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人民币

本书特色

自从世界货币统一于贵金属的时代终结后，人类一直困惑于世界本位货币问题，目前的大致格局是美元、欧元、日元等主要国别信用货币代行国际货币的职能。而国际货币架构的安排，对一国金融经济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日本资产泡沫危机、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在过去20年陆续登台，使得人们对如何保卫人民币的未来有了更多关注。而中国农业银行何志成老友的书稿和写序的嘱托，则使我对这个问题感触更多。
一般而言，一国货币的可兑换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阶段是经常项目下的国际收支实施自由兑换； 第二阶段是资本项目可兑换，迄今除了比利时等屈指可数的小型开放经济体之外，绝大多数国家达成本币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政府对资本流动有少量限制并不矛盾； 第三阶段是政府推动本币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其他国家可接受的计价、投资、结算和储备货币，至今*主要的国际货币显然是美元和欧元； 第四阶段是政府对并不发生跨国交易的、境内居民的本外币自由兑换也不进行限制，即充分的可兑换阶段。人民币走完**阶段已有15年，正在努力走完以后相应的阶段。考虑到日元、欧元目前的困窘局面，如何走好人民币国际化，于国于民都有非凡意义。应当成为重要的金融国策。在此我提出人民币国际化应予考虑四个命题。
命题一，成为国际货币的*大收益是分享国际铸币税。“铸币税”（seigniorage）的衡量有两种口径，一种是狭义口径，即将铸币税定义为货币发行者凭借其发行货币的特权所获得的货币发行面额与货币发行成本之间的差额。在金本位制下，国家相对于个人和其他国家并不享有任何铸币税特权。在金块和金汇兑体制下，信用货币仍然要受制于黄金，因此国家能够征收的铸币税也是相对有限的。但当一张毫无价值可言的纸币被国家印制出来时，铸币税就等于这张纸币所能购买到的社会产品价值。另一种是广义口径，即将铸币税定义为因本币国际化而获得的本币及其表征的金融资产的净输出，它实际上是一国中央银行对全球债权人的负债中的*小的永久动态负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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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货币战略的国际比较全面探讨了人民币战略。人民币战略就是从大国货币逐步成为强国货币，从中国货币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从固定汇率制逐步过渡到浮动汇率制，直至在未来多元化的世界货币体系中成为第三大支柱货币。它的关键是逐步、渐进，但要坚定不移、矢志不渝。
本书是为中国劳动者所写，为捍卫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而写。人民币要保持坚挺，要走向世界，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必须得到政府、企业和国际社会的尊重。体面劳动是需要争取的，而实现体面劳动的路径之一是人民币逐步升值。
本书也是为中国投资者而写。中国投资品市场之所以经常会成为“圈钱”和“洗钱”的场所，关键是我们不懂得市场决定价值，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能够反作用于创造价值。明白了这一点，中国股市才能从“圈钱”和“洗钱”的市场变成让更多的劳动者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市场。
该书还探讨了人民币的价值观，中国人的价值观。相信劳动者能够实现为积累财富而劳动是时代的进步，但劳动致富并非拜物教，保卫人民币并非信仰人民币。

节选

相关资料

美元是美国的，但也是世界的，美元出问题更是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人民币是中国的，未来也要成为世界的，但它能被全世界各国人民逐渐认可吗？研究美元、英镑、欧元、甚至日元成为世界货币的历史，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强大吗？货币是有价值的，但它仅仅内含了购买物质产品的价值量吗？可能很少有人明白，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基础还必须包括人民币内含的价值观逐渐地被世界人民所接受。这句话怎么理解？人民币走向世界必须让持有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人放心，而做到让大家放心，恐怕并不单纯是靠人民币的购买力坚挺。追求货币的购买力稳定，没有政治和政策的稳定是很难做到的。比如财产权问题，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不能变来变去。而政治的稳定靠什么？靠执政基础的稳定。政策的稳定靠什么？靠政策要贴近或曰服务于*广大的执政基础。这个执政基础是什么？就是广大的劳动者阶层，而且是越来越多地实现了体面劳动的劳动者阶层。第1节劳动者不体面，人民币难坚挺1. 中国的劳动者体面吗体面与不体面是个比较级的概念。而胡锦涛总书记*近强调： “要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体面的劳动”可不是个比较级的概念。首先，它明确了我们共和国的执政基础就是劳动者阶层，广大劳动者既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政权的享有者； 而让这些“享有者”的劳动更体面，生活更有尊严，则是*高执政集团的庄严承诺； 更重要的是，“体面劳动”一词在经济学意义上有重大创新，它指出了未来中国劳动者“劳动”的追求和意义——争取成为体面的劳动者，成为可以通过劳动积攒财富的劳动者。想要成为体面劳动者要靠国家政策转变，更重要的还要靠自己争取。王爱民是安徽马鞍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普通一线炼钢工人，原来工资4000多元，公司从2009年开始实行的“首席技师年薪制”，决定将像王爱民这样的老技工聘任为首席技师，工资提升为年薪20万元。而王爱民的提职并不仅仅让他一个人或十几个人感觉更体面，而是提升了一线工人的职业荣誉和劳动尊严，有了奔头——每一个青年工人都有了努力方向。今后，国家富了，企业好了，一线劳动者也能够致富。“体面劳动”是个社会学名词（decentwork），它由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胡安·索马维亚首次提出，直接翻译应该是体面的劳动岗位，主要是指劳动者的权利要得到保护、要有足够的收入、充分的社会保障。依这个标准衡量，中国的劳动者当中能够从事体面劳动的人数比例并不高。但与历史比较，中国劳动者能够实现体面劳动的比例提高速度是很快的，尤其是大城市中的白领阶层。这从中国劳动者的财富总量增长速度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北京、上海等超级大城市的人均银行存款、股民开户数（持仓量）、房地产拥有量的数据上都能证明。说中国劳动者仍然普遍贫穷是不符合实际的。目前中国很多城市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财富积累能力已经可以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但不可否认，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劳动者群体收入增长远远快于平均水平，而更多一线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过慢也是不争的事实。据广东省劳动局统计： 珠江三角洲在2003—2009年的7年中，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工的收入只提高了5%，而同期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提高了120%； 再比如，广东省的处级干部，退休金标准已经提高到7000元，应该是很体面了，但广东省的很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的一线劳动者月工资还在800~1000元晃悠。所以说，胡锦涛总书记之所以讲要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体面的劳动，既是指出，我们的政府必须促进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整体提高，未来几年起码应该达到： 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能够实现有尊严地生活，能够有一定结余可以用来培养后代，并有一定财富积累以使其有尊严地退休； 更是指出： 今天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状态总体上距离体面劳动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国富而民不贵，尤其是收入差距在扩大，少部分人占有了绝大多数人创造的劳动财富。