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轮效应

**节??我们都是“视觉动物” 人力资源测试的发现 “晕轮效应”又称“光环效应”“眩晕效应”“光环作用”，是指个体从局部出发对事物进行认知和判断，从而导致以偏概全现象的出现。这一心理效应的发现得益于一次人力资源测试，发现者是一位叫作爱德华·桑戴克的心理学家。 1915年，在对两家大型工业企业员工进行调查时，美国心理学家桑戴克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被评价为“聪明”“勤劳”的员工，在其他诸如“可靠程度”和“技能熟练度”等调查项的得分也相当高，甚至远远超出了正常水平。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了桑戴克的注意，他开始思考，到底是只有这两家企业存在这种状况，还是在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中，都有着类似的情况呢？ 为了验证自己的这个假设，桑戴克展开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以军营作为自己的实验场所，选择两组军人作为实验对照组，并将需要评价的项目分为身体素质（其中包括外貌、体能）、智力水平（Intelligence）、领导力（Leadership）和个人品质（Personal Qualities）四个大类；又分别让这些军人的上级主管根据自己下属军人的仪表、体格、声音、举止、精力和耐性，在先前所划定的四个大类中，确定他们分别是属于上游、中游，还是下游。 实验结束之后，桑戴克发现，在这次的统计结果中，智力与领导力的相关程度，居然和智力与体能的相关程度区别不大，而这一结果显然是违背常理的。事实上，按照人们正常的理解和认识，智力与领导力的相关程度要远远高于智力与体能的相关程度。很显然，这份量表并不是非常客观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桑戴克在得出这一结论后，又引用了心理学家奈特·邓拉普（Knight Dunlap）的实验来验证该疑点。当初，邓拉普曾经让学校领导对学校的129名教师进行评价，在实验中，同样出现了和桑戴克的实验相似的结果，即教师的一般性优点中被认为与其外表和举止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而“教师良好的声音”居然与“是否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表现出了很强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评价人在对这些教师进行评价的时候，有可能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通过这位教师的总体表现，给出了一个大致的印象分数。 实验结束之后，桑戴克于1920年首次提出了“晕轮效应”（The Halo Effect）这个概念。他认为，即便是一个非常公正、极有能力的雇主或者部门负责人，也很难将一个人当成数种不同品质的集合体来看待，与其对某人拥有的不同品质做出不同的评价，我们更倾向于根据自己对某人的大致印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而这种由其中一个品质向外辐射遮蔽了其他品质的心理学现象，便称为“晕轮效应”。 麻省理工学院的实验 桑戴克提出“晕轮效应”后，在这一心理效应的基础上，他又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于是有了后面关于教育学中相关的学习理论的研究。尽管桑戴克提出了这一心理效应，但他并未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而是将之抛于脑后。但是“晕轮效应”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未离开心理学家的视野。“晕轮效应”如同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在浩如烟海的心理学之海中沉浮了数十年后，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被另一双手捞了起来，而这双手的主人就是心理学家哈罗德·凯利（Harold Harding Kelley）。 哈罗德·凯利是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当他注意到“晕轮效应”时，正供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由于“晕轮效应”与他所研究的领域——社会心理学，尤其是人际关系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于是他就开始将它当作值得研究的课题。 为了研究“晕轮效应”，凯利在麻省理工学院招募了两组学生作为心理学实验的志愿者，将他们分别标记为A组和B组。凯利告诉这两组学生，这节课将临时由一位研究生代课，并向他们简略地介绍了一下这名研究生的情况。然而，A组和B组所接收到的信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在凯利的实验中，A组学生被告知来代课的研究生是一位勤奋热情的人，而B组学生也被告知了同样的情况——除了把对这位研究生的描述从热情换成了冷漠。 作为对照因素的研究生按照同样的方式完成了他的代课任务，课程结束之后，凯利分别调查了两组学生对于研究生的评价。令人惊奇的是，A组学生对这位来代课的研究生普遍做出了相当良好的评价，他们与这位研究生一见如故，甚至就连下课之后还围在他身边亲热地交谈；而B组学生对这位研究生的态度可以说截然相反，不仅在上课的时候表现冷淡，下课之后对这位代课老师也是敬而远之。这一发现让凯利感到颇为有趣，仅仅是一个形容词的变化，就可以让这些学生对代课老师的态度发生如此大的改变，这是否说明，我们在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上也会受到同样的影响呢？ 凯利将自己的这一发现写入其群体社会心理学和人际关系的相关理论中，并进一步指出这一心理效应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以及在传播学领域中的应用。 以偏概全的心理模式 桑戴克和凯利的两个心理学实验，揭示了“晕轮效应”的发生与个体对客观事物的看法有关。而个体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以偏概全的看法，又与其内在的心理相关。 首先，“晕轮效应”的形成与个体知觉特征的整体性相关。我们知道，知觉是各种感觉协同活动，进而在人的头脑中产生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它具有整体性的特点。这种整体性决定了个体在感知客观事物的时候，习惯于把不同属性、不同部分的对象以一个统一的整体来感知，而非孤立地进行。比如我们感知到一棵树的美丽，不是凭着这棵树的绿叶部分，也不是凭着树上开的红花，而是将红花绿叶合起来，进而产生心理上的美感知觉。这说明，知觉对象的各种属性和部分是有机地联系成一个复合刺激物的。由于知觉的整体性作用，我们知觉客观事物时就可以迅速而明了地做出整体判断，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而无须逐一知觉事物的各个不同的属性。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相当多的人在面对客观事物时，只凭某种属性的片面感觉，而非全面的知觉，便对人或事物做出评判，殊不知这种评判因其片面性而有可能大错特错。 其次，“晕轮效应”的出现，还与内隐人格理论相关。所谓内隐人格理论，是指个体通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关于他人心理和行为假设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个体一般会刻板地认为别人的人格品质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了解其中的一种品质就可以推知其他相关品质及行为的表现。比如，因为认为胖的人比较懒或笨，所以在与一个胖人见面时就会认定对方比较懒或笨，但事实上对方并非如此。这其实也是“晕轮效应”影响的结果。内隐人格理论的产生是图式在作怪。图式是人脑中已有的知识经验的网络，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固定的解决问题的模式或策略，是一种心理捷径。当我们在判断事物时，倘若掌握的信息相当少，图式就会跳出来自动为我们提供额外的信息。这就使我们在尝试了解他人时，借助于自己头脑中对此类人的图式来更完整地补充自己的理解，让自己得以迅速地形成对此人的印象，以节省时间或精力。 总之，无论是个体知觉特征的整体性，还是内隐人格理论，都告诉我们，“晕轮效应”可正可邪，可好可坏，关键是我们在面对人或事物时，以怎样的知觉去认知对方，以怎样的图式去解说对方。只有意识到“晕轮效应”的影响，才能避免其危害，发挥其长处，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生活。 这不仅提醒我们，在生活中，人际相处中，要多看少说，看好再说，以防受到“晕轮效应”的影响，做错事或怪错人，给自己留下遗憾，给他人带来痛苦；在处理问题时，没有调查周全，不要轻易下结论，牢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有了调查还要深入思考，抽丝剥茧，方能得出结论，以免错失机遇，与成功擦肩而过；现实生活中，要敢于将自己的优点展示出来，同时，也尽可能科学地让他人了解自己的缺点，以便让他人全面地认识和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