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的我(承认理论研究)/人文与社会译丛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比起这些其社会范围同样显得可疑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生产和服务业的重建。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在经济上被描述为对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拆解，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关键性的是伴随着这个过程的、一种全新的对于工作主体的观念。工作主体不再被制度性地处理为单纯的雇员，而是有创造力的“创业者”，或自主劳动者。当理论家们如今谈及一种“对劳动力的规范性的主体化”以及个体劳动者尊严的提升时，这首先意味着劳动者的智力主动性在生产和服务组织中不断地被唤起。新的管理观念，例如层级结构水平化，鼓励团队合作、团队自治和自我指导，将适应对自我实现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是由雇员们寻求自主地贡献和出售他们所习得的技能的机会而表现出来的。但是很快我们可以看清楚，这种新的、后泰勒主义的企业家策略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让劳动越来越可以被设想为一种“天职”，而反过来产生完全不同的对于劳动者的期待：他们的动机需要被内在地裁剪以适应要求他们的生产活动；他们必须把自己职业描述中的每一次变化都呈现为自己决定的结果，而且他们的积极参与必须导向整个公司的利益。这说明在仅仅三十年的跨度里，一种新的要求体系被确立起来了，使得就业取决于劳动者能否在工作场所令人信服地表达自我实现的渴望。这样一种颠倒反过来创造了空间，让一些放松管制的手段得以被证明为合理的，这是由于考虑到雇员不断增长的承担个人责任的意愿，在工作场所，地位和资历的作用逐渐变得过时了。这给“白领”和“蓝领”劳动者施加的压力呈现为一种极端的悖论形式：雇员们为了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必须根据自我实现的模式来构建他们自己的职业史，虽然*有可能的是，他们想要的只是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安全感而已。 在这些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一种趋势，即把不断增长的自我实现的需求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生产力——这有一定的道理。主体越来越倾向于把他们的人生视作通过试验去寻找自我同一性的过程，这不仅可以作为一系列旨在实现经济结构重建的手段的合法化基础，而经济结构重建的目的在于放松工业和服务业中的管制；此外，这种新的个人主义也被直接用作一种生产要素：在这些看似发生了改变的劳动者的需求基础上，劳动者将会比在一个受社会调控的资本主义类型中表现出更多的积极参与、灵活性和主动性。但是在我看来，把这种倾向解释为聪明的、有合作精神的管理者们故意采纳的一种策略，以回应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对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批评，这是有误导性的。相反，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像吕克·布尔当斯基和伊芙·夏佩罗在一项吸引人的同名研究中所考察的那样，似乎是许多不同的、互相联系的过程的非意图性后果，而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历史和发展动力。如果我们在电子媒体、广告业和生产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中，把广泛的、日常的对于个体之自我实现的期望的增长也包括在内，那么我们就会得到和布尔当斯基以及夏佩罗一样的结论：工具化、标准化和虚构化，已经把过去半个世纪以来逐渐发展的自我实现的个人主义，变成了一种无情的要求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如今的个体似乎更可能遭受痛苦，而不是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