史上的文明，文物只是一端，而文献则构成另外一端。无文物则不赌其容，无文献则不知其故。文物为体，文献则为神，着此一睛，则飞龙在天。”地下文物的获取须运用现代考古技术与方法，其阶段性成果经文献化后，则可以丰富地方文献的种类，科学地揭示地域文化。而对地方文献的系统性搜集、整理与研究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综合考古发掘成果与地方文献研究成果的方法，即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与倡导的“二重证据法”，不仅是国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而且这一范式在地域文化历史研究中，具有同样的方法论意义与价值。 1. 地方文献乃人类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 文献作为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在现代已经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这是全球共识。文献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记忆”系统性的见证。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并牵头组织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Memory of the World）项目，旨在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的重要性和保藏必要性的认识，从此“记忆”成为档案馆界、图书馆界、博物馆界继“信息”与“知识”之后的又一个重要范畴，世界各国都将文献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重视。 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文献遗产通用指南》（General Guidelines to Safeguard Documentary Heritage），确立了文献遗产价值的评价标准，即历史证据价值、审美价值、族群或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些价值维度，地方文献全部具备。 毫无疑问，地方文献是指在特定地域生成、产生的文本，是记录特定地域地方性知识的物质载体。地方文献概念的形成与提出，在于其有别于历史典籍与体现国家意志的国家文献的特点，同时地方文献也是文化地域性的表征，它与国家文献共同构成一个国家的文献资源整体。地方文献与国家文献有着深层的内在联系与知识体系的互动关系，一般意义上，地方文献是国家文献形成的源头活水，也存在某一部地方文献既是地域性知识体系的凝结，也具有国家文化的价值属性，如蜀道文献等。地方文献具备地域文化的历史证据价值、审美价值、族群或精神价值、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多元价值维度，是人类文献遗产的重要有机构成部分。 2. 地方文献与地域文化自信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出：“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我们迈入新时代的今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坚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其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国家顶层设计，而文化自信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地域性社会基础，即我国各地域应通过对地域文化的深入挖掘，夯实地域文化自信基础，服务于国家文化自信战略，各地域在此方面大有作为，并可以此助推、促进各地域社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地方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与深入研究，再结合地域性考古材料，充分发掘与有效利用其历史证据、审美、精神、科学及社会价值，梳理并廓清地域历史文脉与人文精神，“萃取”地域文化特质、精神与魂魄，是建立地域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亦是地方文献价值核心之所在。 3. 地方文献研究的新视野：“地方性知识”理论 以文献为主体的知识世界，在科学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 Karl Popper，1902— 1994）的“三个世界”理论创建领域，被认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领域——“世界 3”，即“客观知识世界”，他感叹道：“人类的知识现象无疑是我们宇宙中*伟大的奇迹。”发轫于古希腊文明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科学知识体系，由于其强大的工具性价值，一直居于客观知识世界的强势地位，其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负面效应逐渐显现，诸如生态问题、种族歧视、文化霸权、社会观念、社会危机等，为此，东西方学人及不同学派共同思考人类知识现象，催生了各个“知识论”学派的形成，如科学哲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技术学等，在这一思考与探索过程中，一种新的知识观念与理论方法应运而生，即知识的地方性问题。 美国著名阐释派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德 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率先提出“地方性知识”这一概念，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标志性论著《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出版，“他实际上较有创见意义的贡献更在于他关于地方性知识的倡导和深度描写的实施”，“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理性的思辨为人类知识的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和不同寻常的反思”，打开了又一全新的“知识论”探索领域。“地方性知识”理论在正面消减与平衡西方科学知识的霸权地位方面无疑具有一定价值，更为地方性知识的话语权提升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与维度，这一功效在近四五十年来已经得以显现。地方文献为某一特定地域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文献，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产生地域的显性知识层累，逐步形成特定地域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以及地域文化吸收与扩散的痕迹，因而，地方文献及其所承载的知识体系是典型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理论不仅为地方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理论方法，而且深入的地方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能为地方性知识研究提供丰富而鲜活的地方性知识案例、话语及材料。可喜的是，我国从事地方文献研究的一些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已经开始关注并运用地方性知识理论，如刘雪平、阿不来提 托合提等。