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近观系列

天道，是邪非邪？
一 世界上没有哪个文明积累了像中国一样多的历史记录。二十世纪初，在清朝帝国崩溃期间活跃的改革者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在其所著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发达。二百年前，可云如此”。 实际上，成书于七世纪初的《隋书·经籍志》把当时所能看到的书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进行分类整理后，古代中国开始普遍按照上述四个部分对学术体系进行划分，而其中“史”的部分所占比例。 这一体系的庞大程度，即使在今天的日本，看一看按照这种四部分类整理汉籍的专门图书馆，比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等机构的汉籍目录，也会一目了然。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留下了如此庞大的历史记载，那么，针对这一现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不可估量的孜孜努力呢？黑格尔曾针对中国人的这一伟大努力成果进行了简单概括：“中国人的历史，没有任何判断和道理，只是把各种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已。”（武市健人译《历史哲学》上册第265至266页，岩波文库）。当然，史书确实“把各种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且这是史书的重要目的之一。然而，所有中国的史书，假使正如黑格尔所说，只是单纯地记录事实，这种几千年以来编纂史书的伟大努力“没有任何判断和道理”，仅仅无反省地、单纯通过惰性来延续，真的有可能吗？即便存在这种可能性，至少，“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的基本“判断”乃至观念，是无法在这种根基之上牢固存在的。像这样“没有任何判断和道理”，仅仅茫然地持续书写庞大的历史记录，对于有意识的人来讲大概是不可能的吧。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在深入挖掘中国人基本意识的方面，不得不说正是十九世纪欧洲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成见所导致的灾难性产物。 关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录，或者说，持续书写庞大历史记录的中国人的基本历史意识，我认为日本的众多学者持有与黑格尔观点类似的思考方式，他们把欧洲学问当作至高无上的存在，至今仍然一脉相承。比如，作为西方古代史学家的一流学者村川坚太郎，对中国历史学家司马迁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根据中国“东方专制君主”制度下“个人自发性写作”的“自由被束缚”认为，“汉朝之后的正史，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无论官方撰写或私人撰写，均采用了固定的形式，所谓的历史成了王朝的历史，所谓的修史成了编纂史料，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谁担任这一角色都没有太大差别，况且并不存在被称为历史观的思想，因而有个性的历史学家理所当然没有立足之地”（世界名著5《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解说第10至12页，中央公论社，1970年）。司马迁暂且不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庞大历史记录的众多历史学家，均因受到专制君主政治权力的束缚，自发写作的自由意志无法得以发挥，只能按照专制君主的命令，遵从司马迁所发明的“纪传体”历史记录形式，像奴隶一样默默地“没有任何判断和道理，只是把各种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已吗？中国的众多历史学家，真的是一种被欺压的奴隶一般的存在吗？ 其中突出的观点，是自希罗多德以来传统的欧洲观念，即与东方专制相对的、希腊或泛西方的自由观念。黑格尔本人曾说过：“世界史自东向西推进。也就是说，欧洲实际上是世界史的终结，因为亚洲是世界史的开端。……因而历史一定存在东方，……自然界中外在的太阳也是东升西落。然而，名为自我意识的内在太阳则在西方出现，并且一直闪耀着光辉。……东方只有一个人（专制君主）是自由的，至今仍然如此。与之相反，希腊罗马世界中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而在日耳曼世界中所有人都是自由的。”（黑格尔《历史哲学》第218页） 这反映了把世界史当作“自由意识的进步”的黑格尔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我们没有必要一直被这种以十九世纪欧洲为中心的思想束缚，而且，如果一直处于这种束缚之中，则始终无法理解中国文明和中国人的意识。 中国人孜孜不倦地写下了庞大的历史记录，是出于怎样的动机？如果单纯出于“把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的目的，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一直认为应该“把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在其后两千年时间里作为史书正统的“固定的形式”被沿袭下来，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关于这些问题，以“东方专制君主”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欧洲观点仅仅通过表面观察所做出的说明进行了简单划分，而并没有给出真正的答案。如果仅从表面进行观察说明，而没有深入中国自身内部找出隐藏在中国人意识根基之处的内在原因，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解答。出于上述立场，针对中国人自古以来如何看待历史，以及他们认为历史记载应有形式应具备怎样的性质等问题，中国人已撰写文章做出了提示，我将根据相关部分尽可能忠实地解说，剖析阐述内在问题。这些文章，正如本文以下所示，在体系庞大的史书中，有很多作品包含了各种各样的史论。本书所列举的文章不过九牛一毛，但从这些文章可以一窥中国人历史观的一部分，我将略做总结。 二 首先，我针对黑格尔的观点——“中国人的历史，没有任何判断和道理，只是把各种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已”——提出一个疑问。