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与无意识侦探

中文版序
19世纪末，伦敦，大英帝国的首都，生于1859年的阿瑟·柯南·道尔在此行医。他是一名年轻医生，也是一个天主教徒，却在一个基督教国家行医。诊所门庭冷落，他有许多闲暇，于是就用写小说来打发时间。《血字研究》出版于1887年，这是福尔摩斯和他的同伴华生医生的**次亮相。新的人物诞生了。这个侦探让他的创作者赢得大名。从此，他们的冒险誉满全球，超越了大英帝国的国境线。 同一时期，维也纳，奥匈帝国的首都，生于1856年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此行医。他也是一名年轻医生并且是犹太人，却在一个天主教国家行医。他与传统医学决裂了。1899年，他出版了《梦的解析》，这是**项精神分析性质的研究成果。从此，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就与他的众多发现融为一体了。精神分析家，这个由他创造的角色，逐渐声名显赫，超越了奥地利的国境线。 巧合绝非偶然。把这两个人的命运联结起来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灵感应游戏。阿瑟·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都是医生，所以他们都关心人间疾苦。他们都接受了在那个时代占上风的理性主义的训练，对解决那时的常见问题都已经驾轻就熟。他们定居在各自帝国的中心，对于当时所有的*新发明与发现，也都了然于心。他们并不供奉宗教神明，而且他们家庭的宗教也与他们定居地的宗教不同，这就可能有助于他们超越传统的信仰。他们对真理的追求需要一种新的实践，一种新的职业。福尔摩斯不仅是一个小说人物，也是现代调查员的原型，许多警察都承认这一点。福尔摩斯说：“我有自己的职业，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他补充说，一些令人绝望的案件被送过来，“就像医生有时会把他们无法治愈的病人送到江湖郎中那儿一样”。这两个论断都非常适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接待的那些患癔症的女人，她们的病症，用其他方法治疗都没有效果。 细心倾听前来咨询的人，明了他们的请求，通过分析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迹象，发现隐藏的东西。在西方，侦探和精神分析家是古代占卜、神谕等祭司传统的一部分。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他们不依赖上帝，不依赖任何宗教信仰。阿瑟·柯南·道尔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两个19世纪科学主义的孩子，都是非常世俗的。解决之道不是求助于任何彼岸，而是使用一种成熟的技术，一种在各个方面均得到证明的技术。 1950年，醉心于中国文化的荷兰外交官高罗佩，出版了一系列关于狄公的侦探小说。这个人物的原型是唐朝的士大夫狄仁杰。在中国，关于他的探案故事在18世纪已经是小说创作的主要素材。从本质上说，这个古代调查官的工作模式与阿瑟·柯南·道尔所描述的模式具有相似性。但有所不同的是，被我们今天定义为幻想的维度，在狄仁杰的故事里是显在的:他会遇到一些鬼魂，尤其是被害者的鬼魂;他也做梦，但这是那些死者，那些在传说当中存在的鬼魂给他托梦，向他表明一些信息。弗洛伊德的或者福尔摩斯的方法与这个观念是彻底决裂的。当主人公做梦时，他们的梦是他们自己的。死者或者灵魂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这些梦属于梦者，这些梦是主体的话语，这些梦见证着此人的无意识欲望。如果鬼魂现身，并不是死者的幽灵从他们的坟墓中飘了出来，并不是死去的灵魂获得身形，而是消失的意识或无意识的记忆在扰动主体。这当然是一种现实，但却是精神现实;是幻想的，绝不是鬼怪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夏洛克·福尔摩斯的冒险中读出精神分析的活力源泉，这些冒险有着世俗的维度。重要的可能不是解开谜团，而是为了解开谜团所进行的必要行动，为了治疗(不仅仅是调查)能够实施而进行的必要行动。柯南·道尔的那些故事可以被解读为精神分析动力学的具象表现。 然而，作家创作的是一个虚构人物，弗洛伊德发明的则是一种实践，经由精神分析家们的推行，这一实践已遍及世界各地。前者并未面对一个警察的现实（确切地说，他试图这样去做，但并未成功），但是后者被临床的迫切性推动着，他从未停止过修改理论，以至于今天，我们也还在修改理论的过程中。在这一点上，两位创造者分道扬镳了。阿瑟·柯南·道尔离开了其创作的小说主人公的科学逻辑，开始相信鬼魂、灵媒，开始相信与游魂的沟通。他开始热衷于通灵论。他可以忘记自己创作的人物，那些充满理性的，被认为具有弗洛伊德式理性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只不过是纸上的存在，而精神分析家是活生生的存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不是建立在文学之上的，他从不间断地参考着临床，而临床拒绝仙女们的在场。 