谈到体面的劳动，就不能不谈不体面的劳动。中国当前*大的问题是绝大多数劳动者还不能实现体面的劳动。具体到血汗工厂就不说了，只说占8%劳动力的国有垄断型企业，其职工收入却占了全社会劳动者收入的60%。如果扣除在92%中的一部分高收入者，大约有80%的劳动者没有达到平均水平，没有跟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就是说距离体面劳动还远。目前国家正在制订新的工资标准和工资倍增计划，设计的原则是： 相对减缓垄断企业职工工资提高的速度，加快非垄断企业包括公务员群体的工资收入。预计未来，能够达到相对体面的劳动者人数将迅速地增加。这也是人民币走向稳定的关键一环。人民币的购买力要稳定，但绝不能依靠降低整个国民收入水平来实现，相反，只有提高整个劳动者队伍的收入水平，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实现体面劳动，才能使人民币的执政基础更稳定，人民币在长治久安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更加坚挺。2. 执政者是向着富人，还是向着穷人胡锦涛总书记的“体面劳动”一词恰恰告诉我们的执政者们： 人民币只认劳动者，而劳动者是不分穷人富人的。富人肯定是体面的，穷人中绝大多数人肯定不体面，但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一定是我们的执政基础，因为他们都是劳动者。富人只要是依靠劳动致富的，越体面越好，政府绝不会打击压制他们，相反，还要将他们劳动致富的奋斗史树为榜样，让更多的劳动者学习他们； 很多普通劳动者虽然还没有达到体面劳动的水平，但只要他们仍然抱有劳动致富的信念，愿意奋斗，政府就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更多的人能够劳动致富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执政方向、执政能力的体现。但在当前，我们应该更倾向于扶持弱势群体或曰普通劳动者，这是因为，*近几年，社会财富的分配，尤其是政府的**次分配存在欠缺公平的倾向——一线劳动者得到的利益远远少于他们的劳动贡献。比如，王爱民等高级技工在2009年以前的工资收入就是月薪4000元，比他年轻的，工种相对粗放的更是低很多，很多人只有1000元。而反观我们一些所谓的高级劳动者——管理者集团——近几年收入增长的速度令人咋舌，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元年薪，有的甚至几千万元。富人靠劳动致富是无可非议的，但若是钻政策的空子致富，尤其是“不要脸”的致富，普通劳动者就可能要打他们的脸了。我不否认管理者阶层在创造超额利润时的超额贡献，也不反对一些具有特殊贡献的高级劳动者拿几倍甚至十几倍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但几百倍，上千倍就出格了。虽然管理劳动的贡献是很难用劳动时间计量的，但贡献再大，也是与普通劳动者密不可分的，更何况还有社会规则。必须看到，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不稳定或曰矛盾深重已经构成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当前，由于收入差距过大，已经使劳资矛盾、干群矛盾成为重要的社会矛盾，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其实穷人并不在乎是否贫穷，关键是有没有机会致富。当我们将穷人当做敌人时，穷人没有了致富的希望，富人的好日子还能多长久？为什么很多普通劳动者选择“以死抗争”，就是因为他们感觉所有机会都不属于他们，这样活下去还要什么意义。*典型的就是富士康“跳跳跳”事件。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选择到富士康跳楼自杀，其中一些人早就觉得活下去没有意义，而富士康的劳动条例（合同）恰恰有一条很特殊——非正常死亡可以得到10万~20万元的补偿。这些可怜的年轻人一个月才挣1000元，什么时候能够攒足10万~20万元，想一想不可能，再想一想，还不可能，可能的只有跳楼，才能让父母得到这天文数字的补偿。10万~20万元多吗？它是一个个20岁生命的代价，但却是北京、上海、广州等高级白领的月薪，是一些企业董事长的一顿饭钱。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社会差距。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强调“要让更多的劳动者能够体面的劳动”？温总理为什么反复地讲要让人活得有尊严？不能因为我们体面了，我们活得有尊严了，就忘记还有很多劳动者仍然在从事不体面的劳动，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尊严。保卫人民币保卫什么？首先是保卫劳动者的劳动权益，这个权益当然包括收入和福利。绝大多数劳动者仍然在从事不体面的劳动，社会不能稳定，人民币的购买力也不可能稳定。让劳动致富不仅仅是口号，还要成为现实； 让“体面劳动”不再是梦想，而要成为执政者的工作目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将体面劳动定位为中国劳工政策的基本目标，也就是将“为自己劳动”，“为积攒财富而劳动”定为中国劳工政策的中期目标； 而从社会学的意义讲，当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达到体面劳动的水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为自己而劳动。我们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稳固了，人民币也就强大了。现在我可以回答在本章开篇清华大学学员向我提出的问题了，即： 请问人是被剥削好，还是剥削人好？我们这些做地方领导的，是向着富人，还是更多地向着穷人呢？首先必须肯定，今天的时代仍然存在剥削： 不劳而获是剥削，强买强卖是剥削，依靠权力、投靠权力捞取特殊利益也是剥削，血汗工厂更是剥削。有剥削，就有反抗，这是必然的。因此，我们的执政者必须严厉打击和杜绝形形色色的剥削现象，保护被剥削者的利益。但是，对什么是剥削需要谨慎界定，对企业家是否就是资本家更要严格区分。绝大多数企业家也是劳动者，绝大多数富人是依靠劳动致富的，这些人也要受到保护和鼓励。相反，一些收入较低的劳动者有可能是只能从事简单劳动，他们应该知耻而后勇，坚持奋斗，执政者要给他们创造更多机会。同时，对一些天天想着不劳而获的穷人也要教育，不劳动是没有任何机会的。想靠剥夺富人而致富，靠暴力致富，那会走向反面的。人民币能够一天天强大，是因为人民币内含的劳动价值越来越大，而这些财富是谁创造的呢？是“劳动者”创造的。今天劳动者的概念已经远远地大于“工农兵”的范围，它既包括普通劳动者，也包括创新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人民币的执政基础在扩大，人民币的价值量才能增长，人民币才能成为全世界劳动者的“*爱”。我们小富，还要帮助穷人致富； 有人比我们更富，对他们中的创新劳动者、特殊贡献者，我们要保护、要依靠。但对通过劳动之外的手段致富的人，我们要远离，甚至要制裁。这才是执政者的立场。关键点是： 怎么帮助广大的劳动者成为创新劳动者、成为体面劳动者，使我们的执政基础更加稳固。这才是执政者的执政目标，也是胡锦涛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体面劳动”概念的关键要义。3. 社会财富到底是谁创造的谈体面劳动，必须要谈劳动，这个“劳动”是抽象劳动或曰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为什么我反复地强调，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体面劳动的讲话是对劳动价值论的伟大贡献？就是因为他在很多中外经济学家腻味“劳动”这个抽象概念时，而重提劳动——让我们重新思考劳动价值论。当我们总是纠缠于穷人富人，只能笼统地说劳动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时，说明我们还没有从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中解放出来。传统的劳动价值理论包括现代的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回答： 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的问题，甚至无法回答，谁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的问题。这是耸人听闻吗？不是。理论确实已经远远地落后于时代，以致这个时代迫切需要解答的诸多重要经济学、社会学问题，在问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时，却一问三不知。就在我准备写本书的时候，聆听了一位领导人的讲话，他在谈到中美经济与战略对话的感受时非常气愤地指出： 我们与美国人根本没法谈，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尤其是关于经济学和货币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人民币为什么需要升值？为什么不能大幅度升值？这些问题谁来回答？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吗？