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真相之舞: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做真实的自己

　　《真相之舞：如何在亲密关系中做真实的自己》：　　12岁的时候，我说了一个谎，这个谎言在我之后的人生里面一发不可收拾。我当时有一个住在布鲁克林区和我一街之隔的朋友玛拉，我告诉她：我和一个叫作托尼的外星人有着秘密联系。玛拉和我从一年级开始，就断断续续地做着彼此*好的朋友。　　我告诉玛拉，托尼让我找一个人约会，否则我可能会遭到厄运，然而当时还没有人约我出去过（并且我觉得也没有人想过约我），于是玛拉要给我安排一个约会，事前双方没见过面的那种。玛拉是一个一旦下决心做一件事情，就一定会做成的人，她立刻带着她一贯的热情和动力投入到了这个计划。约会如期而至，托尼却不见踪影。　　随着我和玛拉的关系日渐深厚，我告诉了她更多关于这个星球和托尼这个人的细节，他的性格、外貌。托尼成了一个我只能告诉玛拉，而她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存在，我把他描述为一个好心、有趣的伙伴，会和我分享好玩的事情。别人身边的闺蜜都在不断更替，而我和玛拉的亲密关系却始终如一。是托尼的存在加固、稳定了我们的友谊，让我们对彼此更加忠诚。而我则是这段我、玛拉和托尼的“三角关系”中的指挥和领导者。　　我不记得在我的故事里，托尼多久会来地球一次、每次待多久，但在我让他淡出我们视线之前，应该一年至少有一次“拜访”。多年以后，我和玛拉都将从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毕业时，我含泪向她坦白了事情的真相，托尼是我编造出来的。其实那个时候，托尼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很久了，我们谁都没有工夫去回忆或是思考他的存在。玛拉一直没有去深入地调查我小小的跨星球故事，她用这种方式保护了我，也保护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毕竟一旦她真的去调查了。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当我们*后一次坐下来谈论这件事时，玛拉的态度愉快而宽容，和我希望的一样，我们俩之间的友谊仍然和过去一样亲密无间。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读心理分析博士学位。在一次临床心理学的训练项目上，我向大家坦白了我的“托尼”故事。我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心理分析师可能会把我的这一经历评估为病态心理。我的担忧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撒谎的行为在个人、公共，尤其是政治生活中是稀松平常的，但“说谎者”的标签在我们的文化观念中，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我们常常会把它和病态心理和原罪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有些父母会严厉地惩罚撒谎的孩子，比他们犯下其他任何错误都要严重。我还听到一些平日冷静的父母失控地朝他们的孩子大叫：“你再对我撒谎试试!”无论是撒谎的人还是撒谎的意图都如此面目可憎，以至于我们很难温柔地去思考谎言在儿童和成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连保持客观都无法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