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

“《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徐铸成不是《文汇报》的创始人，但《文汇报》能够成为旧中国广有影响的报纸，与徐氏的一支如椽之笔分不开。报因人名，人以报传，徐铸成光大了《文汇报》，《文汇报》也成就了徐铸成。徐氏曾自豪地说，《文汇报》是用自己的墨汁“喂大”的。考察《文汇报》的发展历程，这话的确不是妄言。
1937年11月13日，上海陷于日寇之手，不过上海各报在成为“孤岛”的租界仍可以照常出版，大体上还能保持原有的爱国立场。一个月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沦陷，日本占领军通知上海租界各家中文报纸，自12月15日起必须接受新闻检查。租界当局无奈，只好向日方屈服。当时上海有影响的报纸，除《新闻报》和《时报》接受检查继续出版外，《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立报》义不受辱，纷纷停刊或迁移外地出版。
接受日方新闻检查的《新闻报》、《时报》被人唾弃，新出版的《新申报》等汉奸报纸更为人所不齿，而上海市民又急于知道抗战新闻和战局形势——旧中国新闻业*为发达的城市一度出现了“新闻真空”。《文汇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文汇报》不是由一个或几个资本家创办的，也没有任何政党作后台，而是由几个并无资财的人，偶然凑合起来的，这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创例。在发起创办《文汇报》诸人中，出力*巨者首推产宝礼。严曾任沪宁、沪杭两路路局会计处稽核，办过广告公司，主要经营路牌广告，也代办报纸广告，在新闻界颇有朋友。1937年初，两路局部分中层职员成立“新新俱乐部”，在南京路一家旅馆长期包房，作为工余娱乐消遣之用。严宝礼是俱乐部中*为活跃的人物。抗战爆发后两路局遣散大部分职员，这些俱乐部成员拿到了不菲的遣散费。此时上海不少报纸停办，一批失业的报界人士，如《新闻报》的严独鹤和徐耻痕、《申报》的金华亭、《社会日报》创办人胡雄飞、《生活晚报》社长吴农花等，也常来俱乐部聚谈散心。闲谈中，胡雄飞向严宝礼等提议，用俱乐部成员手中的两路局遣散款办一张新报纸，这样大家有事可做，也不至于坐吃山空。胡的提议得到了以严宝礼为首的多数人的赞同，大家认为当时在上海办报，销路不愁，再说办报本轻利重，而且名利双收。当然，通过办报宣传爱国抗日，获得国人好评，也是这些人的共同愿望。
为避开日方新闻检查，这帮人决定借鉴上海《大美晚报》和《华美晚报》的做法，挂洋商牌子，聘请英国人克明（H.M．Cumine）任发行人和董事长。经过短期筹备，《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正式创刊，克明任发行人兼总主笔，严宝礼任经理，胡雄飞任协理兼广告科主任，胡惠生任总辑。在创刊号上，以“本报发行人兼总主笔”克明的名义发表了《为本报创刊告读者》：
余前办英文文汇晚报时，即抱中英合作之宗旨，今发行华文文汇报．当亦本此宗旨，盖中华民族不仅有悠久之历史，为东亚文化之策源地；而且地大物博，实蕴藏无限之宝藏，其前途之远大，更非他国所能企及。英国乃一民主国家，对于他国均抱善意合作扶助其成长曲态度。英国人民对于中国尤有好感，不但爱好其文化，抑且深信中国’的复兴民族建立新国家，必有待与英国的合作。所以本报刊行的宗旨自在鼓吹中英合作，此其一。
依余所信，中国未来的政治，必渐趋于民主化的一途，惟民主国家的培养与形成，必待报纸的启迪民智，养成民主政治的氛围；而报纸如何始能完成其任务，尤必赖言论的自由。英国之所以成为民主国家者，实由其国内言论自由，不受丝毫的统制。是以本报本着言论自由的*高原则，绝不受任何方面有形与无形的控制，如不幸遭受外界的阻力，余必负责设法消除之。此其二。