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研究，我们要批驳他们的研究，但不能用一概挥斥的语言，更不能将人家的所有话都视为阴谋。我们要斗争，但不是翻脸，我们要讲理，首先要有理。讲道理，就要讲大道理。所谓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当然包罗万象，但*基本的理论是劳动价值理论，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分野也是劳动价值理论。很多经济学家在谈到基本理论时都很抽象、晦涩，让一般的读者摸不着头脑。其实，劳动价值理论十分简单，传统理论与现代理论之间的分野也很清晰。我的研究就是沿着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现代经济学在劳动价值理论的一点点区别展开的，不仅十分清晰，而且让读者能够了解其中的逻辑本质。所谓劳动价值理论，主要是探讨经济学的基本问题——谁创造财富或曰价值。自有经济学以来，庞大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都是劳动价值理论——虽然西方经济学家都竭力地回避这一点。西方经济学家的鼻祖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首创劳动价值理论，他们认为： 劳动与土地共同创造财富，也就是说，光靠劳动不行。亚当·斯密用一句话形象地说明了他的理论： 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大都不讨论劳动价值理论，似乎在做有意识的回避。但这个问题在经济学中基本绕不过去，绕来绕去还要回答——谁创造价值。于是西方经济学家做了很好的“腾挪”，将主次颠倒了一下，说，使用价值决定价值，市场（定价）决定价值，言外之意是，劳动不是社会财富或曰价值的唯一源泉，如果一个商品没有了使用价值，创造它所消耗的劳动价值量等于白费，如果市场不认可，没有人买，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相反，一个消耗劳动力价值很少的商品，有可能市场定价很高，若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唯一性，它的价值就可以彻底地脱离它所消耗的劳动力价值。写到这，大家也许还不明白。这种争论有用吗？对探讨保卫人民币的主题关系大吗？非常有用，关系非常大。因为如果不坚信自然资源在财富创造中的基础作用，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储备与货币强弱趋势的关系，就不可能知道，为什么劳动力*少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制造业的国家货币会很强。比如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它们的货币几乎是G7中*强的，几年中兑美元上涨了一倍还多。同样道理，如果我们不理解“使用价值决定价值，市场（定价）决定价值”的新的“颠倒黑白”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就不可能理解虚拟经济尤其是虚拟金融市场。君不见，一只股票可以被炒到其资产净值的几百倍，一批生产所谓高科技产品的企业股票可以比生产传统产品的企业股票定价高出几十倍（市净率、市盈率）。反过来说，当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完全被新的产品取代时，或者由于宏观经济调整使它的巨大产能突然变得多余时，该企业的股票就会大幅度下跌，甚至跌破净值，跌破重建成本。企业的产品没有了使用价值，连企业本身的使用价值都大幅度下跌了，其股票价格更是下跌。这就是“使用价值决定价值，市场（定价）决定价值”的道理。分析到这里，很多读者似乎相信，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更接近科学的。简单地说，似乎如此。但科学的理论是不能太简单化的，更何况，西方现代经济学所犯的错误之一就是过于简单化——跳过了劳动力价值理论的逻辑起点。因此，它无法用理论回答： 为什么使用价值决定价值，为什么市场（定价）决定价值。本书认为： 保卫人民币必须保卫两个劳动力价值： 一是劳动者创造的劳动力价值； 二是劳动者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4. 我们为什么而“劳动”我们为什么而“劳动”？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为了生存，为了生活得更体面，甚至为了精神寄托——不劳动，会憋死。人云亦云，说什么的都有。但这不是经济学家的回答，这个“劳动”是抽象的，所以这个问题很复杂： 人类为什么而劳动不仅具有极强的时代特征，而且有严格的理论界定。如果回到几千年前，人类祖先的劳动的确是为了活着，那个时代是采集狩猎时代，人类天天忙活，就是为了找点食儿，吃了上顿没下顿； 到了游牧时代，人类的劳动能力强了，但活一天是一天，仍然没有积累财富的概念，只是生活所追求的质量要好得多而已。“农业是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5页）从事农业的劳动者劳动的目的是什么呢？对此，中国的三国时代有一段精彩诗歌，它幻想着农业经济的*高追求：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礼让，民无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据说，这是曹操小时候的诗句，它记录了少年曹操的大志向。它源于左传《国语》“古者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代以前，农业劳动是有可能实现积累的。但是，农业经济时代，即使是有积累，也是为了荒年不饿肚子，粮食是不可能传宗接代的。更何况，绝大多数年景很难有余粮，有点余粮，也被人口的快速扩张吃光了。于是才有这样的警讯： “夫天地之大计，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积，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储； 虽涔旱灾害之殃，民莫困穷流亡也。故国无九年之畜，谓之不足； 无六年之积，谓之悯急； 无三年之畜，谓之穷乏。”（译文： 世上*重要的打算（是）： 三年耕种（要）储备好一年的余粮，那么大约九年就有了三年的余粮，十八年就有了六年的余粮，二十七年后就有了九年的余粮； 这样即使遇上旱涝灾害，人民也不会穷困流亡了。所以国家没有九年的余粮，称之不足； 没有六年的余粮，称之困难； 没有三年的余粮，称之穷困缺乏。）不得了，要储备三年以上的余粮才能不被称为穷困缺乏。按照这个逻辑，现在的储备水平比穷困缺乏还穷困缺乏。农业经济时代的财富主要是土地和粮食，土地能够生产粮食，而且能够传宗接代，因此那个时代的劳动者已经有了财富的概念。但是，土地属于谁?这是关键点，绝大多数劳动者没有土地，因此他们的劳动目的也与财富无缘。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人类劳动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能力大幅度增强，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一年胜过一万年。此时的人类劳动虽然不可能“干一年，存三年”，但已经从总体上摆脱了为了生存、为了温饱而劳动。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后期，绝大多数劳动者已经可以说是为了消费，甚至为了享受而劳动了。逐渐演变到今天： 很多劳动者的劳动已经是为了积累，为了传承。由于工业经济时代财富的主要形式已经货币化、证券化，因此，虽然财富总量可能比前三个时代增加了几百万倍，但人类并没有因为财富过多而发愁，有些人的财富已经可以用天文数字来计量了，他还不嫌多。也许正因为如此，人类劳动的目的才可能演化为： 为了积累，为了跨时空的劳动力价值交换。所谓跨时空的劳动力价值交换是指： 不仅一个国家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力价值要进行交换，而且不同国家的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也要进行交换； 不仅当期的劳动力价值可以相互地交换，而且劳动者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还要与未来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进行交换。复杂之交换需要有复杂的市场，也需要货币互换——汇率。5. 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状态和财富积累总量测算中国经济仍然处在工业经济的初级阶段，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了极大地增长，但没有达到体面劳动标准的人数非常多。如果进行劳动力价值的国际比较的话，中国劳动者中能够实现为财富积累而劳动的劳动者人数还很少。但是，正因为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低，社会保障能力才更低，加上中国古代的储备情结（三年耕而余一年之食），因此，中国劳动者的储备水平（储备占收入的比例）在全世界主要国家的劳动者中几乎是*高的。