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林旧事

*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
　　前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上海成立了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有铅印设备的**家。该馆设在麦家圈（即现在的山东路）。它除备有大小英文铅字外，并刻有中文铅字大小两种，大的等于现在的二号字，小的等于现在的四号字。
　　五口通商以后，英国**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带来两个教士，一名雒魏林，一名麦都思，作为随行人员。那时麦家圈一带，都是田垄河渠，没有市面。麦都思首先在那儿建造基督教堂。由于传教需要印圣经，他们就在附近创办墨海书馆，用铅字排印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小册子。印刷机器拙笨得很，长一丈数尺，宽三尺，旁置有齿重轮二只，由两人掌握，用一头牛旋转机轴。当时人们感觉到新奇，纷纷前来参观。有好事的作了一首竹枝词：“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垄耕书田。”接着他们又设立了华英书院，教授英文，把那儿的地皮逐渐圈了去，这就是麦家圈这一名称的由来。麦都思在墨海书馆旁边筑屋居住下来，作为终老之计。后来麦的儿子麦华佗任驻沪领事，麦都思又是工部局*早的董事之一，在文化侵略活动中，是个特殊人物。至于雒魏林也是不甘寂寞的，他创办了仁济医院，即现在的第三人民医院，当时规模没有这样大，是后来逐渐扩充的。
　　墨海书馆的编辑共两人，一个是外国人艾约瑟，另一个是中国人王韬。王韬很有才华，别署天南遁叟，着有《弢园文录》《蘅华馆诗》等数十种，有“长毛状元”之称。实则太平天国的状元，另有其人，和王韬无关。他和艾约瑟合译《格致西学提要》，又翻译了《六合丛谈》，那是伟烈亚力原稿，内容涉及面很广，举凡天文地理，动植矿物都有，所以译称“六合”。“六合”指东西南北上下而言，是无所不包的意思。王韬供职墨海书馆先后十多年，他所着的《海陬冶游录》《瀛海杂志》，就是由该馆铅字排印的。
　　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巨擘，刊行了许多图书，举凡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等等，可谓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前，它曾以“一日一书”为号召，即每天刊行新书一种，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创始时，没有意料到后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商务印书馆”的名儿，望文生义，它原来主要无非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等，梦想不到将来要出这许多图书，否则这局限性很大的“商务印书馆”的名儿，决不会取的。
　　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关有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原来该馆发起人只有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咸恩，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幼年同过学，以后又同事于上海《捷报》馆，为外国人排字。瑞芳精明果断，咸恩谨慎勤劳，两人虽性情异殊，可是颇能友好合作。后来瑞芳娶咸恩的胞妹为妻，更从友好而结为亲戚。《捷报》（ChinaGazette）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英文报纸，经理兼编辑为英国人。他性情粗暴，视中国工人为奴隶，动辄辱骂。瑞芳、咸恩两人不甘屈服，毅然脱离《捷报》，自谋出路。那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奋发图强，从事文化教育的革新，印刷事业，大有前途。他们两人多年在报馆工作，精于印刷之道，于是打定主意，开始筹备印刷机构。当时他们预计每月可以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招贴之类，还可以替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每月如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克勤克俭，也可以维持生活了。
　　*初开办的资本额，原定四千元，分为八股，每股五百元，由发起人认购，可是资金不够，未能如数凑足，只得邀请教友沈伯芬认二股，计一千元，其余的股份，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四人各认一股，计二千元，高翰卿、张蟾芬、郁厚坤三人各认半股，计七百五十元，总数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数目虽不大，但当时发起人都是职工，没有多少积蓄，筹集到这笔钱已很不容易了，且瑞芳的一股，还是由他的妻子向一个女同学处挪移来的。
