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官话历史演变研究

绪论 一、研究意义 学界一般认为东北官话晚成，或者与北京官话不分，以致东北官话的研究长期以来被相对搁置和忽略。但实际上，东北官话研究亦有一个多世纪的发展。本书通过研究东北官话的历史演变，来直面和尝试回答东北官话的一些本质问题。以期达到以下研究目标。 1. 从社会语言学的理论视角探索东北史上语言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每每群雄争霸、逐鹿中原、力量消长之后，一种反映中华思想同心圆的传统秩序总是得以凸显并传承。这种原始华夏族与周边的南蛮、北狄、西戎、东夷所构筑的五方之民和合共处的格局，俨然成了汉字文化圈社会的元秩序。这种“和而不同”的社会元秩序衍发开去，便获得了“化天下”的普遍意义。大而言之，构就“天下大同”的世界和谐局面，是东方文明*耀眼*理想之光环；小而言之，达成力量消长后的社会和谐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自会有异彩纷呈之表现。诚然，语言的层面概莫能外。东北自古就是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杂居之地，长城内外的力量消长伴随着语言的接触与融合，这一点毋庸置疑，因此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探讨该地域的语言和谐与社会和谐之关系或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考察东北官话史，语言接触的视角不可或缺。本书努力使这一目标变得切近一点。 2. 尝试厘清历史上东北地域语言接触与东北官话形成发展之关系 语言和谐并非一蹴而就。历时意义上，汉语虽经历了雅言、通语、正音、官话、国语、普通话的推演，无时无刻不在敦促与指引着汉民族共同语的自觉形成；但在共时层面上，不用说“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等实际决定着汉民族共同语的*终形成必然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甚至就连在多语言接触的方言区域，达成内部的语言和谐也绝非易事。作为北方游牧文化、渔猎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融之地，东北向来不乏多语言间的接触与融合，既有“马上得天下”的蒙古族等语言与汉语的接触，又有主要从事渔猎的女真族、满族等民族向农耕民族发展的语言层面与汉语的融合，因而成就了“汉语阿尔泰化”。我们认为汉语的阿尔泰化，当然离不开东北官话方言的阿尔泰化。作为东北官话历时演变表象之一的汉儿言语，便是汉语阿尔泰化*直接*突出的产物。一定意义上，我们或可以说，汉语内部自身演变，以及东北地区阿尔泰民族语言与汉语长期接触的外力作用，方促成东北官话一次次的历史蜕变与发展。 3. 梳理东北官话演变过程，回答汉语史上有关东北、北京官话的关系问题 基于前面的认识，我们进一步梳理东北官话的历史演变。我们认为：历史上东北官话并非晚成，其演变亦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幽燕方言—汉儿言语—近代东北–北京官话—现代东北官话”的历时发展。史上杂居于长城地带的诸民族成就的幽燕方言或是原始华夏语源流之一，参与了秦汉语言的构建。“永嘉之乱”以降渐成的汉儿言语更是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东北地域汉语接触融合的*直接产物，其发展呈现了阶段性的特点。近代契丹语、蒙古语、满语、胶辽官话、中原官话、江淮官话、外来洋泾浜语等成分的融入与扬弃，直接催生了近代东北–北京官话。现代京音、国音之争后，北京官话地位上升，历史地登上了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宝座，随着推普工作的开展，东北官话与南北合流了的作为共同语标准音的北京官话开始渐疏渐离，*终形成了现在两种官话分立的局面。 4. 指导东北亚地域语言的和谐发展，规划城市语言建设 现代中有传统。探讨历史上的东北官话与匈奴语、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满语、俄语、日语等语言及其他毗邻地区方言的接触，无疑对规划东北亚地域当下的东北官话方言与其他语言和谐发展，推动地域语言文化的生态与产业开发，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和趋势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史学、民族学研究的发展 语言与社会密不可分。总体上，以东北历史、民族、语言问题为对象的先行研究并不乏其例。