中国劳动者还没有经历“为了消费，为了体面”而劳动的时代，过早地进入了“为了积累财富”而劳动的时代，虽然这种积累并不情愿。更由于，中国劳动者收入低，收入预期也低，因此格外地看重储备资产的安全。储备资产贬值将逼迫中国劳动者额外地增加储备比例，这将严重地制约中国劳动者的即期消费，当然也会制约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就制约了人民币单位购买力的提升。但反过来说，正因为中国劳动者收入低，与国际同等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比较存在后发优势，因此人民币的国际购买力存在走强的基本面。目前中国劳动者的“劳动”状态达到了什么程度——这需要精确计量，我做不到，但粗略地分析我有这样的看法： 中国垄断性企业的劳动者收入虽然比发达国家要低，但已经不廉价，考虑到中国消费水平较低，物价也低，他们的整体储备水平已经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普通劳动者媲美，尤其是这些企业包括公务员中的中高层。这部分劳动者数量大约为3000万人，财富积累总量大约有20万亿元； 少数管理者阶层，私营企业家阶层虽然比不了华尔街的金融巨鳄们，但其收入与储备的比例却大大地高于发达国家的同等“劳动者”，比中国普通劳动者更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这部分人虽然占劳动者总量的比例不大，但由于人口基数的原因，假设中国有5亿劳动者，按2%计算也有1000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欧元区国家。这部分人的财富积累总量大约也有20万亿元。中国*广大的劳动者阶层属于廉价劳动力阶层，他们收入很低，低得可怜。如果以产业工人的收入标准衡量，中国大约是美国的1/9，日本的1/5。让中国农民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农民比较，可能要差几十倍。这部分劳动者总量大约是5亿人，5亿劳动者的收入大约只有不到10万亿元，与中国富裕阶层相比，大约差10倍以上。这样的收入水平，储备能力当然可怜，但平均每人10万元是有的——房子也值10万元，有些人还有一点存款甚至股票。因此他们的财富总量大约有50万亿元。以上数据是估算，结果是： 中国劳动者的财富积累总量大约有90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是怎样的情况呢？大约是90万亿美元。美国人口3亿多，人均积累财富水平大约是中国的24倍。人民币要想成为世界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势货币，恐怕**件事就是必须大幅度地提升中国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虽然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要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工资、提升工人的各项社会保障，改善劳动条件，在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上向发达国家靠拢。但是，由于中国目前就业压力已经越来越大，工资大幅度提升必然导致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且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现在，大学生就业难，农民工则越来越不愿意从事远低于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的工作，物价已经蠢蠢欲动。因此，全面提升劳动力价值不能光靠涨工资，还要坚持经济发展速度优于劳动者收入提高速度，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就业率的提高保持并行。保卫人民币，任务很重啊！第2节体面劳动与创新劳动1. 简单劳动、复杂劳动、创新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是马克思为了分析劳动者在进行劳动力价值比较时做的简单划分，马克思*著名的一句话就是： 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数。由于简单劳动是为了维持生存需要，包括实现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须进行的劳动，因此其消耗的劳动力价值也被马克思认定为必要劳动价值，与此相对应的是剩余劳动和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可以这样说，人类劳动在过去几千年的时间里就是简单劳动，或曰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劳动仅仅是为了获得食物，为了生存和繁衍，这样周而复始了几千年。复杂劳动虽然在农业经济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由于它并不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在比较上只有体面的意义。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以后，劳动才可以创造剩余价值，而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非都是复杂劳动者。马克思为什么尖锐地批判资本家集团，为什么坚决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资本家集团不仅占用了复杂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还通过压榨简单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力价值，攫取剩余价值。对于剩余价值的判断，是马克思*伟大的理论贡献，人类之所以能够在*近150年间取得如此伟大的进步，马克思理论居功至伟。正是因为那些信奉他的理论的劳动者经过近百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资本家集团被迫将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进行了改变。而资本家集团之所以能够转变其获取剩余价值的“原始积累”方式，除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还要靠创新劳动的出现。由于创新劳动具有市场的唯一性特征，具有能够创造超额剩余价值的特征，因此其定价机理不仅可以远远地超出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价值参数，甚至可以根本不考虑所谓劳动力价值的比较。比如，比尔·盖茨，他的劳动价值是多少？跟谁比较？基本上是他想要多少，能要多少，市场就必须给多少。因为他的电脑操作系统是*好的，唯一的，全世界都要用。正是因为类似于比尔·盖茨这样的创新劳动者在新的时代大量的涌现，才使得资本家集团可以彻底地转变剩余价值获取方式： 不是靠一味地压低劳动力价格与其他企业进行低成本竞争，而是靠提升复杂劳动者的创新潜质，通过创新劳动来极大地提高单位劳动中的劳动价值量。通过唯一性获得垄断性，而不是通过低成本获得垄断性。这种模式使资本家集团不仅可以在获得更高剩余价值的同时，也相应提高劳动者的必要劳动价值，甚至可以与创新劳动者分享剩余价值。以上分析证明了一个道理： 社会在进步，剩余价值却仍然存在。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之所以不再迷信剩余价值理论，是因为他们的社会现状已经进入由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比较的时代，资本家集团获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剩余价值理论不会自然地推理出阶级斗争理论。相反，在缺乏创新劳动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优势，还必须适度地保持劳动力价值的低成本优势。人民币价值提升的*大难点就在这里： 一方面，我们必须逐步提高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总量，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在劳动力价值比较上的劣势或曰差距； 但是，由于中国劳动者中的确缺乏创新劳动者，中国制造的创新含量太低，不要说唯一性，能够模仿一手货也很难。重复劳动太多，简单劳动太多，只能依靠低成本竞争，尤其是只能压低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这已经成为“定式”。比如我经常与一些经济学家探讨关于人民币是否应该能升值的话题，只要一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立即用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会上升来搪塞，甚至有很多大牌的专家强调，人民币若升值5%，中国的出口企业要倒闭一半。跟这些人谈话，我简直想骂人： 我们已经为高速发展牺牲了整整一代普通劳动者的劳动者权益，还要让他们再牺牲多少年？