报纸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其所负的使命，一则为灌输现代知识，另则为报道消息，是以报纸的生命．在其独立的报格，不偏不倚，消息力求其正确翔实，言论更须求其大公无私，揭穿黑幕，消除谣言，打破有闻必录之传统观念。所以本报同人必遵行此记者纪律，始终不渝，以建树本报高尚之报格。此其三。
*后，有不得不郑重声明者，即本报刊行，绝非为投机取利，而实为应环境需要而产生，故必竭本报同人之力，为社会服务，凡若有利于社会公众之事业，无不欲先后兴办，以谋大众之幸福，而副读者之期望也！
《文汇报》创刊时，徐铸成已被《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遣散，闲居上海。徐铸成1927年冬在北师大读书时，就进入胡政之开办的国闻通讯社，两年后调到天津任《大公报》编辑，颇受总编辑张季鸾赏识，不时外派采访重要政治新闻。1932年至1935年，他被外派到汉口，任《大公报》驻汉口特派记者。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创刊，他又被调到上海任要闻编辑。《大公报》的人事安排一向由胡政之负责，徐铸成进入《大公报》后受到不断提拔，可见胡对他是器重有加的。胡政之不止一次勉励徐铸成要以《大公报》为终身事业，徐也一直把《大公报》视为自己的“家”，勤奋工作，以报胡政之的知遇之恩。不料日寇侵华，“深怀文章报国之志”的上海《大公报》人誓不投降，拒绝接受日方的新闻检查，宣布自动停刊。报纸停刊次日，胡政之即宣布除留下副经理李子宽等少数人负责善后外，其他员工一律就地遣散，各谋生路。徐铸成亦在遣散之列，他**次尝到了失业的痛苦，六口之家的生计顿时失去着落。徐铸成失业后，幸有原来的同事、正在重庆担任《国民公报》总编辑的杜协民，约请他担任该报驻沪记者，月薪四十元，聊以缓解燃眉之急。虽然他后来再次被胡政之邀入《大公报》，但对老板一脚把自己从《大公报》这个“家”中踢出的铁面寡情，始终不能释然于怀。
《文汇报》创刊在即，可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社论写手。严宝礼得知徐铸成的境况后，就派储玉坤约请徐铸成为《文汇报》撰写社论。储玉坤是徐铸成的宜兴同乡，刚从接受日方检查的《新闻报》愤而辞职，应聘《文汇报》任国际版编辑。严宝礼开出的条件为：徐每天为《文汇报》写一篇社论，每篇四元计酬，待营业发展后升为十元（暂以四折计薪）；言论没有限制，题目和内容，一切由徐决定，报馆保证不加删改。优渥的稿酬对徐铸成来说不啻雪中送炭，不过更吸引他的是自己可以放言高论，一天一篇社论等于是包办了《文汇报》的言论，这对一个报人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徐铸成当即应承下来，并找来同被胡政之遣散的杨历樵，分担国际问题的社论写作。
70年后的今天，我们小心翼翼地翻阅着一张张发黄的《文汇报》，仍能感受到徐铸成当年奋笔疾书时的慷慨激昂，被他那支千钧之笔流淌出的文字所震撼。徐铸成所写的、也是《文汇报》发表的**篇社论是《淞沪之役六周纪念》：“吾人认为中国民族前途之光明，于一二八之役已吐露其曙光矣。今中国军民如能本一二八之役的精神，坚持到底，*后胜利自可从万分艰苦中获得。”他告诫上海市民“地球上没有一个真正的孤岛，上海尤其不能和内地脱离关系；四周的巨浪，随时可以把你们吞没；天空的铁鸟，随时会震伤你们的心弦；你们应该时时刻刻紧紧把握住你们的灵魂，应该时时刻刻记住你们处的地位；为了你们自己，不应该再这样苟安逸堕；为了你们的子孙，更应该时时有所警惕。”对上海工商界等几个想投敌的“软骨头”，他又撰写了《告若干上海人》社论，严正警告这些人赶快悬崖勒马，不要“去当小丑”，“你们要继续循着正路向前走，切勿恋着昙花～现的幻境，被漫天的风沙，葬送了自己！”