即，中国的史书都只不过是事实的记录，中国人是否在持续进行这种庞大史书编纂的基础上，牢固地持有“把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就好的观念，或者“应该这样做”的判断呢？ 实际上，中国自古就自觉形成了“把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的判断乃至观念。究其根本，在中国所谓的“史”，原本就是记录者的意思（参照正文第6页）。把“史”解释成历史或者历史记载，是后世才发生的，初则指的是记录者、记录官。而且，这里的“史”——记录者——被认为应该把“亲笔”、直接、实事求是地记录事实作为至上的义务。 《左传》中，宣公二年晋国“史”——董狐，以及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南史的故事为知名（参照正文第55至56页以及第215页），根据这些故事，不顾性命之忧与时下强权进行抗争、绝不歪曲事实，才有资格被称为“良史”。“史”在七至八世纪被刘知幾扩大解释为“史书”或“历史学家”，正如正文第214页所强调的，他认为“史官”或历史学家的要务必然是“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即掌权者），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刘知幾，《史通·辨职》）。而“史之直笔”，正如宋朝文天祥所说，“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气歌》）。 因此，黑格尔所说的“中国人的历史，没有任何判断和道理，只是把各种事实原封不动地记录下来而已”并不成立。“原封不动地记录事实”，如果使用中国人的表达方式“直笔”，则是“史官”、记录者、历史学家的至上任务，这种明确的判断一直在中国人的身上流传。具体来说，那是抵抗权力、赌上性命也要坚决守护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被认为是作为记录者、著书者的知识分子的责任。这种判断乃至观念，正如《左传》中所能看到的，以孔子的判断为基础，晚至公元前四世纪的战国时期，便已得以确立。 这种记录者或历史学家的责任到底能够切实履行多少，对于掌权者所施加的压力到底抵抗到什么程度，确实是个问题。但是反复确认和强调“史之直笔”的观念与责任的事实表明，不能简单地概括中国历史一直处于“东方专制君主”的束缚之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出于其自身的独立性，为了了解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肯定留下了庞大的历史记载。 不过，史官乃至历史学家将“原封不动地记录事实”作为至上任务的中国观念，与十九世纪欧洲历史学家兰克所主张的把“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作为历史学的目的，在语言层面其实也有相近之处。兰克的主张，自然把价值赋予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之上。而在中国方面，自古以来的历代王朝以及各诸侯国均通过制度设置了作为事实记录者的“史官”，晚至公元前四世纪把原封不动地记录事实的“史之直笔”自觉作为记录者的至上责任，虽然这些史官并没有像兰克那样将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作为历史学目的，但终他们所留下的记录，同样是可信度相当之高的客观记载。 “史之直笔”的观念，终使“史”成了具有客观认知的人。比如，司马迁对诸多史官留下的记录——初被称为“史记”——加以利用所完成的体系完整的历史著作《史记》，在“说明事情的本来面目”的同时，同样也是合乎历史学目的的一部作品。再比如，司马迁所作的比他早一千多年的商朝王统谱，除了一两处错误之外，都是极其准确的。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针对出土的商朝甲骨卜辞所进行研究的推进，司马迁所作的王统谱被证明具有惊人的准确度，这再一次有力证明了司马迁的《史记》是“说明事情本来面目”的科学的历史记载。 然而，在中国，这种对于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能够成为结果的可能原因，虽然在于“史之直笔”——原封不动地记录事实——的观念及判断，但与之相反的是，“史之直笔”的观念把针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认识作为至高的价值，也就是说，以纯粹认知作为历史学确立宗旨的思想，所衍生出的结果却并非如此，这一点我们应该特别注意。中国的“史之直笔”观念，正如前面刘知幾所说，以“彰善贬恶”为根本动机。 但这并不是由八世纪初的刘知幾次提出的。作为典型“史之直笔”的董狐和南史，是春秋时期的史官，正如孔子将他们称作“良史”，“史之直笔”观念的由来正是“劝善惩恶”的《春秋》的基本批判精神。《春秋》是孔子所修订的经典著作，同时也是中国现存古老的编年史著作，“史之大原，本乎《春秋》”（章学诚《文史通义·答客问·上》），是中国古代一贯的传统观念。在中国，“史之直笔”，即“原封不动地记录事实”的观念，是针对人间善恶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是以伦理要求为根本动机而形成的。 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曾说过：“早有组织地记载历史的古典著作《史记》是包含史论的，是针对《春秋》以来的各个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伦理批判。在此之后一般的中国史书……直至近代……不过是针对相应历史时期加以政治伦理考察而已。根本不存在世界史的理念或发展的思想。”（下村寅太郎《关于世界史的可能性依据》第18页，《哲学》第18号，日本哲学会）确实，中国史书的一大特点恰恰就是强烈的伦理批判与执着的政治伦理考察。我们应该注意，中国史书，正如传统的“史之直笔”观念来源于伦理动机，对源自“春秋大义”的“义”进行了大量重复的追求与强调。 但是，在以此为基础认定中国“根本不存在世界史的理念或发展的思想”之前，应该先搞清楚，中国的史书以及历史学家为什么如此执着于伦理，在如此执着于伦理的情况下如何写成史书。关于为什么的问题，反观“说明事情本来面目”的兰克史学，其实具有“一切时代都通向上帝”的基督教精神内核，而以伦理动机为基础的“史”，也正是其背后中国精神的产物。问题恰恰存在于这种中国基本精神的性质之中。而我们的课题，则在于更加深刻地查明这种精神的结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中国是否“早有组织地记载历史的古典著作《史记》……是针对《春秋》以来的各个历史事件所进行的伦理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