更重要的是： 单纯靠压低劳动力价值获得所谓的竞争优势完全是“皇帝穿新衣”的感觉，这种优势其实是永远的劣势，因为不鼓励创新劳动的国家不可能在国际劳动力价值比较中获得优势，所谓低成本仅仅是劳动力价值低的代名词，你永远低，还追求低，你就永远是劳动力输出国，是一个靠出卖廉价劳动力的国家。中国不能做这样的国家，人民币不能做这样的货币（没有创新劳动价值含量）。须知，强国的概念早就不是GDP堆积，更不是靠血汗工厂所暂时取得的竞争优势。当然，我也不主张突然间的大幅度提升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因为劳动力价值的普遍提高必须有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做依托，提升快了，远远高于社会财富的增长水平，必然会出现： 工资涨，货币多，物价涨的恶性循环，*后等于还是没有涨。但方向必须明确，必须逐步提升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这不仅是缩小差距的需要，更是促进创新的需要。试想，如果不知道创新劳动能够获得多大的劳动力价值，谁还想（能）费劲拼搏十几年，去争当创新劳动者呢？如同我刚刚举过的例子： 马鞍山钢铁厂给王爱民等十几个工人大幅度地提高工资待遇，仅仅是对他们这几个人的劳动力价值进行肯定（货币与劳动力价值的等价交换）吗？不是，它是一种指向、一种引领，是让更多的劳动者都争当王爱民，让更多的王爱民去创造更多的劳动力价值。这才是逐步提升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与人民币缓慢升值的真正目的。2. 创新劳动出现的历史逻辑劳动力价值的比较是传统货币理论的核心，货币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劳动力价值比较的价值尺度功能，主要是因为货币“价值是无差别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关键点在“无差别”。而创新劳动的出现不仅是有差别，而且是无法计量的差别。这个差别首先是价值量。而创新劳动的出现，对传统货币理论构成了严重冲击——货币理论的逻辑起点出现了异化。在股市分析中，我们经常使用“成长性”、“周期性”等概念，何谓“成长性”？就是创新点多、故事多、题材多。对这类股票的定价可以突破“周期性”行业的“无差别”定价模式。为什么创业板中的绝大多数股票都可以高定价？因为这些股票的发行企业大都是创新型企业，其劳动力价值的评价标准不一样，可以极大地高估。中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都给予创新型企业以高定价，通过这种高定价机制激发创新，鼓励创新劳动者； 同时，几乎所有企业都给予创新劳动者以很高的工资待遇，哪怕他仅仅是一个模仿创新的高手。时代已经向我们发出了信号，但在理论上却没有人研究过创新劳动，因此我们无法解释很多货币现象，包括人民币为什么不能大幅度地升值，更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提出保卫人民币。人类是怎样从简单劳动到复杂劳动再到创新劳动的呢？仅仅是因为人类突然间变得聪明了吗？西方经济学家不能回答，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劳动价值学说，我们的一些经济学家也不能回答，因为他们已经抛弃了劳动价值学说。经济学家都不屑于劳动价值论，根本不想还原马克思的分析逻辑，因此就不可能发现，在劳动价值论中蕴藏着多么宝贵的财富，更不可能创造新的劳动力价值理论。于是我们必须再回到马克思那里，按照他的逻辑进行分析。马克思将劳动分解或曰抽象为：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将劳动力的买卖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再区分开来分析，提出了货币“价值是无差别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的初步结论。我们跟着马克思继续分析。先要区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然后才有创新劳动。马克思曾这样说： “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而这就要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会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马克思承认，工人阶级改变生存条件的前提之一是： 争取成为复杂劳动者。而教育经费是成为复杂劳动者必需的财务负担，这对简单劳动者而言是勉为其难——负担不起。多么简单的逻辑，因为简单劳动者几乎连自己都养活不起。其实，在马克思的时代，所谓复杂劳动者也并不复杂，马克思评价： 所谓的复杂劳动只是建立在体力劳动基础上的技能附加，即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数。为了说明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区别和各自特性，马克思还专门对当时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当时英国社会中复杂劳动者和简单劳动者的比例和生活状况。这对我们今天的研究也是有益的。马克思引用了当时报纸杂志和经济年鉴的一些资料来说明： “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65万的数目，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复杂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简单劳动者是指，“除了自己普通的劳动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1100万）”。比例划分大约是1∶10。于是我们明白了，当时社会的简单劳动者占劳动者人数的绝大多数，他们仅仅是勉强可以满足温饱的一群人，是为了温饱而劳动，甚至已经沦落到为生存而劳动的境地。这说明，当时的英国社会仍然处于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虽然有了巨大的进步，但很多创新创业仍然在萌芽状态，比如：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发表后的第二年，英国才研制出“汽油发动机”。很遗憾，马克思基本上没有见到汽车大范围地取代马车，更没有见到创新劳动及其产生的巨大劳动力价值。用马克思的语言去界定当时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那时的英国，大约有1100万劳动者只能勉强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仍然处于被严重压制劳动力价值的状态，连自己的生活都困难，自然无法生产出具有从事复杂劳动的劳动力，他们对后代的培养，仅仅是活着就行，根本不可能考虑提升劳动力价值的教育费用。而当时的复杂劳动是个什么状态呢？根本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知识劳动或创新劳动。在马克思的笔下，连泥瓦匠都属于复杂劳动者。这说明，当时社会的劳动力平均价值水平是极低的。今天很多人埋怨马克思为什么没有承认知识劳动也是劳动，更没有提及知识分子有可能从事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确很遗憾，哪怕马克思多活10年，他一定会改写他的《资本论》（实际上，马克思在临终前已经明确地表示，《资本论》有很多令人遗憾的地方）。知识劳动是创新劳动出现的必然前提，但在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的年代，知识分子的人数是非常少的，自然科学家更少。关键点是： 他们既不属于“靠出卖自己普通的劳动来换取食物的那个庞大阶级”，也不愿意与“瓦匠”等复杂劳动者为伍——有知识的人都是清高的，不会出卖劳动力。因此，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时候，对知识劳动干脆不提。但马克思强调了一点，这一点可能非常关键： 这就是教育投入对提升劳动者劳动力价值水平的重要作用，而英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劳动力价值水平低下，关键原因是没有条件投入培养复杂劳动者的教育费用。教育也是投资，而且需要超额劳动价值的投入，这使我们开窍： 首先一个社会必须有大量的超额价值涌出，才可能实现复杂劳动的再生产。而超额剩余价值的涌出却必须靠知识劳动； 其次，比复杂劳动还要复杂许多的创新劳动力培养，需要投入更多、更高的教育费用，需要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的涌出。知识不创造价值，但知识（而不仅仅是技能获取）的获取却必须耗费价值（正如土地不创造价值，但一块已被开垦的土地一定凝结了大量的劳动价值）。这是当时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悖论。当我们把这个“必须耗费”，而且是巨大的价值投入让马克思来分析时，它的价值由什么劳动来承担呢？什么等级的劳动创造才能与其匹配呢？显然还是知识劳动。如同复杂劳动可以维持复杂劳动力的再生产一样，只有知识劳动化、价值量化，才能生产出创新劳动者和巨大的超额剩余价值。