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岛由纪夫传

**章 1925—1937 尽管三岛由纪夫为自己的身世编了一个传奇故事，可他并没有出生在“武士世家”。实际上，他父系的祖上是农民。直到十九世纪初叶，他们的地位竟然卑微到连个姓氏都没有。1820年代，在日本中部神户附近的志方村的寺庙记录簿里，才首次留下平冈太左卫门及其家庭的记录，简单记载着太左卫门的小儿子用弓箭射杀了当地士绅豢养的雉鸟，所以他们位于附近村庄的住宅被“罚没”。平冈家族的名位是这样在耻辱中建立的（三岛是他的笔名）。 太左卫门的儿子太吉让平冈的家境大有好转。太吉不仅农活干得极棒，还会做生意。1850年代，家族已拥有备货可观的仓库，甚至还进行放贷业务。但是太吉对平冈家族的*大贡献是送两个儿子外出求学。大儿子万治郎毕业于帝国大学法律系，成为一名律师，并在1898年当选为新建立的众议院的议员。小儿子平冈定太郎（三岛的祖父）追随哥哥在帝国大学修完法律课程，于1892年二十九岁时进入内务省工作。平冈定太郎聪明，有上进心，而且极富魅力。他官运亨通，节节升迁，在1908年达到了仕途的顶点，被任命为日本殖民地萨哈林岛的总督。获此职位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是**任文官总督。 1893年，即帝国大学毕业次年，定太郎通过婚姻跻身尔后三岛所谓的贵族。他娶的姑娘叫永井夏子。她聪颖、有教养，但自私、极度反复无常。她生于著名的武士世家，祖父是大名，也就是拥有封地的领主，并且与统治日本达二百五十年之久的德川军阀家族有联姻关系。通常，封建贵族家的小姐嫁给农人的儿子是不可思议的，但这门婚事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一，定太郎的帝国大学学位让他跻身小规模、享盛名的精英社会。其二，夏子家称小姐患有“小恙”。从孩提时代起，夏子就时不时歇斯底里发作。她的病情一直困扰着父母。他们幻想改变环境能治病，于是在她十岁出头时把她托付给一个叫栖川的贵族家庭。这家人是明治天皇的堂兄弟。夏子寄居别人家直到十五岁，接回家的时候，病情仍一无好转。打那以后，她不仅是让家人丢脸这么简单。在十二个孩子中，她排行**，因而挡住了当婚当嫁的弟妹，家里便迫不及待地要把她嫁出去了事。 不清楚夏子是否对父亲包办的婚事感到羞辱，但是毫无疑问，婚后接二连三发生公开的和私下的羞辱，激起夏子对丈夫的痛恨和对自己的怜悯。烦恼开始于1914年，即定太郎担任萨哈林岛总督的第七年。迫于帮他获得职位的政客们（已知的有政友会的原敬）的压力，定太郎卖了些捕捞业和食品装罐业的执照，随后把所得汇往东京用作竞选资金。这事被担心过多执照会影响竞争力的捕捞公司捅了出去，丑闻随之而起，定太郎辞官下野。然而这只是他令人目眩的沉沦的开始。他一向对操办实业情有独钟，却能力不济。此刻，他企图像父亲一样当个实业家，结果却是一场灾难：这个天真的商人在十年之内败光了太吉留下的土地和钱财，还深深陷入债务之中。出售旧有按揭，宣告破产，变卖家中细软，*后东京的家宅也被银行收回拍卖。平冈一家只得租屋栖身。三岛就出生在这租住的屋子里。 定太郎是个失败者，但他保持着绅士的沉着冷静甚至活力。他深深地沉湎于钟爱的清酒，以不错的男高音放声歌唱，不倦地与婚外女人周旋。他唯一的儿子、三岛的父亲，说：“他绝对不是齐家的料——但称得上出色的、殷勤有礼的绅士。” 1925年，当三岛出生时，定太郎已傲然退居到后客厅。他在那儿要么花时间接待以前骗取他钱财的伙伴，要么就是下围棋。他是家里唯一对妻子的怨怼充耳不闻、视若无睹的人。烦人的家事他也不屑一顾。唯有需主持诸如给孙辈起名等家庭仪式时，他才肯丢下围棋棋枰。 即使在丈夫走下坡路之前，夏子就是自私自大的女人，瞧不起这、瞧不起那，而且还有那歇斯底里的老毛病。如今家境低落，她那受伤的自尊心焚烧得愈加炽烈，以至于更加挥霍无度。她热衷于歌舞伎剧场，出入高档餐厅，发疯似的购物。三岛降生之前，她穷奢极欲，寻求补偿，一味以这种方式来获得慰藉。更糟糕的是，她得了坐骨神经痛，剧烈的疼痛阵阵袭来，让她陷入半残废的生活状态。有时候肉体痛苦稍稍减轻，又适逢高兴，夏子判若两人，生气勃勃，令他人兴奋不已。她懂法语和德语，阅读勤奋，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讲故事的天分。但大体上她是个郁郁寡欢的女人，种种痛苦造就了这么个怨妇加泼妇。 儿子死后，三岛的父亲梓出了一本回忆录，其中颇有微词。他相当隐晦地提到夏子的坐骨神经痛有可能是由得自定太郎的慢性梅毒引起的。多年之前，在自传体小说《假面自白》中，三岛也有同样暗示，似乎这一事实已为全家默认了：“谁知道她生前不断发作的抑郁症是不是我爷爷壮年时纵欲无度而给她留下的纪念品？”