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花季智慧科普丛书--诚意与正心:高尚情操

　　“仁”的含义，与孔子使用的其他道德概念一样，发乎身之情而合于群之理。本始之义只如《说文》所释：“仁，亲也。《孟子》日：‘仁，人心也。’谓仁乃是人所以为心也。”仁是个会意字，务须领会人我之间（偶）同类相亲之意：其右半之“二”意味着“尔我”二者齐等亲密，左半之“人”表示相亲不相害是人所独贵的属性。　　这是先哲对人种特性的深刻理解。　　无论一身与一国，不管文明成果与血腥罪恶，都证明把他人当人待，始终是个体生命的根本需要，也是群体和谐的基础，永远可作人世的基本准则。孔子教仁，没有给人生施加任何非人性的约束，仁学不过发现了人之为人的真理，肯定人性的高贵价值，指示为仁的有效途径。　　做人的尺度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书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时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时代的一般接受这传统，青年时代却不理会它，这种传统道德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革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来加以分析和批判，这表现在他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为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我大体同意。对这个问题我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我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辅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　　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古时的知识分子）纷纷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勾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大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行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由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又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后来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