毫无疑问，与培养泥瓦匠的技能所必需耗费价值量相比，一个知识分子的培养过程所消耗的价值肯定是呈几何级数上升的。当一个社会仅仅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时，社会还能够从剩余价值总量中无偿划拨出一部分养活少数知识分子（古代社会就是这样）。但当一个时代需要很多知识分子时，生产知识分子的劳动力价值投入就必须寻求新的回报，也就是说，必须将其算在全社会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之中。生产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只能是劳动者自己，生产创新劳动者的价值补偿必须是知识劳动。知识分子劳动化不是凭空产生的，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的“化学反应”。马克思的时代，已经有了知识劳动的萌芽，比如蒸汽机的发明、电灯的发明、大型机械的使用。知识分子与资本的结合仅仅就差一小步——知识分子必须愿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当资本越来越认识到知识劳动的必要性时，它会选择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这种稀有的劳动力，而当知识分子感觉他的价值得到认可的时候，他也会考虑出卖他的劳动力价值，而当知识劳动有了价值，而且其价值还普遍地高于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时，不仅社会生产率将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社会将出现新的价值取向，更多的劳动者都希望将自己的后代培养成为知识劳动者。当整个社会的很多家庭都在为下一代能够获取更多的知识而耗费他们自己的劳动力价值时，社会的进步速度将大幅度的加快。它表现为： 一是社会劳动平均水平将越来越复杂化、知识化，需要的知识劳动岗位会越来越多； 二是知识劳动价值化已经成为时代潮流，知识劳动不仅可以得到市场承认，知识分子都肯出卖自己的价值——劳动力，而且这种劳动力的价值交换已经市场化、经常化。于是，一个历史的逻辑必然延续： 由知识劳动引领的创新劳动时代由此而生。知识劳动虽然不等于创新劳动，但没有知识劳动，就没有创新劳动。3. 什么劳动才能打破资本对劳动的垄断知识分子劳动化，知识分子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经济特征吗？非也！工人阶级通过联合起来，甚至通过暴力革命已经奋斗了100年，这个时代的劳动特征就会发生了本质变化吗？还是非也！我们中国的劳动者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应该说*具社会地位，但他们中有几个可以拍着胸脯说，他的劳动力价值已经有了很大结余，已经可以投入很多钱，来培养下一代知识劳动者了？也是非也！即使是知识分子，哪个敢说自己的劳动力价值中已经包含了社会的剩余价值部分。仍然是非也！中国如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劳动者阶层真正能够站起来，“劳动”能够打破了资本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垄断，虽然是从知识劳动化开始的，但一般的知识劳动（者）绝不具有这个力量——工人阶级也很难具有这个力量，这是被历史所证明的。知识劳动必须具有创新价值含量，具有市场交换的唯一性，具有生产超额剩余价值的能力，这样的劳动才可以真正打破资本对劳动的垄断，才可能使资本甘愿让“劳动”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当然，这个时候的知识劳动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知识劳动，而是建立在知识劳动基础上的创新劳动。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特征还不能简单理解为知识劳动。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知识劳动？什么知识具有创造超额剩余价值的潜力？这个问题不能具体地说，只能笼统地说;知识就是力量，就是价值。但必须强调，不是什么知识都可以转化为价值——因此要学*有用的知识，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知识。我们这个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是新知识快速产生、快速传播、也快速陈旧的时代。像所有商品都会因为其使用价值的丧失而失去价值一样，知识也会因没有用武之地或被复制太多而丧失其价值，尽管它的获取曾经消耗了大量价值。知识劳动沦为重复性劳动，知识分子因知识陈旧而失业，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正常现象。相反，能够称为复杂劳动的创新劳动未必与知识的记忆能力成正比。知识劳动简单化，复杂劳动创新化，体力劳动边缘化是我们这个经济时代很普遍的经济现象，也可以称之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特征。体面劳动，不仅是知识劳动，而是架构在知识劳动基础上的创新劳动。比尔·盖茨是劳动者吗？肯定是劳动者，但他也是资本家，他既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也是剩余价值的享受者、分配者。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特征。但必须强调，知识是创新的源泉，知识劳动者是创新劳动者的强大后备军。正是因为创新劳动所创造的劳动价值极其巨大，社会财富可以成几何倍数地涌流，才可以使整个社会有足够的剩余价值能够用来培养更多的创新劳动后备大军，才可能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理直气壮地参与剩余价值分配。由于创新劳动（者）参与了社会剩余价值的分配，使得知识劳动者总体的劳动力价值得到提高，也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有可能参与剩余价值分配，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上升，体面劳动才成为时代的追求。于是，为自己劳动而劳动，为体面的消费而劳动，为自己积累财富而劳动，才能逐渐地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经济特征。4. 关键之关键是创新劳动培养创新劳动是需要培养的，但创新劳动者不是完全靠阶梯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创新劳动的唯一性特征，决定了培养创新劳动者的特殊性。培养创新劳动者当然要依靠教育，但绝不是什么都讲的教育，更不是千篇一律的教育和只会答题背题的教育。要使教育能够与培养创新劳动者相适应，教育本身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尤其要发展与社会精细分工相适应的专业教育，甚至是师傅带徒弟式的“传承”教育——徒弟要为师傅养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所谓创新劳动培养，不是凝结着一般的教育费用投入，而是凝结着能够对前人的知识进行去粗取精并升华的能力培养，它的教育费用也可能很多——因为必须继承老师在特殊专业领域长期研究的成果； 但也可能不多，因为创新劳动更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爆发出来。这是创新劳动的特性。培养创新劳动，更重要的是尊重创新劳动。我们尊重一个创新劳动成果，给予它极大的价值回报，就会激励更多的人希望通过奋斗成为创新劳动者。这种社会氛围可能比社会的巨大教育投入更重要。为什么要强调知识产权，强调对创新劳动的保护。因为创新劳动的唯一价值就是“唯一”，被人家抄袭了，创新劳动者将一无所有。因此说，抄袭可能是*大的剥削，模仿创新在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于掠夺。为什么要强调师徒制，是历史的倒退吗？未必。很多创新其实就可能只有一点点妙处，传授给后人，前人就可能一无所有。因此要有契约式的师徒制，徒弟永远不能背叛师傅，师傅才能将自己的全部创新点都传授给徒弟。没有前人的知识，也就没有后人的创新，没有前人的创新，也就没有后人的创新，创新是需要传承的，也是延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要在灌输一般知识与追踪创新知识上达到平衡，这是针对创新能力培养来说的。但必须注意特殊教育、能力教育，关键点在学习方法，在继承与求变的能力培养上。继承指的是，对专业领域的创新点有密切追踪的能力，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一代又一代地传承，很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创新，但这个过程一定能形成创新。创新劳动为什么珍贵，恰恰是因为追求创新的过程十分漫长，需要极大的价值投入； 求变是指，敢于变革，敢于突破，这需要的是悟性，是天才培养。创新劳动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往往在改变常规或曰非正常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往往不是传统的教育模式能够培养出来的。