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制与秦制

本书特色

（1）为什么关注制度？

制度是人类在一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自创的相对稳定、用以实行的规则、法令、礼俗和认知结构，通过传统性、强制性（渐趋自觉）势能，规范社会运作与走向，导致“路径依赖”。制度的长短优劣及其改善之道，应当受到历史的、批判性的特别关注。

（2）周制、秦制的特殊性

中国社会制度史历程繁复错综，原始氏族社会约定俗成的习惯法且不深议，自跨入文明门槛，确立权位世袭的王朝政制以后，三千多年的社会制度，略分周制与秦制两大系统。

宗法封建制行“王道”，成形于西周，变态于东周，传世三千年；君主集权制酝酿于春秋战国的列国之间，定格于秦代，行“霸道”，辅以“王道”，传世两千余年。

故中国制度史似可作这样的纵向分类：“中国传统社会”前期行周制，天子与贵族分权，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国人制衡，是一种间接的、相对柔性的君治制度。“中国传统社会”后期行秦制（汉以降兼采周制），天理、贵戚、官僚、乡治虽约束王权，但臣民终究归附于皇帝威权之下。秦汉及以后列朝实现“王权支配社会”（中有跌宕起伏），至明清方全方位达到直接的、刚性的皇权专制。

秦汉以降，由皇帝直辖的科层制官僚系统取代分权贵族政治，日趋刚性化的皇权掌控社会，但柔性君权的周制并未消弭，或隐或显地在朝廷乃至社会基层（村社）延绵推衍。两汉以至明清，秦制呈显性，周制呈隐性，而在观念领域则阳儒阴法，周秦二制彼此颉颃又相互为用，综合为一种“霸王道杂之”“儒表法里”的汉制，铸造了前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

（3）中国制度演变的两次战略性变革

**次大更革（周制演为秦制）发生于周秦之际，在生产力进步（牛耕、铁制农具使用）、生产关系演化（土地可以买卖的地主经济取代土地占有是政治特权的领主经济）推动下，世袭贵族式微，军功新贵、参政士子崛起；“天子与贵族分权”的宗法封建制，演为“帝王通过朝廷命官统辖庶众”“天子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君主集权制。

秦汉以降两千多年，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秦制为显、周制为隐；观念文化层面情形似乎相反，“从周”的儒家为显，“从秦”的法家为隐。周秦两制彼此博弈，互动互渗，共构以地主经济、王权政制为内核的中古—近古社会形态。

中国社会形态第二次大更革发生在清民之际。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工业文明降临，西学东渐，世界由分散走向整体，伴随西制的楔入，中国固有的经济—政治结构渐趋解体，发生社会形态的近代转型，周秦二制综汇而成的社会制度体系是此一转型的基点。

近代制度（无论冠以多少名目）并非单凭某些政治家、思想家“设计”出来，而是在历史演进、中外互动中渐次形成的，是在对周秦二制承继与解构过程中得以重建的。故而清理并反思周制、秦制，须置之于文化生态演化的背景下进行，这是今人探讨制度问题不可旁贷的一项“共业”。

（4）托古改制、回到三代

周秦之际，周制已然衰微，秦制勃兴，但周制的影响力并未消失，它作为秦制的比较物，每每成为两汉以降儒者修正现实制度弊端的参照系。更有甚者，还试图依古样复原周制，西汉末年的王莽便是典型。秦汉以降列朝皆出现过统治危机，不断有儒者吁求复兴周制。继王莽改制以后，又陆续有多起制度更革，其中著名者是“王安石变法”。

“两王”变制的共通之处在于：变革者皆托周制之古，作“仿周”设计，试图克服现实的社会危机，结果却适得其反，社会危机反而被激化。个中因由值得反思。

（5）传统制度文化的双重性

周制与秦制构成中国制度文化的传统主体，而传统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周制的宗法属性、秦制的君主专权的独断性，皆给中国社会进步造成严重障碍；另一方面，传统又源源不竭地提供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资源，是人们赖以前行的地基，三千年的周制、两千年的秦制，经过改造、更新，滋养着今人今制，又约束着今人今制。制度前行，依凭对过往历程的再认知及继承间的改造，在扬弃中螺旋式上升，此即所谓“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内容简介

本书为冯天瑜先生遗作，综合了冯先生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传统制度和历史研究的心得。本书题作“周制与秦制”，并不是狭义上“周代的制度”“秦代的制度”，而是指自周代至晚清，历时三千年的周制文化、历时两千年的秦制文化，虽有多种变态、解构，但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在中国制度文化进程中，“周制—秦制”是中国制度文化的一对基本范畴，切近历史枢要。关于选择周制或是秦制，历代朝廷和士大夫都曾争论不休，在秦初、汉初、唐代、明清之际，论战尤其激烈。几千年来的政制实践中，呈现出二制起伏的现象，周制与秦制不断转变，代有轮替。不过，历代帝王术的基旨中，则是霸、王道杂用，儒表法里，阳儒阴法。该书对周制和秦制这两大制度文化遗产的优劣做了简要评述，主张摒弃周制和秦制的负面内容，鉴取其优秀可取之处，同时吸收外来制度文化的可取之处，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服务。本书对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梳理，对我们今天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两个结合”指导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大有裨益。

