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贸易芡建设的动态福利效应

　　而在两国之间，2008年10月23日，经过8轮艰苦而坦诚的磋商，中国和新加坡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协定涵盖了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服务贸易、人员流动、海关程序、贸易救济、技术性贸易壁垒等诸多领域，该协议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双边自由贸易关系与经贸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协议中，新加坡承诺在2009年1月1日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中方承诺于2010年1月1日前对97.1010的自新进口产品实现零关税；双方还在医疗、教育、会计等服务贸易领域做出了高于WTO的承诺。　　2009年8月15日，中国-东盟又签订了全面经济合作的《投资协议》，该协定包括27个条款，规定双方要相互给予对方投资者国民待遇、*惠国待遇和投资的公平公正待遇，提高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向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为双方投资者创建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和公平的投资环境，从而促进双方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该协定从签订之日起6个月内生效。新加坡作为东盟成员国之一，《投资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国-新加坡的自贸区建设向深度一体化更加迈进了一步，有利于双方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2010年10月29日，在第十三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双方共同签署了《（中国一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第二议定书》。议定书签署实施后，双方企业将更方便地使用自贸区优惠关税政策，从自贸区中得到更多利益；同时，议定书中关于允许使用第三方发票的规定也使中国-东盟自贸区能够惠及香港等周边地区和国家，进一步推进周边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7.1.2新加坡对华投资的阶段变化趋势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出口处，国土面积仅有647.5平方公里，人口大约459万，华人占了其中的四分之三。由于国土狭小，自然资源缺乏，新加坡为了更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就必须与世界接轨，所以其很早就开始了海外的经济合作与投资。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始于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之初，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见图7.1）：　　**阶段（1979-1984年）。1979年我国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利用外资方面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国内投资环境并不理想。为了改善国内经济环境，该年我国开始颁布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首部规范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法律法规。此时的新加坡在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后，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由于国土面积小，劳动力缺乏，使得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升，迫使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得不向海外转移。1984年，由新加坡政府领导的财团在赤湾原油供应基地公司投资540万美元，并拥有其30%的股份，此次事件标志着由新加坡政府参与的公司开始涉足对华投资。这一阶段是新加坡对华投资的起步阶段，所以总体来说投资项目比较少，目的在于利用中国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并且大多是出于两国血缘和文化方面因素的考虑。第二阶段（1985-1990年）。1985年和1988年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两次访华，1985年11月和1986年4月两国政府相继签订了《关于投资保护协定》和《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偷漏税协定》，1986年2月又签订了《关于旅游、民航及展览合作的协定》，这一系列事件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该阶段期间，新加坡国内产业进一步升级，对外投资、转移低产业链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利用外资政策逐步完善，投资环境有了较大改善，这也为新加坡来华投资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此阶段新加坡投资商对华投资中的“乡土”因素开始淡化，市场导向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些大型的制造商也开始了对华的试探性投资，为今后进一步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做好准备。第三阶段（1990-1998年）。1990年之前新加坡对华投资总量为1.79亿美元；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新加坡对华投资迅速增长。1990年10月两国正式建交和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极大地刺激了新加坡对我国的投资热情，1993年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访华时指出“两国的贸易关系已提升为投资关系”，仅1992年这一年的时间，新加坡在华投资等于过去13年的总和。在李光耀的推动下，从1994年开始新加坡与中国政府及许多省市合作在中国兴建了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代表的一大批工业园开发合作项目。这一时期新加坡在华投资成绩显著，合同金额累计达310亿美元，实际金额累计121亿美元，在该阶段我国吸引外资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五。同一时期，我国国内利用外资进入了全面深化的阶段，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进一步激发和便利了新加坡大规模来华投资。　　第四阶段（1999-2006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9-2001年期间新加坡对华投资连续三年下跌。2002年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经济得到了更为快速的发展，面对这一形势新加坡政府提出“搭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战略，鼓励该国企业来华投资，把中国作为其经济发展的第四引擎，并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如在中国建立新加坡总商会，在中国北京、上海、大连、成都等地设立代表处，派遣官员赴华进修等，受此鼓舞新对华投资又逐渐有了新的起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