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四个部分 一部全球化历史

致中国读者 首先，有个问题需要澄清。今天欧洲历史学家已经意识到，将世界史简化为欧洲史不仅不再可能，而且也是不适宜的，即使我们依然是欧洲中心主义（像卡尔·马克思那样具有批评精神与普遍主义精神的人也没能摆脱它）的持有者。同时，也不能再以过去几个世纪里我们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向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讲述世界史。 那么，对于至今至少五个世纪以来在欧洲确定与书写并在世界其他地方传播开来的那些历史学知识、经验，应该加以抛弃吗？我没有放弃我所拥有的知识、经验与研究手段，而且还一直力图从外部，尤其从拉丁美洲的角度来认识欧洲历史，并不断重新审视我对历史认知的贡献与局限。作为欧洲人，我应该优先阐述欧洲霸权的起源、机制与各种特征，以及欧洲霸权在全世界常常显示出来的具有扩散性与破坏性的运作方式。我力图在著述中保持这样一种整体视角。 可以说，《世界的四个部分》一书只是对16世纪给出的一种欧洲阐释，仅此而已。但是，我用了约50年的时间来研究西班牙殖民美洲（尤其针对西班牙殖民墨西哥）的历史，这使得我得以更好地理解什么是欧洲殖民，更好地理解欧洲殖民在美洲土著、混血族群那里所引发的各种反应与反抗。我很早就了解到在土著社会、传教士所属的教会、西班牙王国代表与欧洲商人之间所形成的各种关系。这使我必须和历史事件保持一定距离，摆脱新大陆的界线，将那个年轻的殖民社会置于社会、经济与政治的背景中，那是它所拥有的特有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同时它也朝向西欧、菲律宾与中国，朝向黑奴的非洲、西属秘鲁（在波托西拥有矿藏）以及葡属巴西。由此，我首先对西化的过程进行了充分的反思（《想象的殖民化：西属墨西哥的土著社会与西化（16—18世纪）》，思考了欧洲图像的影响（《图像的战争：从哥伦布到〈银翼杀手〉（1492—2019）》、混合的机制《梅斯蒂索人的心智：殖民化与全球化的思想动力》），然后才撰写了本书。 全球化沿着伊比利亚人的道路从16世纪开始发展，在19世纪、20世纪上半叶达到顶峰。伊比利亚全球化转变为欧洲人进而为西方人主导的全球化。今天，种种迹象显示全球化的火炬正在来到东方，中国将在全球化中承担起主导作用。对于西方人来说，很难接受西方人所自我建构的这个世界即将结束，也很难放弃西方人在距今500年间所建立的霸权。我作为16世纪历史的研究专家对这一结果并不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伊比利亚人就发现了中华帝国，并为中华帝国的技术成就、城市建设与中华帝国的富庶而感到惊讶与垂涎。在16世纪，明朝时期的中国对于当时伊比利亚商人来说是世界上*大的市场，对于天主教传教士来说，则是*大的潜在信众群之所在地。 面对当代出现的重大转折，16世纪历史的研究专家可以做些什么？研究西方全球化的伊比利亚根源可以带给我们哪些思考？我深信对过去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面对全球的当下状态，它提供给我们若干方法去阐释全球化现象。要知道，全球化现象曾长期被史学家所忽视，或者说，对全球化现象的研究基本被限制在发展生产力的视角下。 按照西方传统的历史范畴划分方法，现实通常被分割成经济、政治、宗教与文化的不同层面。这种研究方法并不适合阐述具有如此广度与复杂性的全球化发展过程。此外，将全球化历史与世界历史或各个帝国的历史相混淆是错误的，尽管现在这种混淆在很大一部分西方史学家那里广泛存在。 全球化到底是什么？从研究16世纪伊比利亚的扩张出发，可以得出结果——全球化是被各种原动力与力量所形成的一个整体所建立的，这些原动力与力量将世界的不同部分连接、整合并组织起来。在15、16世纪，欧洲、非洲、美洲与亚洲逐渐相互连通，这种情况是空前的。与各个帝国各自的原动力不同，这些融合成一体的力量组并非产生于明确的、有意识的政治企图，亦非源于直接可辨的纲领性计划。伊比利亚全球化并不是天主教帝国的国王们派遣哥伦布、麦哲伦去探索世界所导致的结果，也不应将伊比利亚全球化与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扩张以及他们的经济、军事动机相混淆。当伊比利亚人通过印度、菲律宾与亚洲世界相联系时，是区域力量（中国、日本、莫卧儿帝国）将伊比利亚人融入他们的运转与活动中，而不是伊比利亚人将区域力量融入自身的运转与活动中。全球化将一直处于分离状态的不同的地缘政治、不同的经济空间连接起来，并使之同步。 在全球化运动中，尤其在我称之为“伊比利亚全球化”的运动中，显示出世界范围内的两种原动力——西化与全球化，它们在一个扩张的空间中持续地展开并发挥作用。