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力的终结--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英国智库/南大智库文丛

公共干预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个是其所指的主题、政策问题、事件或事态。什么被认为是值得进行干预的，取决于（这里只提几个因素）一个智库的研究议程，公众辩论中突出的议题，官方政策、政党正在推进的问题，资金优先事项，受托人和资助者的利益以及监管限制。因此，任何以智库的名义进行的公共干预，在决定“关于”什么需要干预时，原则上都有一定的回旋空间和限制。此外，由于正常问题处于更大的背景之下，公共干预相当于与许多其他行为体（通常是更专业的行为体）进行“对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类似问题的公共干预往往在“研究规划”和内部分工（研究团队、集群或单位）中具体化。 当然，这种“进入对话”是从特定的角度寻求的，并要提及对这个问题干预的先例，这不可避免地意味着突出一个问题的某些方面而不是其他方面。因此，在研究一个复杂现象时所选择的“问题”可以揭示智库的政治取向和组织特征。例如，将重点放在货币、金融或财政政策上来追溯危机的根源，可以显现智库可利用的制度资源（例如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哪些因素被该智库认为是相关的。然而，一些问题仍难以避免，鉴于其严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的后果，2008年的危机再次成为一个重要例子。 公共干预的第二个层面是其对提出的事件的“叙述”。我指的是它们的实质性内容，通常包括对事态的描述、对原因的叙述以及提出的解决办法。通过这一叙述，当前问题的某种具体理解被提炼出来，而其他方面则被忽视或被*小化。可以说，将描述、结论和建议联系起来，通常以受害者、罪犯和英雄的形式出现，这样的叙述收集不同元素来编织一个“可理解的整体”（Ricoeur 1980：171）。*终，所有的叙述，即使是那些*受尊敬的知识权威，如社会研究的科学文献报告，都会忽略社会的某些层面，屏蔽其他方面的同时“引导观众”到特定的逻辑渠道里（Hilgartner 2000：9）。 我追加一点，这些叙述可以在范围、野心和创新性方面有所不同。根据他们的关注点，他们可以将智库定位在一个冷门的领域（如社区发展融资），或一个更具争议性的、各方争抢关注（如经济政策）的政策领域。智库可以尝试提出一种解决政策问题的新颖方案，争论政府的作用，或者仅旨在帮助决策者做出明智的决定。“叙述”的这些方面反映了话语者的定位，揭示了他们的知识主张和政治立场。 由于设计出新颖的政策叙述和理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同一组织的公共干预经常借鉴他们之前的工作。通过不同的媒介不断地传递信息，发展信息的各个方面，可以使智库在特定问题上的“品牌”具有独特性和可视性。重复，对于传播理念并获得其所珍视的认可是至关重要的（Baert 2012：316-317）。此外，引用其他人的话，特别是那些具有更高认知权威人士的话，可以博取更多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视为不太成熟或不具党派色彩的智库来说。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寻求中立专家声誉的组织（例如国经所、财政研究所）通常被那些提出更公开的政治主张的组织（例如亚当所、新基会）所引用。反过来，重复和引用别人的意见有助于建立和巩固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网络，给自己的立场赋予“高密度”。这样一个过程在针对自由市场智库的案例中被详细阐述，在学术界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它系统地引用了同类思想家的工作，从而建立并传播了一个似乎更有力的反对战后共识的案例（Cockett 1995；Medvetz 2012;Stahl 2016)。 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一个智库的公共干预会集中到麦克伦南（McLennan 2004：4）所称的“偏爱论点”我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称之为“偏颇”。鉴于智库要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评论，它们倾向于形成一种独特的论证形式。这种情形可见于从事委托研究的组织，它们对政策问题的选择至少一部分取决于可获得的项目资金，因此它们必须经常从事计划外的一系列主题。同时这种情形也可见于那些拥有核心资金的组织，这些组织可能对其工作重点有更多的控制权。然而，尽管人们可以从智库（具体）使用的数字、统计和指标（Eyal and Levy 2013）中找到一些叙述，但一些公共干预措施可能缺乏文本形式的明确叙述。如第五章所示，即便能够为经济辩论提供共同基础，那些为政策提供经济计量数据的智库往往对如何解释这些数据缺乏控制权。 公共干预的第三个层面是其“形式”，即智库向受众传达“叙述”的具体手段、方式和媒介。这种模式有几个方面，如时机、语言（技术性、论战性）、目标受众（政策制定者、更广泛的公众）、媒体（社交媒体、博文、书籍、报告）以及对其他行为体（学者、政治家、活动家、记者）的引用。可以肯定的是，许多格式都可以从同一个叙述中派生出来，但有些形式比其他形式更适合产生特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它们所接触到的受众方面。这也便是“协调性”话语和“沟通性”话语之间的区别变得重要的地方（Ladi2011）。对一种特定形式的偏好会产生一种公众参与的首选模式（例如平铺直叙的或有技术性的、热情的或冷漠的），一种反复展示组织的方式，含蓄地将自己置身于政策辩论之中。 一个智库在持续研究若干政策议题、推动某种叙述、采用某种形式之后，就获得了某种“地位”，为一个组织赢得了一个可识别的“品牌”。这个品牌是由许多人“代表”该组织发言的具体行为的产物，可以促进该组织获得资金，吸引有前途的求职者及媒体的注意，并获得政治网络的访问权。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象征性资本的购买是可见的，而同时知识分子的地位或是被认可的，或是边缘性的。在这一点上，公共干预的成败是可以衡量的，可将其理解为智库在其他同行间的定位能力、机构认可度、资源获取能力，有时也包括感知到的政策影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智库来说，成功可能意味迥然（Medvetz 2012）。它可能意味着政策影响力，但也可能意味着在特定受众中达到一个独特的位置。 反过来，这一立场也会影响到智库更可能专注于哪些政策领域，以及它可以追求的资金类型。例如，如果一个组织成功地将自己标榜为具有学术声望的组织，那么研究资助（例如来自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就成为一个可能的资金来源。如果另一个组织被视为自由市场的坚定拥趸者，它可能更倾向于寻求企业捐助者或富有商人的支持。此外，按梅德韦茨所言，号召后者（企业捐赠）的能力可能会阻碍其获得前者（学术资助）的能力。对于智库来说，也许所有的成功都有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