《告若干上海人》发表后翌日，报馆接到恐吓信，说《文汇报》言论激烈，识时务者为俊杰，今后若不改弦更张，再有反日情绪，将有杀身之祸。第二天，报馆即受到暴徒炸弹袭击，造成职员死伤。徐铸成闻讯后既愤慨又不安，打电话问储玉坤社论要不要继续写，如果改变态度，宁愿搁笔。储玉坤请示严宝礼，严斩钉截铁地回答：照样写下去12月12日，《文汇报》发表《写在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社论，指出炸弹的光顾、黑暗势力的进攻，正足以证明同人的苦斗已获得相当成效，发誓“愿为维护言论自由奋斗到底”。
《文汇报》开办费仅有七千元，根本买不起印报机。严宝礼向留守上海《大公报》的李子宽求助。李子宽请示胡政之后，同意以优惠价格承印《文汇报》，卷筒白报纸也由《大公报》垫用，费用日后结算，同时把《大公报》设在福州路的营业部租借给《文汇报》作馆址。可以说，《文汇报》是“借鸡生蛋”，在《大公报》的支持和帮助下才得以问世。胡政之如此慷慨地帮助《文汇报》，除了《大公报》自身利益的考虑，也是看重《文汇报》的爱国立场。
有了这层关系，胡政之当然会关注《文汇报》的情况。就在报馆挨炸的那天下午，胡政之约见了徐铸成。落座后胡一反平常的严肃态度，含笑问徐：“《文汇报》的社论，很像是我们自己人写的。你知道是谁写的吗？”徐立即回答：“是我学写的，胡先生一定看出它的肤浅、幼稚吧。”胡连忙说：“不，不，写得很有文采，构思也很深刻。就是有些地方，太激烈一些，怕出问题。”当徐铸成把报馆已经挨炸、严宝礼坚持报纸态度不变的情况告诉胡政之后，胡终于说出了自己约见徐的用意：《大公报》投资一万元与《文汇报》合作，条件是徐铸成进《文汇报》负责编辑部，抓言论方针。
徐铸成同意进入《文汇报》，胡政之即派李子宽与严宝礼商谈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很快达成协议：《文汇报》原始资金升值为两万元，《大公报》投资一万元（分月在排印费和填付白报纸项下扣除），双方所占股份为二比一。
1938年2月下旬，徐铸成走马上任，以主笔名义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从此和这份报纸结下了二十年“牢不可破”的关系。
严宝礼对徐铸成的赏识之深、任事之专，在中国新闻史上堪称佳话。当他和李子宽谈判《文汇报》与《大公报》合作时，《文汇报》的一些董事，对于《大公报》方提出要徐铸成主持《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条件，颇有异议。严宝礼力排众议，坚决认为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新闻人才，一口应承。徐铸成人《文汇报》后，严宝礼委以他“主笔”职务，并授予处理编辑部大权，使他的权力凌驾于总编辑之上，这种人事安排在当时的报馆中是独一无二的。为了使徐铸成把《文汇报》当作自己的事业，严宝礼除了为徐制订高额薪酬，还特意把《文汇报》“发起股”一千元让给徐，使他成为报纸的股东之一。
严宝礼如此器重徐铸成，当然有功利的一面，就是仰仗徐氏的一枝健笔使《文汇报》赢得读者，扩大发行，招徕广告，从而获得经济收益。不过，也不能否认两人在办报思想上有契合之处。实事求是地讲，严宝礼在策划创办《文汇报》时，办报思想还是模糊的，只有一个笼统概念，仅仅认识到报纸对于社会的功效不可估量。但是随着筹备工作的推进，他的办报思想逐渐清晰。据储玉坤回忆，在《文汇报》出版之前，严宝礼曾让他写一篇“发刊辞”，向读者宣布《文汇报》的办报方针，表明报纸的态度和立场。严提出四条意见作为“发刊辞”框架：（一）主持公正言论；（二）树立高尚报格；（三）有独特之消息；（四）无外来之阻挠。《文汇报》创刊当天发表的《为本报创刊告读者》，虽由克明署名，实际上是由储玉坤遵照严宝礼的意见执笔撰写的，*后征得其同意定稿，可以视为严宝礼的办报思想。