如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2001），何光岳“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2001—2004），郭大顺、张星德《东北文化与幽燕文明》（2005），林干《东胡史》（2007），朱诚如等《辽宁通史》（1—5卷）（ 2009）、宮崎市定《アジア史論考》（1976）等从不同的研究角度，为我们探索东北各民族间的语言接触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力参照。 2. 国外 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的《八思巴字与古官话》（1930）较早探讨了蒙汉接触的相关问题。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关于汉儿言语 —试论白话发展史》（1954）提出东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汉语演变发展的问题，桥本万太郎《言语类型地理论》（1978）更明确提出汉语阿尔泰化的问题，西田龙雄《東アジア諸言語の研究Ⅰ：巨大言語群—シナ.チベット語族の展望》（2000），村田雄二郎、C.テマール編《漢字圏の近代—ことばと国家》（2005）等从总论的角度，服部四郎等从满语、蒙古语角度出发，显示出汉语与北方阿尔泰语比较研究领域的实绩。竹越孝、远藤光晓《元明汉语文献目录》（2016）等从文献资料的角度，韩国学者从《老乞大》《朴事通》等汉语教科书研究的角度出发，切近着相关问题。这些讨论整体上较早涉及了汉语与北方阿尔泰语的关系问题，无疑为我们今天从语言接触的视角研究东北官话发展演变史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3. 国内 1）官话史的研究 近年来，围绕方言语音史的研究出现了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2008）、钱曾怡《汉语官话方言研究》（2010）等力作，可资参照。关于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的分合问题，有李荣《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稿）》（1986），林焘《北京官话溯源》（1987），尹世超《哈尔滨方言词典》（1997），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1999），侯精一《历史人口结构的变动与汉语方言的接触关系》（2002），张志敏《东北官话的分区（稿）》（2005）、《北京官话》（2008），张世方《也谈北京官话区的范围》（2008）等讨论，其结论趋于二者不作区分。然而，《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曹志耘《汉语方言地图集 语音卷》（2008）中将二者分治，究竟该如何解决该问题，学界并未做出明确而满意的解释与回答。 2）语言接触与对音研究 当下，汉语与北方少数民族诸言语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并以其研究实绩昭示了学界对北方阿尔泰语系的个语与汉语比较研究热点的关注。涉及对音研究方面：关于女真语与汉语的研究有道吉尔、和希格《女真译语研究》（1983），孙伯君《金代女真语》（2004），关于契丹语与汉语的研究有孙伯君、聂鸿音《契丹语研究》（2008），鲜汉对音的有金基石《朝鲜韵书与明清音系》（2003），蒙汉对音的有照那斯图、杨耐思《蒙古字韵校本》（1987），满汉对音的有赵杰的《现代满语研究》（1989）、《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轻音”、“儿化”探源》（1996），江桥《康熙〈御制清文鉴〉研究》（2001）等。此外，李立成《元代汉语音系的比较研究》（2002），李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2003），薛才德《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2007），耿振生《近代官话语音研究》（2007），李崇兴、祖生利、丁勇《元代汉语语法研究》（2009），遇笑容、曹广顺、祖生利《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2010）等研究成果，也堪称此方面的翘楚，可为我们提供部分研究材料和方法的支撑与参照。这些研究都敦促我们进一步从东北地区汉语与其他语言接触的视角，深入探讨东北官话的历时发展特征，以研究实绩回应汉语阿尔泰化的问题。 