　　正式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议约，订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初三日，在三洋泾桥（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口）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股金收到后，即着手购置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仅购得三号摇架二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揿架一部，以及中西文铅字工具等，所有资金几乎耗尽，后由股东沈伯芬筹划了流动金二千元，才得以周转。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阴历正月初十日正式开业。*初的地址，是在江西路宁波路口德昌里末弄三号，为三幢房屋，租金每月五十余元。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工作不分职位，通力合作。无奈流动金还感不足，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还要请高翰卿担保，那时高已升任美华书馆的中方经理，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后来营业日益有了起色，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翌年，因房屋倾塌，且不敷应用，于是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为六幢屋子，陆续添置了大阪铸字炉、花旗印书机等。还买了四匹马力火油引擎一只，又设立了木工部。从此，它的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到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袭用的旧法不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因故停办，所有机器工具全部贬价出让。“修文”原本投资近十万，由于历年亏损，乃由印锡璋介绍，经过几度磋商，卒以一万元代价归商务收买，计有大小各号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商务购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业务便大加扩充，印书始用纸型，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当时他们感到我国的印刷技术比较落后，便派鲍咸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鲍咸昌归国后大力革新印刷技术，因此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同时推夏瑞芳为总经理，鲍咸恩为印刷所所长，其他发起人亦逐渐进馆办事，出版了好几种书籍，销路*好的，如《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由胡洪赉译注），以及《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等。它的部分书籍改用有光纸印行，比原用毛边纸、连史纸印，便宜三分之二，因此销路益畅。
　　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那时张菊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因印件关系，时常与该馆接洽业务。这时夏瑞芳正想扩充业务，准备设立编译所，拟聘张菊生主持，双方一谈，意见相合，同时印锡璋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二人在福州路书锦里口聚丰园菜馆商谈合资经营的办法。*后决定资本额为五万元，除原发起人每股照原数七倍升股外，余以新股招足，这是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的事。
　　张菊生进馆后，先在北福建路西长康里设立编译所，请蔡元培担任编译所所长，又请了几位学者翻译外文书。为了继续发展，不久又将编译所迁至城内唐家衖，编着和翻译各种参考用书，创刊《外交报》（杂志性质），共出十卷，译印《帝国丛书》和《地理丛书》等，又印行《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两厚册。嗣后出版严复着的《英文汉诂》，**次使用中文书横行排版，开始应用新式标点符号及着作权印花证。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一时，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狂轰滥炸，使上海遭到空前浩劫。我国*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及其附设的东方图书馆，惨遭炸毁，烧了三天三夜，纸灰飘扬，甚至南市和徐家汇一带，上空的纸灰像白蝴蝶一样随风飞舞。这是我国文化无法弥补的损失。
　　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虽在一九二六年，但图书的收藏，于前清光绪年间商务印书馆建成新屋于宝山路后，就已开始，时为一九〇四年。
　　据闻归安陆氏皕宋楼藏书出让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索得陆氏书目，请示于该馆经理夏瑞芳。那时该馆的资产仅数十万元，夏瑞芳慨然拨现金八万元收购，以备编辑所参考之用，事虽未成，也可见他致力于文化事业决心之大。此后陆续收进会稽徐氏熔经铸史斋、长洲蒋氏秦汉十印斋、太仓顾氏闻斋散出的藏书，辟涵芬楼以储藏。未几，辛亥革命成功，清宗室盛昱意园、丰顺丁日昌持静斋、江阴缪荃孙艺风堂藏书散出，商务又各购得数千百种。凡二十年间，广事搜罗新旧图书，已达数十万册之多。
