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童庆炳口述自传

但是，在这么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贫穷伴随着我，而且时刻剥夺我学习的权利。现在想想，我能够到北京来读书，留在北师大，成为教授，现在还给我评了个资深教授，愉快地跟朝气蓬勃的学生们一起谈论学问，纯粹是偶然。因为从小我的理想就是每天能让家里人有五斤米下锅。我们家老少三代，七口人，每年到了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吃光了。这时候父母就要吵架，因为第二天没有东西下锅，连南瓜和番薯（白薯）也吃光了。 我大概三四岁时，有一次得了大病，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肺炎。当时发高烧，老是不退，咳嗽不止，眼看就不行了。祖母在我的床边一直求，求祖宗、上天、各种菩萨，“求求你，我老了，你们让我去，千万不要让我孙子去！”呼天抢地，这是我幼年*深刻的记忆之一。所以，从小我就知道，祖母对我的那种爱和亲，我是永生难忘的。后来我每次回家，**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给祖母扫墓。 在上海停留了一天，有一个人留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我们另外三个又买了慢车票上北京。这慢车从上海出发，要三天三夜才能到北京。这车是所有的小站都要停，农民种地挑着肥上来，下一站下车去施肥。 经过十五天的跋涉，我终于从福建西部小小的连城县来到了北京城。到北师大之后，我母亲担心的那些问题都解决了。我报名之后，学校总务处说，只要写个申请，要什么就给发，比如棉衣、绒衣——当时普遍还没有毛衣，就穿绒衣，红的绿的，各种颜色都有——一身的棉袄、棉裤、棉帽子。当时我正年轻，有这些就很满足了。 关于1957 年的“反右”斗争，大背景不讲了，说说我们班和我是怎么参与的。我们先听到的传达文件，是给党提意见， 和风细雨，要鸣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当时我在班里担任团支部书记，这个角色非常重要，因为党是要通过每个班的团支部来引导学生。在鸣放阶段，我自己可以说六神无主，不知道怎么做，是响应党的号召，召开鸣放会，让同学们对党提意见， 还是不开会，不让同学们胡说，我隐隐感觉夸大其词会犯错误。 为什么我当时会有这样的觉悟？因为我们班有一个党员，是个老大姐，1937年的老共产党员，党龄和我的年龄就差一岁，是当时我们班的调干生。她当时是我们年级党小组的组长，我事事征求她的意见。就鸣放会的事，我问她开还是不开，她说不开。我说别的班都开了，就我们班不开，同学们都有意见，说我们对党的整风消极怠工，我怎么应对这些质疑呢？她说你别理他们，**，绝对不主动开鸣放会；第二，要是班里哪个同学贴了什么大字报，你就去把它给撕了。我当时很年轻，才二十几岁，根本没有经验，当时只是觉得这个老大姐很正派，后来才知道1955年评军衔的时候就给她丈夫评了中将军衔。她说不要开，我们就没有开。凡是看到我们班同学写的大字报，我就都给撕掉。 往事如烟，还是往事并不如烟，现在不同的人说法不同。我是同意往事并不如烟的。我的这种看法，不是随便附和别人的意见，它源于时不时地会涌上心头的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往事。 那时候大字报贴在哪儿呢？在西饭厅那。当时北饭厅西饭厅东饭厅连在一起，现在都成邱季端体育馆的一部分了。从东饭厅出来到北饭厅有一处拐角，那里正好可以挡住风，大字报就都贴那里。那时候贴大字报，中文系是*积极的，特别是大三、大四那些高年级的，他们还有组织，叫“底层之声”“苦药社”等，甚至写章回小说，揭露党委书记如何跟女学生有暧昧关系，就这一类事情，搞得很热闹，我们每天都等着他们新的大字报。 当时我们天天围在西饭厅那，那里又称为枣树林，现在仅剩四棵枣树——我看这四棵也不一定能保住。枣树林是我们辩论的地方，看完大字报进宿舍之前，就在那里辩论。有的人为了突出自己，搬个椅子，站在上面发表演说。我们都是听众。我们班里有几个同学贴了大字报，甚至在《人民日报》6 月8 号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之后，对这社论不理解，还贴大字报， 但这些大字报我一一都给撕了。 就这样，我们班在1957 年没有一个人成为“右派”，因为我们的鸣放会是在《这是为什么？》发表之后开的。《这是为什么？》发表后老大姐对我说，鸣放会可以开了。我们开了三次， 大家不敢说一句话，提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一个年级四个班，唯独我们一班没有一个“右派”。 后来在总支档案里，我看到我们全班都被划归一个等级， 叫中中。当时分为五等，即左派、中左、中中、中右、右派，到了右派就是敌我矛盾了，中右还不是。我们全班都在中中，这就是说我们的政治面貌不清，因为我们之前没开鸣放会，没有说话，没有贴大字报。而别的班，像三班，出的右派是*多的， 抓了五个还是六个。后来大家回过神来才有体会，说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当得真是太英明了，没有开鸣放会，*后全明朗了才开。我说：“不是我英明，都是老大姐的主意呀。” 再往后就让我们班去参加别的班批评右派的会议，每个右派都要被批判得死去活来。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昨天是同学， 今天就成为敌人了呢？很难讲得通，怎么能这么做呢？于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当时上面已经给我们每个班派来辅导员了， 我们班的辅导员说：“你们要积极一点，这是政治斗争。”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昨天还是同学，今天怎么就成为敌人了呢？我们说不出来批判的话，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位辅导员也是个年轻的老师，他告诉我，“如果这个右派说党不民主，你只要反问他一下，‘难道我们党是不民主的吗’，这个你会不会说？”我连忙说这个会。我们就用这个套路，到二班、三班等各个班去，于是我们的批判就变成了各种重复加提问：“难道事情是这样的吗”“难道事情是那样的吗”，一路反问下来，只有这一招，从来没有给别人扣过帽子。这也是那个老大姐教导我们的，不要那么激烈。 但是事情还没了。当时划右派是有指标的。我们班也分到了指标，指标怎么下达的，我作为基层党员还了解不到，甚至连党委的某些委员也了解不到，只有党委书记、副书记和总支书记这几个人了解。所以我们班*后也不能都是中中，要根据反右派斗争的表现，分个五等。结果还是没有划出“右派”，大部分人是中中，个别的人被划成中左，有三个人被划成中右。这三个同学都是有人揭发，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右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承认错误，做个检讨，就过关了，依然可以毕业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