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中华文明一直赓续至今，而在中华大地，多民族集聚，各类地域文化形态多元，相互杂糅且各具特色，文化包容性为其他文明形态难望其项背，尤其各类国家文献与地方文献共同形成的文献传统与优势，是我们确立与构建文化自信的宝贵源泉，即中国拥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宝藏，它们具有重要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如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张德二教授，多年从方志、正史、笔记等文献中查找灾变性的地方性知识条目，在中国大陆历史气候变迁规律、特征，高分辨历史气候序列和气候图复原及古环境演变等方面取得系列重大研究成果，如她对我国历史时期沙尘暴（雨土）的系统考察研究，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地方文献所蕴含的科学价值。地方性知识理论不仅有助于为当下我国地方文献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与借鉴价值，还将在中国地方文献学理论建构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4. 我国地方文献研究之历史考察 地方文献是特定地域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包括地域方志文献在内的所有文献，但方志文献的编纂、研究一直较为兴盛，故历史时期，较有价值的地方文献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方志实践与理论发展领域，方志文献以外的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则显得相对较为薄弱，各地域形成、刊印的地方文献书目时有出现，但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地方文献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地方文献研究大致始于民国初年，以梁启超先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出版为标志，之后，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刘国钧于地方文献工作、整理与研究，以及地方文献学之奠基皆具开创之功，杜定友先生较早提出了地方文献的概念并予以厘定，刘国钧先生提出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概念与文献资源建设理念，还对地方文献工作方法从理论层面予以了高屋建瓴的阐述，影响深远。 民国时期，我国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蒙启鹏所编《广西近代经籍志》（1934）、广西统计局编《广西省著述目录》（1934）、郑允明著《西藏图籍录再补》（1935）、孙殿起所编《贩书偶记》（1936）与《贩书偶记续编》（1980）、方树梅所著《明清滇人著述书目》（1944）、张维骧所编《清代毗陵书目》（1944）等，尤其需要提及的是，民国中期由宋联奎先生主持编辑的“关中丛书”搜集整理了陕西从汉唐至民国时期陕籍名家著述，以及有关陕西人文历史、地理、文化等外方人士的代表性著作，总计五十余种，由当时的陕西通志馆刊印，颇具影响。 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在我国各地域逐渐兴起，四十多年来，陆续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成果，如洪焕椿编著《浙江地方志考录》（1958）与《浙江地方志考》（1984）、陈桥驿著《绍兴地方文献考录》（1983）、吉林省图书馆编《东北地方文献联合目录》（1983）、康恒基编《贵州省地方文献目录》（1984）、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研究所编《江西地方文献索引》（1985）、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1986）、甘肃省图书馆编《西北地方文献索引（1905—1949）》（1986）、黑龙江省图书馆所编《黑龙江省地方文献目录》（1986）、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编《北京地方文献报刊资料索引历史部分》（1988）、李正德主撰《陕西著述志》（1996）、顾玉清主编《河北省公共图书馆馆藏河北地方文献提要目录》（2000）、李友仁主编《云南地方文献概说》（2005）、吕鸿编著的《处州文化与地方文献》（2010）、郑维国所编《苍南地方文献要览》（2002）、林天蔚编著《地方文献论集》（2002）与《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2006）、曾赤敏与桂红主编《佛山市图书馆地方文献联合目录》（2004）、陈耀华主编《溪上遗闻集录》（2005）、张利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2007）、何卜吉主编《海南地方文献书目提要》（2008）、赵任飞主编《绍兴图书馆馆藏古籍地方文献书目提要》（2009）、林久贵编《湖北地方古文献研究》（2009）、刘瑛与张丽玲著《甘肃省图书馆——西北地方文献述略》（2010）、湖南图书馆编《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2012）、江庆柏主编《江苏地方文献书目》（2013）、蓝勇主编《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2014）、宋天云主编《临夏地方文献目录提要》（2014）、黄洁清著《舟山地方文献研究》（2017）、贾三强主编之系列《陕西古代文献集成》等，各地域的省、县持续联动，在地方文献搜集、书目索引编制、整理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成果丰硕，其中20世纪90年代初陆续付梓的由吴坚、苗普生等主编的“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堪称浩大之地方文献工程，它与八十多年前刘国钧先生的学术倡导不无渊源，收录文献甚丰，包括不少难得地方文献，实属厚重。2006年8月，湖南省启动的《湖湘文库》编撰工作，被列为湖南省和全国“十一五”出版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十多年来在抢救、挖掘、整理、出版湖南省地方文献方面成效斐然。这为各类图书馆重视地方文献工作，以及构建地方文献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如金沛霖主编的《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2000）、冯晴君所著《现代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理论与实践》（2008）、赵大志编著《地方文献建设研究》（2012）、康丽娜编著《新形势下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2018）等对于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有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尤其是近年来每届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设置了“地方文献研究分会场”，有效地引导与促进了地方文献研究工作的深入。在地方文献学建构方面，林天蔚的《地方文献研究与分论》（2006）、张利主编《中国西部地区地方文献资源论稿》（2007）与骆伟所著《地方文献学概论》（2008）等建树不凡。 5. 汉中地方文献概要及研究现状 汉中地处秦巴山地之间，受地理条件约束，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及地方文献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