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物之声(精装)

我将散乱的信息整合，再加上自己的记忆，重构了这段故事。它从1969 年开始，也就是约翰· 菲茨杰拉德· 肯尼迪总统签署命令成立“和平队”后的第九个年头。当时伊莱恩· 弗里茨刚刚结束了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接受的为期五个星期的训练，作为编号139372 的准志愿者，正乘坐飞机准备在波哥大降落。彼时的她脑子里尽是些毫无新意的想法：想拥有更加丰富的人生经历，想要留下自己的足印，想象自己是一粒沙，但是可以聚沙成塔。旅途并不顺利，一阵阵疾风将他们的航班— 一架老旧的哥伦比亚航空DC-4 吹得摇摇晃晃，因此她不得不掐灭了香烟，并且做了一件十五岁后就再没做过的事：祈祷。（当然她祈祷得飞快，只在没涂腮红的脸上和戴了两条木串珠项链的胸口潦草地画了两道。并没有给人看见。）临出发前，伊莱恩的祖母曾同她说起去年的那架从迈阿密飞往波哥大结果坠毁的客机，因此当她的航班朝着那片灰绿色的群山下降，在气流的冲击下颠簸着穿过低低的云层，被一道又一道雨痕沾污了舷窗的时候，她开始回想那架失事飞机的乘客究竟有没有全部罹难。她用两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膝盖—裤子被弄得又湿又皱，并在航班伴着铁皮撞击的巨响触碰地面的瞬间闭起了眼睛。随后她不住感慨平安降落一定是上帝显灵，心想到了住处马上就要坐到桌前给祖父祖母写**封信。我已经到啦，很平安，这里的人十分和善。有许多工作要做呢。一切都会很好的。
伊莱恩的母亲在生她时便过世了，父亲当年在老秃山附近执行侦察任务，一只脚踩上了地雷，从朝鲜回来时右腿截肢直到胯部，整个人也垮掉了。回来还不到一年，有一次他出去买烟，从此便彻底消失，再也没人知道他的消息。自那以后，伊莱恩就在祖父母的庇护下长大。她其实并未真正意识到父亲的缺席，毕竟所有这一切发生时她还太小了。祖父母不仅负责教养她，还努力令她开心快乐，他们像养育子女那样精心地照管她，同时又比带大子女时有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和阅历。于是伊莱恩生命中成年人的形象便由这样两位来自旧时代的人物所扮演，而她自己也长成了一个拥有同龄人所不具备的强烈责任感的孩子。人们常在公开场合听见她的祖父说，他们让伊莱恩的成长路上充满骄傲，同时也令她饱受伤痛：“因此她会被造就成我的女儿。”当伊莱恩决定中断新闻学的学业加入和平队时，祖父是**个向她表示支持的人，当时他已经为肯尼迪的遇刺哀悼了长达九个月的时间。“不过有个条件，”他说，“你不能待在那里不回来，就像许多人那样。帮助别人是好事，可你的国家更需要你。”伊莱恩答应了他。
伊莱恩的名字被列入了使馆某机构的名单当中。机构将她安置在紧邻伊波德罗莫的一栋两层房子里，从波哥大向北半小时的车程。房子所处街区的柏油马路铺设得十分糟糕，一到雨天就会遍地泥泞。她即将度过接下来十二个星期的地方是一片到处在建房屋的区域：大部分房子都没有屋顶，因为屋顶是*费钱的，是*后完工的；平日里出行总会碰上带搅拌机的大型泵车，颜色赤黄，轰隆隆地响着，仿佛做噩梦时见到的蜜蜂；翻斗车随处卸下一堆堆的沙砾，工人们一手拿着小饼干，一手拿着汽水，看见她走过便会吹响下流的口哨。伊莱恩· 弗里茨—这儿的人们从未见过如此清澈的绿眼睛，栗色的长发那样柔滑，帘幕一般垂落在腰际，花衬衫下还有一对在山区的寒冷中竖起的乳头。她总是垂头望着水坑，凝视水里倒映着的灰色天空，只在走到这一区域与北方公路交界的那片荒地时才肯抬起眼帘，也不过是为了确认那两头吃草的母牛跟自己隔了一段安全的距离。还有就是如何挤上那辆不知几时会来、停靠站也十分随意的黄色小巴。刚一上去就得用手肘在扁豆汤般浓稠的人群中开出一条路来。“原因很简单，”她写道，“得按时下车啊。”在半小时的车程当中，伊莱恩须得由入口处的铝制回转栅栏一路走到车子的后门（她学会了利用胯部一点点地挪动，根本用不着双手帮忙），并且在下车时避免将那两三名单脚站着、身子悬在半空的乘客一同带下车去。自然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那么一段学徒期，因此*初的一个礼拜她总在坐过站一两公里后才得以下车也就并不稀奇。当她穿过陌生的街道，身上被绵密的雨水打得透湿，终于赶到CEUCA 的时候，课已经开始好几分钟了。