对于一个从没有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严宝礼能够提出以上四点意见作为《文汇报》的办报方针，不得不令人佩服他的出手不凡和立意宏远。徐铸成为《文汇报》“学写”的《上海并非孤岛》、《告若干上海人》等社论，才气横溢，文笔犀利，真知灼见，深入浅出，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使严宝礼确信这样的人与文，正是《文汇报》所需要的，与自己为报纸定下的“主持公正言论”、“树立高尚报格”等方针不谋而合。因此，即使报馆因徐的激烈之文而受到暴徒炸弹袭击，即使其他同事反对，严宝礼依然支持徐放言高论，并把他延揽人报馆主持编辑部。可以说，没有严宝礼，《文汇报》不可能呱呱降生；没有徐铸成，《文汇报》也不可能异军突起，光焰万丈。后来《文汇报》停刊，徐铸成重入《大公报》，辗转香港、桂林、重庆，留在上海的家人一直由严宝礼照料，柴米无缺，安度过了漫漫长夜。抗战胜利后《文汇报》复刊，徐铸成毅然离开《大公报》，再次与严宝礼携手，这未尝不是一个有力因素。严宝礼与徐铸成的关系，颇有些“管鲍遗风”。
徐铸成没有辜负严宝礼的厚望，他主持《文汇报》编辑部一个月后，报纸销数即直线上升，突破一万大关，广告亦剧增，甚至经常出现广告客户排队、争取早日刊出的盛况。当《文汇报》“一鸣惊人”的时候，上海某小报登出一条“花边新闻”，挖苦徐“像彗星一样”，一夜之间成了新闻界的名人，言外之意，声光虽大，转瞬就要熄灭的。但是，徐铸成带着一帮被称作“乌合之众”的年轻人，硬是在上海滩创造了辉煌。四个月后，《文汇报》发行量激增到近六万份，超过老牌报纸《新闻报》，一举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大的日报，报纸也由原来的对开一张半扩充到四大张。
《文汇报》获得巨大成功，使年仅三十一岁的主笔徐铸成激动不已，信心倍增：“有一天黎明，我工毕回家，到霞飞路、吕班路口时，就下车让汽车回去，到当时的‘法国花园’去了一圈。看到树荫下、水池边靠椅上坐着的人，不少埋着头在看报，我走近一看，十之八九都是《文汇报》。我抹着感激的热泪，暗暗自己发誓：尽管我十分幼稚，我一定尽力办好这张报纸，尽力跟周围的恶势力斗争，决不辜负读者的鼓励和期望。”’
《文汇报》获得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创刊适当其时。当时孤岛民众抗战热情高涨，平时看惯的大报大部分停刊，继续出版的《新闻报》只能刊登经日方检查过的新闻，《时报》每每为日伪张目；几张所谓的洋商报如《大美晚报》、《华美晚报》或言论吞吞吐吐，或态度暖昧；进步的《译报》只译载外文报刊内容，《导报》还没有创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汇报》应运而生，等于是填补了“新闻真空”。其次，《文汇报》编辑部虽然多为年轻人，没有什么办报经验，但是大家团结一心，初生牛犊不怕虎，敢说敢写，敢闯敢拼。“*主要的，是虽然挂着洋商招牌，却敢于闯出洋商报的禁区，说出爱国的中国人要说的话，报导他们要知道的消息。我在未参加前写的社论，就一直以中国人的**人称说话。主持编辑部的**天，我就‘自说自话’地决定了编辑方针，是‘挂洋招牌，办中国报’。””徐铸成认为，《文汇报》虽然挂着洋商招牌，编报者却是爱国的中国人。因此，报纸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民族大义，宣传抗战救国，反对卖国投降，不论在社论、新闻标题和新闻写作方面，还是在副刊编辑等方面，都堂堂正正、毫不隐讳地表达这个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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