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古希腊的成人之道

所有达到某个发展阶段的民族天生都有开展教育（ Erziehung）的欲求。人类集体以教育为原则保持和传播自身的肉体和精神属性。个体在事物的变化中死亡，物种则保持一致。作为有形的造物，动物和人都通过自发的天然繁衍维系本物种。但对于社会和精神的存在形式而言，人类只能通过创造它们时所用的那种力量来保持与传播其本性，即通过有意识的意志和理性。通过这些，人类获得了其他种类的物种所缺乏的活动空间，如果我们在这里排除史前物种变异的假说，仅考虑已知经验世界的话。有意识的培养甚至可以改变人类的身体本性和性格，使其达到更高的能力水平。但人类精神所蕴含的发展可能远为丰富。随着他越来越深入了解自己的内心，他以对内在和外部世界的认知为基础建立了*好的人类存在形式。人类作为肉体和精神存在的本性对其物种形式的保持与传播提出了特别条件，要求对身体和精神做出特别改变， 我们统称其为教育。在人类所实践的教育中同样存在着具有塑造和创造力的自然生命意志（所有活的物种自发地用其传播和保持自身形式），但通过有意识的人类知识和愿望之目的性，这种意志提升到了*高强度。 由此可以得出某种普遍结论：教育首先不是个人的事，它在本质上属于集体事务。集体的特征清楚地显现在个体成员身上，对于作为“政治动物”（ζ??ον πολιτικ??ν）的人类而言，集体是他们全部所作所为的源头，其程度是动物所不具备的。说到集体对其成员的决定性影响，没有哪种活动的效果能强过不断通过教育、有意识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塑造新成员个体的努力。任何集体的建立都取决于在本集体适用的成文或不成文法律与规则，用以维系集体自身及其成员。因此，一切教育都是关于人类集体的活跃规则意识的直接结果，无论是关于家庭、职业或阶级，抑或是关于家族和国家这样更大的共同体。 教育参与了集体的成长和生命过程，并经历了该过程带来的改变，无论是对其外部命运，抑或对内部的改造和精神发展。这种发展也以对人们生活中有效价值的普遍意识为基础，因此教育史在本质上取决于集体价值观的变化。有效准则的稳定意味着某民族教育原则的牢固性，对准则的干扰和破坏将造成教育的不安和不稳，直至完全不能维持。只要传统遭到暴力破坏或内部崩溃，这种状况就会出现。反过来，稳定并非健康的确定标志，它也存在于老朽僵化的状况中，存在于文化的晚期， 比如革命前的儒家中国、古典时代晚期和犹太文明晚期，或者教会、艺术和科学学派的某些时期。古埃及数以千年计的历史留下了近乎永恒不变的可怕印象。但对罗马人来说，现有政治和社会关系的稳固被奉为圭臬，而所有旨在改变的特殊理念和愿望只获得有限支持。 希腊文明占有特殊地位。在今天看来，与历史上的伟大东方民族相比，希腊人代表了原则性的“进步”，代表了有关人类集体生活之一切的新“阶段”。希腊人建立了这种生活的全新基础。无论我们多么看重更古老民族的文化、宗教和政治意义，能被我们有意识地称作文化的历史并不早于希腊人。 19 世纪的现代研究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历史视野，我们在各个方面大大超越了两千年来被等同于世界边界的“古典”希腊和罗马人的“已知世界”（Oikumene），此前没有接触过的精神世界也呈现在我们眼前。但今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精神视野的拓展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便在今天，我们的历史（在更密切联系的意义上）仍然“肇始”于希腊人的出现，只要历史不限于本民族，只要我们必须把自己看作更大的民族圈子的一部分。因此，我曾把这个圈子称为希腊中心主义的。这里所说的“肇始”不仅指时间的开始，更是精神的发端（??ρχ??），为了给自己定位，每个阶段的人类都会回到那里。这就是我们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总是一再与希腊文明在精神上重逢的原因，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回归和自发更新的意义并不在于赋予介入我们时代的永恒伟大精神一种独立于我们命运（因而固定和不可变更）的权威。我们回归的理由总是自我需要，无论人们评价后者时所处的高度多么不同。当然，即使在面对希腊和罗马时，我们和这个圈子的所有民族也会有天然的陌生感，部分源于血统和情感，部分源于精神立场和形象样式，部分源于各自历史状况的差异。但比起面对种族和精神上差异明显的东方民族，这种异质感有巨大的区别，若像少数现代作家那样用高墙分割西方国家与古代世界，如同对待中国、印度和埃及一般，那无疑是有违历史的错误观点。 不过，种族亲缘性带来的亲近感并非全部，无论该因素对于理解另一个民族的内心多么重要。如果我们表示自己的真正历史始于希腊，那么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此使用“历史”这一概念的特定含义。我们也用历史表示对神奇和神秘的陌生世界的考察，就像希罗多德曾经做的。凭借着对各种样式人类生活形态的更犀利目光，今天我们走近了哪怕是*偏远的民族，并试图进入他们独特的精神。但对于这种历史，我们可以说：人类学意义不同于这样的历史观察，后者假设我们内心仍然存在着活跃、有效和命中注定的精神纽带，无论是关于本民族抑或关系紧密的民族圈子。