3）东北官话方言的研究 较早的以东北官话为研究对象的主要代表成果有吉林大学中文系方言调查小组《通化音系》（1959），宋学执笔的《辽宁语音说略》（1963）；20世纪 80年代以来对东北官话讨论逐渐加深，主要体现在： （1）关于东北官话方言分区的讨论：李荣在《官话方言的分区》中论述北京官话时提及“东北三省有许多方言比河北省更接近北京”。但并没明确东北方言是否属于北京官话。李荣又在《汉语方言的分区》中指出：“考虑到东北官话区古入声的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多得多；四声调值和北京相近，但阴平的调值比北京低；以及多数方言无 []声母（北京的 [z]声母读零声母 [z]）等特点，现把东北官话区独立成一区。”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稿）》从总说、分区、特点、内部差异等几个方面对东北官话加以阐释，使东北官话研究与讨论得以展开。其文指出“东北官话是在本地话、河北话和山东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指出东北官话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多、调值上东北官话与北京话有明显差异、 [o]与古帮组字相拼时东北官话为 [r]，并分析了二者词汇上的一些差异及胶辽官话与东北官话的关系。 但遗憾的是贺文虽注意到了本地话的存在，却只在总说中提到汉族、回族和满族说汉语，对东北地区的“本地话”的源流并未展开讨论。其另文认为北京官话的朝峰小片亦深入到辽宁境内 。 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从人类学、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对北京官话进行溯源，重点分析了北京官话区的历史成因，认为东北方言与北京话关系密切，同是在幽燕方言基础上形成的，应同属一个官话区。其另文又进一步强调不宜把东北方言从北京官话中分离出去 。 尹世超《哈尔滨话音档》总体上论述了包括辽宁方言在内的东北官话的源流问题。指出：“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跟这三省毗连的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历代在这一地区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从辽代开始才有大批汉族人从内地移居东北。 汉族文化高，人口多，汉语在东北各族语言中自然就占了优势。这种汉语就是以燕京话为中心的幽燕方言在和东北少数民族语言密切接触过程中形成的早期的东北官话。”c但笔者认为个中所述尚有进一步丰富和深入讨论的余地。 此外，王福堂、侯精一亦都赞同北京官话与东北官话不分。 张志敏不但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东北官话的主要特征及分片和小片的标准，对东北官话区的范围作了适当的调整，而且还指出东北官话的古入声清音声母字今读上声的比北京话多一倍；补充说明了如同胞[]、活泼[]等东北官话与北京官话送气音、不送气音的差异。其后进一步强化东北官话的一些特点，同时对北京官话范围作出调整。 张世方《也谈北京官话区的范围》梳理了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的关系，反驳了把北京官话和东北官话分开的观点。刘晓梅从综述的角度，对东北官话研究进行百年来整体的梳理评价，其文引李荣的观点认为东北官话形成较晚，与北京官话接近程度似乎大于北京官话与冀鲁官话的接近程度。 其文所倡导的观点笔者虽大都同意，但关于东北官话是否晚成，是否独立，笔者看法不同。 （2）关于东北官话方言词的研究：出现了十余部方言词典及专著研究成果。具体包括：刘禾《常用东北方言词浅释》（1959），许皓光、张大鸣《简明东北方言词典》（ 1988），马思周、姜光辉《东北方言词典》（1991），王博、王长元《关东方言词汇》（1991），刘小南、姜文振《黑龙江方言词典》（1991），李治亭《关东文化大辞典》（1993），王树声《东北方言口语词汇例释》（1996），尹世超《哈尔滨方言词典》（ 1997），聂志平《黑龙江方言词汇研究》（2005），苏怀亮《鄂尔多斯汉语方言集》（ 2011），唐聿文《东北方言大词典》（2012），董联声《中国 东北方言》（2013），萧辉嵩《朝阳方言词典》（2013），吴歌《东北方言注疏》（2016），李玉中《东北方言词典》（2019）（自印本，未正式出版）等。这些词典和专著研究内容所涵盖的范围虽不仅仅局限于东北官话方言词，但是通行于东北地域的东北方言，涵盖了东北官话方言词的大部分，为东北官话方言词的进一步整理、探索与研究奠定了民间基础。 （3）关于东北官话方言个案的研究：以杨春宇及其团队为代表致力于东北官话方言的研究。主要成果体现为：《辽宁方言语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