西化与全球化都承载着社会组织、政经控制、意识形态控制（针对想象、智识、信仰等）的各种形式，它们逐渐在世界的各个部分扎根，同时也遭遇到或大或小的抵制。西化首先表现为各种欧洲模式在欧洲之外的投射与传播的一种持续进程，它旨在经过适应、和解或强加、毁灭的过程，改变地区现实。西化不断地与新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有时通过对话与调解，而更为常见的是通过暴力与战争。西化企图塑造或重塑地区空间的所有组成元素，尤其针对精神（皈依基督教）、行为（工作组织）与生活方式（家庭、性、消费）。西化在各地生根，同时导致了各种“混合”（Métissages），西化以不同的方式因地因时地控制并引领这些混合。 西化产生了哪些后果？杂交混合的社会、诸说混合的基督教……一并转化成西欧的外围空间，这些外围空间对于西欧来说，是可以提供预见性参考的新的社会经验的实验场，如西班牙帝国的殖民社会、巴拉圭的耶稣会传教区就属于这种外围空间。 全球化这一原动力总是伴随着西化，而且它是西化的基础。全球化旨在欧洲以外建立起欧洲支配性的根基，它们扎根海外，在原则上围绕着语言与宗教方面严格的正统观念以及智识、教义与法律方面的完美连续性构筑起来，不受其他任何影响。它们并非一成不变，位于大洋彼岸的欧洲大地上发生转变，它们就跟着产生演变、更新。如智识模式与政治模式的变化、宗教方面的参照资料的变化，甚至还包括艺术风格上的变化。此外，在一些总是与殖民权力的各种因素相连的特殊领域，如语言（拉丁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时间表达、法律法规（单纯源于罗马）、罗马天主教教义、哲学推理（亚里士多德哲学及之后的启蒙思想潮流），欧洲支配性也在美洲世界扎下了根，同时排斥那里一切新情况的影响。欧洲所形成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力量持续上升，这股力量使欧洲支配性在海外的根基得以抵御住外部世界的影响，并使其持续地被带回欧洲，在那里重新找到根源，重新定位。 在16、17世纪，西化与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显现出来，二者错综复杂地相互交织。我认为，这两种原动力在当代全球化中具有它们的对等物。而且，这两种原动力为阐释我们所实验的各种变革机制提供了可能，因为它们为全球化的未来提出了一些基本问题：全球化如何展开？它的形成路径、发展节奏与速度、机能障碍与挫折、失败是怎样的？全球化面临哪些抵制？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伊比利亚全球化对于21世纪来说是具有价值的。 在本书中，有诸多问题没有涉猎。如我在《那里是什么时间？——现代黎明前的美洲与伊斯兰教》（关于17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墨西哥）与《鹰与龙——全球化与16世纪欧洲在中国和美洲的征服梦》（关于中国与墨西哥）中进行的区域研究。欧洲历史话语的全球化与欧洲范畴（如时代观念）的强制性孕育了我在《时间机器——当欧洲开始书写世界史》中的探索。此外，由于我的一些著述被用于中等学校的教学，这促使我写作了《历史何为》。我相信，在21世纪，无论在欧洲还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教授如下这种历史的需要是迫切的：该历史可以提供给新一代人必不可少的方法与手段，使其可以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纵横、驰骋。 近期我的研究主要聚焦“地区”与“全球”这些必须要“历史化”（即作为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的范畴。此外，还关注“全球化的内部”在伊比利亚人殖民的美洲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一“全球化的内部”是全球化推力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的地区体现，它是我的论著《与一个新西班牙混血儿的谈话》的主题。 亲爱的中国读者，我们虽未曾谋面，我无法与您及今天构思并书写历史的中国同行、学生们展开对话，但是我希望未来的一代人可以在面对并整合我们的知识时，相对于以揭示任何一个历史真实为目标，能够更多地带给21世纪的世界以创造性的飞跃，正如欧亚两个大洲在过去数个世纪中经历的一次次复兴所带来的飞跃一样。 ［法］塞尔日·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任 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 2020年7月13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