如果属实且夏子心知肚明的话，她的怨怼和愤恨的根源就无需赘言了。 夏子的独生子梓在父母身边吃尽了苦头，于是便勠力要成为跟他们不一样的人。他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勤勉而又十二分地务实。他与人交往时有点格格不入，可能是因为他目睹了父亲喜结交、轻信别人而尝到的苦果。好像这阻碍了他在仕途上有进一步的作为：尽管他聪明睿智，具备一切应有的资格，包括帝国大学法律学位，但直到1925年，只晋升到农林省渔业厅的副厅长。这个职位的薪水还算不错，但不足以偿清定太郎的所有债务。更有甚者，夏子坚持的家庭生活方式导致入不敷出。他们在东京“上城”优雅的住宅区租了一栋二层楼的房子，家里雇了一个男仆和六个女佣。在1925年，虽然女佣只管吃住不领工资，有这么多用人也是够奢侈的了。梓为工作和筹款终日疲于奔命。 1924年，梓娶了桥倭文重。她是一个娴静、善解人意的姑娘，父亲是一所中学的校长。倭文重家世代从事教育，专攻儒学；她是个才女，颇有文学素养（三岛十二岁开始写小说时，正是他母亲一页一页地阅读他呈上的作品。这成了惯例，一直到三岛生命的*后一年）。自然，这是一门包办婚姻：倭文重嫁进门时，对平冈家的情况一无所知。她长成于书香门第，备受呵护的生活却没有教她如何应对眼前的处境。一开始，夏子就让她困惑和焦虑：夜已深，这老祖宗却心血来潮叫了出租车，拉上倭文重一起去看歌舞伎的终场，而第二天又不理她了。梓深夜才归家，对她也是冷冰冰的。1925年1月14日，倭文重正在楼上房间里阅读，她的**个孩子降生了。 那个孩子就是三岛。出生后四十九天，他被正式命名为公威，这名字符合家族标榜的贵族身份。 翌日，夏子一把从他母亲怀里把他抱走，连同婴儿床和一应用具，搬到楼下安置她病榻的黑黢黢的房间里。她在那儿像关禁闭似的养着他，以专断、严厉、歇斯底里的方式护着他，不许他的父母和外界任何人插手。她可能希望给长孙灌输他应得的家教——不是卑微的平冈家的，而是贵族的永井家的——从而在他身上得到体现。当然，她这种疯狂的占有欲显示她的动机大体上是出于自私，仿佛是想要有人来分担她肉体的痛苦、精神的屈辱和满心的沮丧。公威的妹妹美津子和弟弟千之是在父母身边长大的，夏子对他们了无兴趣。 从一开始夏子便要求全权来料理孙子的生活，并得偿所愿。她每隔四小时打铃到倭文重的房间，知会她公威的喂奶时间到了，然后她一瘸一拐地抱着婴儿上楼。倭文重说：“给公威哺乳时，婆婆就站在床边盯着，手里拿着随身带的怀表掐时间。一到点，她就夺过孩子，抱着他回楼下自己的房间。我躺在床上，冥想着我能抱着公威把他喂个够。” 倭文重接着说：“即使到了三岁，非得是晴好的天气，公威才被允许带出户外。他五六岁以后，我才获准单独带他外出，不用女佣陪伴，那也得是风和日丽的日子。只要是婆婆照料他，整个四月和大部分的五月，他都得穿冬衣打围脖，甚至还要戴口罩。 “婆婆认为男孩是危险的玩伴，所以她在孙子的表姐妹中仔细挑选了三个年龄较大的女孩，准许公威只能与她们做朋友。自然，公威的玩具局限于玩具娃娃、玩具房子和折纸，或者可能包括积木。女孩的游戏本来就安静，而这些孩子们不得不更加安静，因为婆婆的坐骨神经痛使她对声音敏感，她又坚持孩子必须在她屋里玩耍。玩具汽车、手枪或火车——任何会发出金属声响的东西——都绝对是禁忌。公威喜欢举起直尺或扫把在头顶上方挥舞，我揣想他下意识地在发泄不满情绪。但这些物件被断定危险，因而从他手里收走了。 “我和丈夫买了台留声机，置放在楼上我们屋里。看着公威坐在留声机前，一连几个小时听儿童歌曲，我就开始为他担忧起来。屋外多好啊，而室内如此潮湿昏暗，我想带他出去享受阳光和空气。婆婆正在打盹，我试图偷偷带他出去。可惜婆婆醒了，把他拦下来，领回自己屋里，那儿的百叶窗总是关得严严实实。作为母亲，我想为公威做的事情如此之多，然而我的计划却屡屡遭到挫败，一种无助的感觉油然而生。” 倭文重知道儿子没有被正常抚养，但她对此一筹莫展。她只是儿媳，在婆家莫说待如上宾，连个不速之客都不如，地位与女佣不相上下。十二年来，夏子一手遮天，倭文重唯有伤心向隅：她力图不让儿子看到她心伤，而梓则不闻不问。 夏子在世时，梓看起来对母亲唯命是从，与其说他是公威的父亲，不如说他是夏子的孝子。毫无疑问，他担忧，他自己也承认。有时候，他与母亲抗争，要求给他儿子一些小的自由，诸如外出散个步之类。但总体而言，他不肯承认这种非常情况的严重程度，还禁止倭文重向他诉苦。 倭文重认为丈夫对孩子的前途持冷漠态度，正因为此，她痛恨他：及至公威回到父母身边时，他们的婚姻已千疮百孔。当梓不在场的时候，倭文重不无怨恨地说，她儿子黯淡的结局早在十二岁时就已铸就。她还说多年来她一直想带儿子离家出走，但不能付诸实施。按照日本的传统，她母亲在她的嫁妆里放了一柄短剑，意即：无论婚后多痛苦，她都不能活着回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