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修订版9787100160933)

　　（二）表明自身对儒学的尊崇与向慕。书院是儒学创造、更新、积累和传播的重要场所，是儒家士人求学进德、安身立命之地。书院作为一种有形的、具象的存在，其灵魂就是儒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书院已成为儒学的象征物。历代*高统治者对书院的重视与支持，往往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于儒学的尊崇以及对儒家所倡导、宣扬的伦理道德原则、治国理念的认同，同时也表明对书院在阐扬、传播儒学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的一种期冀。　　儒家学说是一个包含个人修身养性的道德修养论、立身处世的日常伦理规范与治国经世的社会政治取向的综合性的思想理论体系。从它注重对诚意正心的道德修养及日用伦常原则的探讨这一特点看，可以称之为道德哲学、伦理哲学，而从它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这一特点来看，又可以称之为政治哲学。自西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家就成为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思想学说，儒学具有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协调人际关系、整合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功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它具有积极经世及以维护现存社会政治秩序为宗旨的特点，很容易与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结合，形成高度同构关系，由此得到统治者的青睐。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高统治者也需要选择儒学作为其治国的指导思想。因此，不管是真心服膺、信崇儒学，还是仅仅以之相标榜，历代统治者往往将尊崇儒术、倡导儒学作为其基本国策。而书院作为儒学的象征物，作为倡扬儒学的重要基地和实施儒学教育与进行社会教化的重要场所，①得到*高统治者的支持自然在情理之中。不仅如此，按照“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传统观念，教育民众、作育人才被视为“建国君民”的政治活动的一部分甚至是前提条件。向书院赐额、赐书、赐田等表示重视与支持也是一种政治运作的技巧与策略。　　宋初诸帝对书院的重视与支持，除了利用书院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考虑之外，也有通过支持书院以表明对儒学的尊崇认同，示以导向的意味。南宋学者吴泳称，宋初岳麓、石鼓、白鹿洞等书院，“皆由上方表赐敕额，盖所以揭圣范崇道规也。”宋末王应麟也认为，正是由于宋初诸帝“尊右儒术”，才对书院宠绥有加，“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③南宋时期，理宗对书院赐额甚多，关注有加。而这又是与他对于儒学的推崇、认同紧密相关的。据《续资治通鉴》记载，宋理宗对理学所阐扬的修齐治平之学颇感兴趣，认为理学“有补于治道”，他读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等著作，自称“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尔”，仰慕之情跃然可见。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诏赠朱熹太师，追封信国公。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理宗视察太学，下诏对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等理学家予以表彰。理学从民间学说上升为官方学术，与理宗对理学的极力推崇是分不开的。而理宗屡次对各地书院赐额以及亲自书写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给太学，以之作为天下学校书院共同遵行的准则等举措，在理学与书院高度结合、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情境之下，①实际上是以理学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态度的明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