　　一九二四年，该馆出其历年盈余中所提存的款项，计规银十一万余两，在总厂对面宝山路西兴建五层钢骨水泥大厦，移涵芬楼所藏图书，充实其中，名为东方图书馆，一九二六年对外开放。一九二九年，添设儿童图书馆，一九三一年，复设流通部，以贯彻服务社会的初旨。
　　东方图书馆的五层大厦，*上层为杂志报章保存室，及商务历年出版图书保存室。四层为普通书库，占地四千六百方尺，置书架五十六排，共三百七十余架，统长一万四千八百余尺，可藏书四十余万册。四层一部分及三层为善本室，内藏涵芬楼善本书及全国地方志。二层为阅览室、杂志陈列室及事务室等。下层为流通部藏书室及事务室。馆南空场为花圃，南面建西式平房五间，为儿童图书馆。
　　东方图书馆在“一?二八”之前，藏书五十一万八千余册，图表照片五千余种，居当时全国各地图书馆之首（据杨家骆的《图书年鉴》上载，当时北京图书馆藏书仅四十余万册）。其中除普通书籍外，善本书中，有宋版一百二十九种，二千五百一十四册。元版一百七十九种，三千一百二十四册。明版一千四百一十九种，一万五千八百三十三册。清代较精版一百三十八种，三千零三十七册。钞本一千四百六十种，七千七百十二册，名人批校本二百八十八种，二千一百二十六册。稿本七十一种，三百五十四册。杂本三十一种，三百八十三册。如以旧四部分类而言，计经部三百五十四种，二千九百七十三册。史部一千一百一十七种，一万一千八百二十册。子部一千种，九千五百五十五册。集部一千二百七十四种，一万零七百三十五册。此外一九三一年，还收进扬州何氏藏书四万余册，部分版本正在整理，尚未计算在内。全国地方志约二千六百六十五种，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八册，内元代纂修者二种，明代纂修者三十九种，清代及民国时期纂修者二千五百二十四种，册数更多。其中有很多孤本，如万历年《吴县志》五十四卷、《旌德县志》十卷、《临江府志》十四卷、《荆州府志》五卷、《黄冈县志》十卷、《大昌县志》六卷、《建阳县志》八卷、《南皮县志》十七卷、《宝鸡县志》三卷。还有，仅有的钞本和原稿如李钟峨的《通江县志》、张凤孙的《泰宁县志》，魏嵉的《长泰县志》，周的《信宜县志》、宋锦的《崖州志》，胡勋裕的《始兴县志》、周叙彝的《安南县志》、孔尚标的《同官县志》、端方的《砖坪厅志》、武全文的《崇信县志》、德俊的《两当县志》、杨镳的《复州乡土志》等，以及仅国外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的罗定权《资县志》、北京图书馆所藏尚缺卷五的苏佳嗣《长沙府志》全部，科学院所藏尚缺一至四卷的呈麟《南溪县志》全部。至于稀少珍本，更不及备录。外文图书二万余册，其中有十五世纪前出版的西洋古籍多种。
　　外国杂志报章，也极完备，著名的有荷兰出版的《通报》，英国亚洲文化协会所出版的《学报》，德国出版的《大亚洲及中国》等杂志，都是研究我国国故的参考书，且属全份，尤为珍贵。此外还有福州及上海出版的《教务杂志》，及一八三二年至一八五一年间香港出版久已绝版的《中国汇报》《哲学评论》《爱丁堡评论》等杂志全份，尤为难得。该馆所藏的科学杂志，也很珍贵，如出版已达一百多年的德国李比希《化学杂志》的初版全套，就是远东惟一孤本。
　　至于我国出版的日报，如上海的《时报》《神州日报》《民国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益世报》，以及清末光绪、宣统之间与《京报》并行的《谕折汇存》，均藏有全份。上海的《申报》《新闻报》，该馆所藏，也都达三十年以上。我国杂志之备有全份者，为数更多，如《新民丛报》《国闻周报》，以及该馆出版的《外交报》《东方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等等，都是不易搜集的。
　　赛铜字模的发明
　　我们读了《梦溪笔谈》，知道隋代已有木版印刷。毕升在一〇四一年，即创始用活字印书。德国人戈敦保于一四四〇年开始用活字版，比我国落后了四百年。这是我们足以自豪的。
　　商务印书馆的印刷，举凡凸版、平版、凹版，都是很完备的。铅印书册，是利用凸版的，这种印刷，必先浇铸铅字，而浇铸必先有字模。我国文字繁多，《康熙字典》有四万七千多字，《中华大字典》四万八千多字，即通常用的，也有几千个字。如果每个字制一个字模，工作就很不简单，且代价很大。加之字有头号、二号、三号、四号、小四号、五号、小五号、六号、七号等九种，字体有仿宋、楷书、扁字等等，又有长形、方形的区别，要备齐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至于电镀铜模，那是美国长老会派姜别利（Gamble）来华主持宁波美华书馆印刷教会书报时传来的，先以黄杨刻阳文字，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于是制成大小铅字七种。宣统元年（一九〇九年），商务印书馆请字学家把姜氏字体加以厘正，然后如法炮制。奈制造非咄嗟可以立办，且镀制字模，通常用直流发电机来发电，电压在1.5伏特以内，也有用隔膜电池来制字模的。备着一缸，缸的外围，悬挂着预备镀制的铅字，与饱和硫酸铜溶液；内围悬挂锌条和稀硫酸溶液。缸中电压在1伏特以内，经过二十天左右，字心才得成功。再经锯磨锉刨，把字心嵌入铜壳，每个字又须半小时。故每副字模制造时间，约一个月。
　　商务制版厂厂长唐凌阁及照相股股长张沾卿、工友林九龄，经过共同研究改革，于一九三五年发明了赛铜字模，又名培珀字模。这种字模有铜模的效用，却无铜模的缺点。且制成仅须一刻钟，成本也很低廉。从此大大地推动了商务印刷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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