教育是价值投资，从家庭看如此，从全社会看更是如此。对这一点的认识也是因为有创新劳动的引领。试想，如果这个社会知识劳动不能商品化，知识劳动不能产生非常多的创新劳动者。教育怎么可能受到如此的重视？教育怎么可能出现今天这样的产业化趋势？当然，我是不太赞成现在这种产业化模式的，国有教育高收费，大学毕业没岗位，算什么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对社会进步的意义还不仅仅是创新劳动者的培养。从经济学的一般意义上讲，培养创新劳动者与劳动力的再生产程序仍然是相通的——多么伟大的创新大师也是从喝奶吃饭开始一点点长大的，他首先是个劳动者，是个劳动力。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家庭都想将自己的宝宝培养成一个伟大的创新劳动者时，他们首先需要做的，是将孩子一点点养大，接受一般教育、高等教育。于是，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培养平均成本也就逐渐提高了。以上分析也是马克思的，今天我们仍然要承认，马克思关于一个社会生产劳动力的平均成本计算还是有效的，它构成了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再生产的平均价值投入基础。劳动力再生产平均成本的时代性提高是时代进步的标志，但它的起点还是劳动力的平均价值。5. 劳动力价值的历史演进及价值储备机制的建立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以及这种价值的国际比较趋势是货币和汇率强弱变动研究的重点。理解中国劳动力价值的演进趋势以及中国劳动力价值在国际比较中的趋势方向，对研究人民币走向世界意义重大，因此，保卫人民币的话题必须进一步的讨论劳动力价值问题。何谓劳动力价值？由于时代不同，各国劳工标准的不同，劳动力价值的构成也有很大不同。比如，在旧工业经济时代，市场就是按能够维持简单劳动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消耗的劳动价值量去制定劳工标准的，也就是说，让劳动者能够天天干活的价值消耗，就是劳动力的基本价值量。马克思认为，劳动者能够持续出卖劳动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够维持温饱，而社会能够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条件之一是所有劳动者不仅要维持温饱状态，还必须在养育后代上进行劳动价值转移，以生产新的劳动力。因此，劳动力价值或劳工标准应该满足社会和劳动者的*低需要，以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不可否认，在旧的经济时代，劳动力价值就是社会平均温饱线，“靠出卖自己普通的劳动来换取食物的那个庞大阶级”决定着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当然，作为资本家阶级，总是希望劳动者更少地消耗一点劳动力价值，以使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叫残酷剥削，也是工人阶级想革命、要造反的理由。但有一点必须厘清： 长期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广大劳动者，未必一定是被剥削。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劳动力价值标准就是温饱线，甚至在一些年景达不到温饱线。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例，我在当工人的时候，每月有42斤粮票，40.1元的收入，可以说是温饱有余（每天可以吃一个带荤腥的菜）。但我的师傅40岁，有两个孩子，他也是42斤粮票，40.1元工资——从1958—1971年就没有涨过工资——这就麻烦了。自己省吃俭用，天天吃素，两个孩子养得面黄肌瘦。而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在中国有几千万人。我们虽然苦一点，但农村更苦，一个劳动力一天的收入可能只有几毛钱，甚至一毛钱。如果说，当时的生活标准就是中国劳动力的价值标准，那比资本家开的工厂肯定不如。但是，能说我们这些劳动者是被国家剥削吗？不能。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低，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低下，同时还要与美国、苏联等超级大国对抗——拿很多钱去修三线工厂，生产武器装备，同时要拿很多钱支援敢与美国、苏联对抗的“弱小国家”，比如援助阿尔巴尼亚、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反过来说，今天很多劳动者的生活标准已经大大好于我们当劳工的那个年代，劳动力价值也得到很大提升，但是不是就没有被剥削的事情发生了呢？未必。关键要看，你的劳动力价值与你创造的劳动力价值之比是个什么关系，你的劳动力价值与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之比是个什么关系。还是要回到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标准。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经常要想到通俗，让没有学过经济学的人也看得懂。而通俗了，就可能不那么准确了。比如，什么是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其实就是基本的生活费。用经济学的语言说，就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扣除项目。比如，30多年以前，当我们这些劳工领到工资后是怎么进行扣除的： 先买柴米油盐（我这样的单身汉就是买食堂菜票），交上房租水电费，赡养老人，这已经占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我当时一个月的菜金大约是20元，老人不用抚养，也没有孩子，还算是有剩余的青工。但一些中年工人，上有老，下有小，多一张嘴，就是至少15元，很多人都是借债为生，能够有剩余的很少，能够有储备的更少，所谓节衣缩食，“忍欲储蓄、以备不测”。根本不可能“以备不测”。这种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水平基本就是33年前中国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水平。这个时代的劳动力价值有三个显著特征： 一是低廉，甚至是可怜； 二是很少有教育费用或基本没有教育费用的构成； 三是劳动力价值的绝大部分必须立即实现价值交换，很少人能够留有储备。我们再看今天，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或曰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远远地超出温饱线——2009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社会蓝皮书宣布，中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至37%（城市）、43%（农村）。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为城市59%、农村68%。必须强调，当时的统计数据还有夸大的嫌疑。今天统计数据却有“不公”的嫌疑，即很多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低于25%。恩格尔系数的降低，说明社会的劳动力价值平均水平的提高，使绝大多数劳动者可以在扣除了满足温饱消费后，还有结余。同时，社会和企业也有能力对劳动者收入进行预先的扣除，“以备不测”。这部分劳动力价值将转为储备。比如，在我现在的工资收入中，大约有30%是被做了各种扣除的，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险（储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职业风险金等，这些扣除项，在我退休时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在买房子时就能提取。即使做了这些扣除后，我还有结余能力。我的收入情况，大体反映了现代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的基本标准，当然会略高。显然，今天的劳动力平均价值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 一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人的储备仍然有忍欲甚至“强迫”的成分，但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本质不同——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已经有可能转换成为财产储备； 二是今天的平均劳动力价值不再以简单劳动再生产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为衡量标准，甚至需要向受过高等教育的标准过渡； 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中有相当部分必须推迟价值交换，或者说，今天的劳动价值要储备起来并与未来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这就是跨越时空的价值交换，它直接导致了现代金融的诸多创新。