只有在这种历史中才有由内而外的理解，有自我和他者的真正创造性接触。 只有在这种历史中才存在具有成熟的社会和精神形式与理念的集体，哪怕经过千百次折射和改变，它们仍在不同种族和部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所处的大地上变化、交融、竞争、消亡和复活。无论是自身还是在与古典文明的特殊关系上，整个西方乃至其主要的文化民族都存在于这样的集体中。如果我们用这种根源联系上的更深层意义理解历史，那么历史就无法把整个地球作为舞台，无论我们的地理视野如何拓展，“我们”迄今的历史也永远无法超越几千年来命运所确立的边界。至于未来全人类能否在类似的意义上形成一体，我们暂时无法做出任何预言，这对我们的问题也不重要。 无法用三言两语说清希腊人在人类教育史上的地位所带来的革命和划时代影响。从其独一无二的特点和历史发展角度描绘希腊人的教化是这整本书的任务。教化不是纯粹抽象理念的归纳，而是通过亲历命运的具体现实所展现的希腊历史本身。但若非希腊人创造了永恒的形式，这种亲历历史早就无迹可寻。他们把它塑造成对*高意愿的表达，借此抵抗命运。在发展的*早阶段，他们对这种意愿还缺乏任何概念。但随着他们的目光在前进道路上变得愈发犀利，永恒呈现的目标（以他们自身和他们的生活为基础）就越发清晰地印刻在他们的意识中，那就是塑造更崇高的人。他们认为，教育的想法代表了人类一切奋斗的意义，是人类集体和个体存在的终极理由。在希腊人发展的巅峰，他们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认为，凭借我也不知道的某种更深刻的心理、历史或社会认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此外，也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希腊早期的伟大丰碑，它们由同样的精神造就。*终，希腊人以教化［或者说“文化”（ Kultur）］的形式将自己的全部精神创造作为遗产传给了古代世界的其他民族。奥古斯都根据希腊文化思想制定了罗马世界帝国的使命。没有希腊文化理想，就没有作为历史整体的“古代”和西方“文化世界”。 当然，在今天受到损害的惯用语言中，我们大多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文化的概念，即仅仅将其理解为属于后希腊人类的理想，而是在平庸得多的意义上将其普遍用于地球上的所有民族，包括*原始的。也就是说，我们将文化理解为某个民族特有的生活表现和生活方式。 文化一词因此沦为纯粹的描述性人类学概念，不再表示*崇高的价值概念和有意识的理想。在这种含糊而失色的纯粹类比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中国、印度、巴比伦、犹太或埃及文化，尽管这些民族都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和有意识的概念。尽管所有高度组织化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教育体系，但犹太人的律法和先知、中国人的儒家体系和印度人的“法”（ Dharma）在本质和整个思想结构上与希腊人的人类教育理想存在根本区别。归根到底，关于存在多种前希腊文化的说法源于实证平均主义， 后者将一切陌生事物置于世代相传的欧洲概念下，却没有注意到，当把陌生世界引入本质上不相称的概念体系时，对历史的根本性篡改就已经开始了。所有历史理解中几乎不可避免的循环论证的根源就在这里。彻底铲除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似乎要为此改变自己的秉性。但在历史世界划分的基本问题上，我们总是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前希腊世界同从希腊开始的世界的根本区别，文化在后者中**次成为有意识的塑造原则。 把希腊人称为文化理念的创造者，也许并不能带给他们太多荣誉。在一个许多方面都厌倦文化的时代，这种父亲身份反而显得像是负担。但我们今天所称的文化只是缩水产品，是*初希腊语所说之文化的*后变形：与其说它是教化，不如说那是变得模糊和混乱的“生活工具”（κατασκευ?? το?? β??ου），它似乎更亟须来自其原始形式的光亮来重新确立自己本来的意义，而不能向原始形式提供价值。对原始现象的思考本身以某种与希腊人关系密切的思维方式为前提，就像后者在歌德的自然观察中的重现（我相信没有直接的历史传承）。在僵化了的文明晚期，当有生命力的人再次在外壳下悸动，当肤浅麻木的文化机制与人类的英雄精神为敌——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出于深层次的历史必要性和回归本民族源头的愿望，向着深层次历史存在掘进的本能开始觉醒。在那里，希腊人与我们同质的精神以炽热的生命力塑造出的形式将这种炽热保存至今，让创造性的突破时刻变成永恒。对我们来说， 希腊文化不仅是现代世界的历史文化之镜，或者是其理性自我意识的象征。起源的秘密和神奇用恒新的魅力包围着*初的创造。*高贵的创造也会在日常使用中变得平庸，这种危险越大，意识到上述魅力更深刻价值的精神就越会被带回创造诞生时的形式，即后者带着人类少年时光和创造性天才的清新晨风走出人昏暗内心时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