哥伦比亚—美国大学学习中心：对于一个只有几间教室的地方，这名字显得浮夸且冗长。教室里面挤满了人—那是些让伊莱恩· 弗里茨倍觉亲切的人。在受训的这段时期，伊莱恩的伙伴们同她一样白纸一张，同她一样不过二十来岁，也同她一样厌倦了自己的国家，厌倦了越南，厌倦了古巴，厌倦了圣多明各，厌倦了毫无盼头地开始一个早上，跟父母朋友说上一堆陈词滥调，然后到了夜晚临睡时，发觉自己又度过了糟糕的一天，而这一天它将不会重来，它已被瞬间书写在充满卑劣行径的世界史当中：一支削短型霰弹枪射杀马尔科姆·X的一天，藏在汽车底部的炸弹炸死沃尔雷斯特· 杰克逊的一天，弗雷德· 康伦在邮局被炸弹袭击的一天，警察的步枪扫射杀死本杰明· 布朗的一天。与此同时，不断有灵柩被从越南运送归来，制造它们的那些军事行动的名字全都优美无害：五号甲板室行动，雪松瀑布行动，章克申城行动。对美莱村的屠杀刚刚街知巷闻，没过多久人们又说起了青篷事件，一场暴行被另一场暴行覆盖和取代，一个被强奸的女子与之前的某个被强奸的女子混为一谈。没错，就是这样：在这个国家，一个人早上起床就已经不知自己该期待些什么，不知道历史将会对他开一个怎样残酷的玩笑，将会在他的脸上吐一口怎样的唾沫。美利坚合众国几时开始变成了这样？这个每一天伊莱恩用千百种方式追问的问题漂浮在教室的空气当中，高悬于每个人的头顶上方—那些白发苍苍的，那些二十来岁的—不仅如此，还占据了他们的闲暇时光，在咖啡馆吃午饭时，从CEUCA 去往贫民区的路途上—准志愿者们会在那里干些农活儿。美利坚合众国：是谁让他们走向迷失？是谁该对他们梦想的破灭负责？而就在那儿，就在那几间教室当中，伊莱恩想：我们已经逃离了那些。我们都是逃离者，她想。
上午被用来学习西班牙语。四个小时。这四个钟头十分难耐，每次都给伊莱恩留下头痛以及搬运工人身上常见的那种肩部劳损。在此期间她要坐在一位女教师的对面去领略一种新鲜语言的奥秘。女教师总是穿着长筒靴和高领毛线衫，模样干瘦，挂着一对黑眼圈，她常将自己三岁的儿子带到课堂上来，因为家中没有人照管。每当学生用错了虚拟式或是搞不清单词的阴阳性时，这位玛利亚女士便会用一场演说来做回应。“假使这个国家的穷人听不懂诸位讲的话，诸位怎么跟他们一同工作？”她双手握拳，撑在木桌面上，“假使让他们听懂这点事都办不到，诸位又如何取得社团领袖的信任？再过三四个月，你们当中有些人就要去往沿海地区和咖啡种植区了，你们认为‘公共行动’的人会等着大家翻词典找单词吗？你们觉得如果连一句‘牛奶比黑糖水要好’也说得绞尽脑汁，教区的农民们会乖乖地坐下来听你讲话吗？”到了下午是英文讲授的时间，官方计划表上写的是“美国研究”和“世界事务”。在这一时段，伊莱恩与同伴们将会参加和平队资深成员举办的讲座，这些人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在哥伦比亚一直待了下来。从他们身上，伊莱恩们懂得了重要的会话并不是关于黑糖水或牛奶的那些，而是与此全然不同的、其主要成分无一例外包含了没有的那一系列：我没有参加争取进步联盟，我没有为中情局工作，以及*为要紧的一句，真遗憾，我没有美元。
到了九月底，伊莱恩写了一封长信祝贺她祖母的生日，并且感谢他们为她寄来《时代》周刊的剪报。她问祖父去看过纽曼和雷德福的新片了没有[1]，这部电影甚至在波哥大都很出名（尽管上映的日期稍迟了一些）。接着她笔锋一转，郑重其事地询问起了比佛利山谋杀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众说纷纭，就连坐下来吃个午餐也总忍不住要提。那些照片太恐怖了。莎朗· 塔特还怀着身孕呢，我真想不通人怎么能做出那样的事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让人不寒而栗。爷爷，你该见过更可怕的事吧。拜托告诉我这个世界一向就是如此。”随后她又转向了另一个话题。“我记得之前已经跟你们提过贫民区了。”她写道。她告诉他们，CEUCA 的每一个班级都会分成不同的小组，每个小组负责一片区域，而她所在的小组另外那三名成员全都是加利福尼亚人：他们都是男生，在盖房子和与当地委员会的领袖谈话时表现得十分厉害（以上是伊莱恩说出来的部分），在搞到物美价廉的瓜希拉大麻和萨马利亚大麻方面也表现得十分厉害（以上是她没有说出来的部分）。总之就是这样。她每个星期会同他们去波哥大的市郊爬一次山，穿过那些遍地泥泞的街道，踩上死老鼠也不稀奇，经过那些板房或是腐坏的木屋，它们就建在粪坑边上，而粪坑就暴露在人们的鼻端眼底。“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伊莱恩写道，“不过工作方面就先说到这儿吧，下封信里再接着写。我想给你们讲讲我这一次撞大运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