什么是跨越时空的价值交换？就是将今天的劳动力价值储备起来，在今后若干年与当时的劳动力价值进行交换。显然，承担这个储备标的物的只能是货币，或者是货币资产，实现这种跨时空价值交换的只能是现代金融市场。今天的劳动者不仅要考虑他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还要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有多少可以转化为储备的能力，储备起来干什么？用于延期交换的培养后代的教育费用，养老费用等。那么，这些延迟消费（交换）的劳动力价值在转为储备后会不会贬值？这是劳动者要考虑的事情，也是国家金融政策制定者需要考虑的事情。从个体劳动者来说，他要考虑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怎样经营才保险，当他丧失劳动能力或者需要购买大件消费品时，准备送孩子上大学时，这些劳动力价值还能不能等于储备时的劳动力价值购买力。这个价值能不能保值、增值，不仅关系到个体劳动者在丧失劳动能力后的生活来源，而且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说，必须建立完善的专门经营储备的金融机制，保证绝大多数人的储备资产能够保值增值。毋庸讳言，当绝大多数劳动者都不能完成跨越时空的价值交换，都不敢储备时，这个社会一定是倒退了，其货币及货币资产一定是大幅度贬值趋势，因此这个社会也是极不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保卫人民币就是要建立并维护好一个能够实现劳动力价值跨越时空价值交换的现代金融体制。6. 储备价值与创造价值同样重要在过去所有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都是强调如何地提高社会生产率，如何多创造些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着的消费需求的劳动价值，但几乎没有人研究如何保障储备价值的保值增值，更没有人想到，这种机制的建立也会反过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因此还要强调时代感，强调今天的劳动者与过去的劳动者有什么区别。在新的时代，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是得到了提升，但他们的生存危机感是不是更强了？这个概念的提出可能让一些学者觉得唐突，但如果每个读者都想一想自己的境遇，是不是有这个感觉呢？为什么？很简单的一个现实是： 劳动力的市场竞争更残酷了。成功者永远是少数，没有成功者则要努力拼搏。即使是成功者，他也面临*佳劳动年龄很短的问题。一个人能够从事简单劳动的年龄就是十几岁——我就是15岁参加工作的； 而一个人要想从事复杂劳动，可能参加工作的时间要延长到24岁； 而要想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可能要到40岁以后。而很快，他就会因为创新激情的衰竭而渐渐只能从事稍微复杂一点的劳动。由于创新劳动者的*佳劳动时间段大约就在55岁以前，因此，他们大都会选择提前退休——60岁退休太晚了——除非没有能力才这么晚退休。也许有人说，为什么要提前退休呢？这又涉及劳动的目的。创新劳动者已不是为了活着而劳动的阶层，他们更有权力享受人生。从社会的角度讲，若有越来越多的创新劳动者愿意提前退休，应该鼓励，如果全社会有更多的人能够提前退休，说明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创新劳动引领劳动力价值比较的时代，已经非常富裕。于是我们可以有用经济学语言或逻辑进行推理的前提： 无论是创新劳动者，还是一般的劳动者，其生理寿命的延长趋势与其就业时间的缩短将成反比。越是想成为创新劳动者的人，其就业年龄越推后，很多人到25岁时还在读书； 而由于创新劳动的*佳年龄段就是50岁左右，创新一把有可能就选择退休了。因此，对创新劳动者来说，创造价值可能与储备价值同样重要。对全社会来说，失业保障与养老保障储备的提取份额能不能保证劳动者群体的基本需要，社会能不能有更多的人可以进行超额储备，很大程度取决于制度创新。首要的创新是必须有更多的措施鼓励创新劳动者，使他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使社会有可能提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实现多层次的社会储备； 同时也需要完善能够对转为储备的财富进行跨时空经营的先进金融体制，保证这些储备资产在进行跨时空的劳动力价值交换过程中能够保值增值。除了创新劳动之外，更需要关注占劳动者比例巨大的非创新劳动者，比如大量的简单劳动者。由于社会价值量的巨大涌出，使我们可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社会平均劳动力价值，充实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必要价值量，以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具有储备劳动力价值的能力，能够为劳动力价值提升留出教育储备。从全社会的角度讲： 由于社会对简单劳动的需要量大幅度减少，对创新劳动的需要量越来越多。因此，未来的绝大多数劳动者都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因此教育费用将成为劳动力平均价值的必要部分。在劳动力必要价值量的计算中要考虑到很多必要的“扣除”因素，这是时代进步的标志。所谓体面劳动虽然是比较级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力价值的*低标准或衡量必要劳动力价值时也要考虑全体劳动者向体面劳动的过渡。苦力现象虽然还不能一下子消灭，但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可以摆脱“苦力”处境，他们的平均劳动力价值将要包含教育费用、失业保险以及养老储备等，有可能还要包含居住成本，因为劳动者的绝大多数必须在城市生活，住房储备也要包括在必要劳动力价值的计算标准以内——实际上，今天很多企业的劳动分配已经考虑了住房补贴或公积金提取。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子是市场化好，还是分配式好呢？随着社会的进步，一定是市场化好。因为房子是财富，也是劳动力价值的一种储备方式。为了更多地创造，必须有更多的储备。“古者三年耕，必余一年之食”，为什么？以防不测。今天的劳动者要不要预防不测呢？更需要。当代社会，经济增速越来越依靠创新劳动提供，对劳动力数量的要求会越来越低，即生产率高，未必就业率高。例如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目前都在10%左右，美国为9.9%，欧盟是10%。经济复苏的过程未必伴随着就业复苏。例如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2004年全球就业形势年度报告》中指出，全球经济增长率为5%，但是全球失业率仅从6.3%下降到6.1%，失业总人口下降了不到50万人。我国的失业率虽然一直保持着5%以下，但那是“登记失业率”，真正的失业率也会接近10%。失业率如此高，在必要劳动力价值中就必须包含更高的失业保障金提取，虽然企业或政府已经做了这方面的扣除，但远远不够，尤其是中国，自己必须更多地提取。按照一般的标准，劳动者在能够劳动的时间段内，必须拿出大约20%增加个人养老储备，以备突然失业。当然，能够干一辈子*好，更多的储备将使劳动者能够体面地退休。这也是体面劳动的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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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成 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专员、国内知名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市场高级分析师、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客座教授。长期在国有银行从事银行资金管理(运营)和外汇(虚拟金融产品)市场研究工作，主攻宏观经济预测和货币市场研究，是对市场非常有影响力的宏观分析经济学家和外汇黄金理财专家。主要著作有：《生存还是毁灭——用实证去回答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货币异化与产权革命》、《外汇保证金入门及操盘技巧》等。在《嘹望周刊》、《南风窗》、《学习时报》、《国家财经》、《中国证券报》、《**财经日报》、《经理人》、《财经时报》、《新民周刊》、《国际商务评论》、《新京报》、 《卓越理财》等媒体及新浪、和讯、外汇之星等财经门户网站发表文章上千篇，其中很多分析评论文章极具预见性。对宏观经济学和货币基础理论也有深入研究，其中“新经济时代货币异化理论”、 “鸡尾洒式外汇储备投资理论”、“超技术市场分析方法”颇具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