从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开始，我尝试着阐释与一位精神分析家在**次会面期间发生的事情:请求的表达。同样，我也理解了《奇妙的旅行》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待读者，就像精神分析家在分析当中对待来访者那样。通过对达芙妮·杜穆里埃《蝴蝶梦》的阅读，我可以更好地理解身体形象的概念。马塞尔·普鲁斯特的《让·桑德伊》以及《盖尔芒特家那边》，让我勾勒出“孤独存在的能力”的形象，而“孤独存在的能力”是精神分析家唐纳德·温尼科特提出的概念。弗洛伊德一直认为作家的创作会证实精神分析的发现，因为作家的发现总是比精神分析家领先一步。 “但我们得停在这儿了，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真的忘记了哈罗德和格拉迪瓦只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弗洛伊德在他关于威廉姆·詹森的《格拉迪瓦》的论文中总结道。这些被创作出来的人物，他们不是来找精神分析家咨询的人，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忽略一个事实：根本性的东西存在于临床中。 精彩片段
在这点上，柯南·道尔创作的人物与埃米尔·加伯利奥的勒考克以及爱伦·坡的杜邦截然不同。他远离了解密小说的形式逻辑，转而走向了相遇的实践。他从心理和小说层面来发问，来到了无意识的奥秘中。虽然柯南·道尔医生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比加伯利奥更贴近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巧合不是意外，展现巧合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文字游戏。他们作品的成功和其中包含的舍弃与仇恨、拒绝与冷漠、爱与神圣化，都超越了文本本身，暗含了一种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实践。弗洛伊德和柯南·道尔，如同儒勒·凡尔纳及其他作家一样，都触及了灵魂的范畴。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写作，小说家们不知不觉地也深受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远远超越了书籍所展现的文本。这些作家将一切都纳入个人经历之中，并从这里开始书写出一种实践。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遇见了威廉·弗里斯，凡尔纳遇见了他的出版商埃策尔，而柯南·道尔，可能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没能遇到谁，便在小说中遇见自己的主人公福尔摩斯和华生。每一次相遇都是奠基性的，从婴儿与母亲的气味、略微磨损的襁褓、奶水的味道或摇篮曲的哼唱声的相遇开始。我们知道，从来没有经历过相遇的人，之后很难在世界上与同类共同生活。至少要经历过一次，才能开启之后的相遇，**次邂逅就为之后的邂逅烙下印记。 感到惊讶的能力，就是不妄言未来发展的能力，它只有把掌控知识的欲望丢在一边的人才能拥有。这奠定了临床和理论之间持续辩证的实践的基础。弗洛伊德不停地书写它，福尔摩斯不停地向华生灌输它。教育的难点之一，就在于让学生永不失去感到惊讶的能力。 福尔摩斯和华生在一起，就像精神分析家与自己独处。这种孤独具有奠基性。和自己的相遇，我和我的相遇，让与他人谜团的单独相遇成为可能，摆脱了所有其他社会的、医学的、司法和警方的人为干预。为了让相遇处在实践中心，孤单必不可少。孤独让我们可以远离妨碍治疗行为或是有可能对调查造成干扰的事情。弗洛伊德是一个人，因为他是**人，但每个精神分析家治疗时都是独自一人，也是因为当一段治疗开始之后，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重复建构所需的时间。在这里，人物具有两重性，证明了孤独不是与世隔绝。精神分析实践止于分析家幻想开始之时，更准确地说不是与辞说的倾听脱节时，而是当幻想与话语的主体脱节时。当问题涉及文本时亦是如此。我们所知道的柯南·道尔，以及对夏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探案记的阅读，让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福尔摩斯式的实践，并在他对谜团的关注中，接近了同样诞生于19世纪末、在20世纪引起人们兴趣的弗洛伊德实践。不过，无论这里或者那里如何影射了我们假设的柯南·道尔主人公的无意识欲望，他们都不是肉身的存在。把一些解释投射在他们身上，我们就有可能要么落入精神分析解密网格的使用风险中，要么陷入作者的野蛮分析中。 这是对谜团的一种可能表达：在这里我是谁？或者发条上弦。又叫凸蒙怀表。译者注。一个面对精神分析家的请求中所抛出的问题。我理解世界，深入世界的方式是否准确？福尔摩斯给读者一个令人心安的答案。我对世界的理解不是谵妄，因为推理得到了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