前言

自　序



人类是自创制度的生命群体。而制度则是一定生态环境养育的约束人类行为的社会规范，是权利、义务的集合。

一些“社会性动物”(如蜜蜂、蚂蚁及某些兽群、鸟群)也有严密而运作有序的制度，但皆出自本能，而人类制度，是立基于本能又超越本能的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的理性创造，包括非正式的约束(禁忌、习惯道德)和正式约束(法律、政令、产权等)。本书兼及二者，而在正式的约束上展开讨论。

人类独具的制度理性，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以东亚大陆而论，历经蒙味期(旧石器时代)、野蛮期(新石器时代)漫长的自发演进，大约在四五千年前跨入文明门槛(以文字发明、金属器使用、国家出现为标志)，夏商周三代渐次进入制度系统建构阶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制度代有迁衍，关键性更革发生于两个节点:

(一)殷周之际，“崇鬼信巫”的殷制被“人文化成”的周制取代。近哲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此种更革深刻而久远地影响此后三千余年的中国制度走势。

(二)周秦之际，宗法封建的周制向皇权一统的秦制转换，西汉中叶复古更化(部分复归周制、更化秦制)，形成“霸王道杂之”“儒皮法骨”的汉制。秦制及其改良版汉制传袭两千余年，直至清民之际。

秦汉以降，制度续演变故:新莽试图复周返古而惨败;魏晋南北朝，胡汉交混，回复“亚封建”;唐宋变革，沿袭并发展汉制;明清将君主集权制推向极致。

诸专门制度也因时调整。如财制由三代贡赋制，递变为两汉编户制，继以魏晋租调制、以丁税为主的隋唐租庸调制、重在财产税的中唐两税法、北宋募役法与方田均税法、明一条鞭法等。选官制由春秋的“世卿世禄制”向战国及秦代“军功爵制”转变，汉代行察举制，经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形成隋唐开其端的科举取士，在世界上较早确立科层制的文官制度。清末废科举，新的选官制度进入曲折的进程。

回望诸制起伏跌宕，生灭消长，不免有歧路亡羊之叹。然而，综观制度史大貌，又有脉络可循:国家制度经历因袭夏商二代的天子一贵族分权的周制，更革为君主集权的秦制，此谓周秦之变(自战国至秦汉之际四百年间);秦制及其改良版--汉制延传不辍，宋人欧阳修曰:“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

19世纪中叶以降，在新的世界条件下，发生近代性的清民之变(晚清民国以降)。如果说，周秦之变是君治内的异动，柔性王制迈向刚性帝制，那么，清民之变则走出帝制，试图突破君治范域，崎岖坎坷地通往民治。

“走进帝制”的周秦之变与“走出帝制”的清民之变，是中国制度史上具有社会转型意义的两次大更革。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次制度更革，都伴随着周制与秦制的递嬗、互渗及解构。历时三千年的周制、历时两千年的秦制，一直没有缺位于波澜起伏的中国制度历程。试观近世，仍可看到周制与秦制变幻着形态的身影。

“周制一秦制一汉制”，皆中土原生，可闻、可见、可考。随着世界历史从分散到整体的演进，近代工业文明在西欧率先兴起，19世纪中叶以降，西制(包括苏制)东渐，中国社会面临古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遭遇数千年未逢的强敌。在与西制冲突、汲纳的过程中，新制度得以生发，而周秦二制继续发挥或隐或显的作用，吾人不可失察。

作为中国制度史的一对基本范畴，周制、秦制在特定的文化生态中生成、演化，少数要角的“顶层设计”(如周武王一周公之于周制，秦始皇一韩非、李斯之于秦制，汉武帝一公孙弘、董仲舒之于“复古更化”的汉制)固然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决定制度兴灭的基本动因深藏于文化生态之中 --东亚大陆半封闭的地理环境、远离其他文明中心的世界方位、农耕型自然经济、宗法式社会结构。这些生态因素的集合与演绎决定着中国制度史的格局。

有学者提出“轴心制度”概念，略指主导性制度体系。余以为，周制与秦制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制度”，影响力巨大，具有顽强的延续力。严复称:今之中国人“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此指周制的宗法精神沿袭三千年未止;一条广为引述的诗句云:“百代都行秦政法”，此指秦制两千年来传承不辍。

周秦二制与时偕变，但其基旨却未成明日黄花，若干更化着的因素渗入近世制度，今人一直与其共生同行。今制与古制保有深远的历史联系，某些方面甚至有“惊人的相似”，然而今制与古制不存在等式关系今之制度实施与古之制度实施有着时代性差异，这就要求我们对古制抱历史主义态度。而还原历史本貌的周制、秦制研究，草莱似未深辟，有待吾辈勉力开垦。

本着“了解之同情”，又试作“历史扬弃”(发扬与抛弃)，十余年来笔者涉猎周秦两制，曾在拙著《“封建”考论》(2006)、《中国文化生成史》(2013)披露浅识，然言未尽意。近年再贾余勇，运用二重证据法及古今中外比较法，试图在还原两制的基础上，探究其功能及历史演进，撰成此书，供关切制度因革的世君子参酌。衰年且疾患缠身，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略涉两制表浅，并与异域制度“举以相衡”，从全球视野及历史演进序列概览中国制度得失及发展趋势，避入“以水济水”窠臼。

期待时贤纠谬补正。

节选

作者简介

冯天瑜，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湖北省中国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副总纂、“荆楚文库”总编（之一）、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台湾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明清思想史、地域文化史研究，创建了新时期中国文化史的研究范式和叙述框架，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文化史学科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其中国文化生态论、中国文化特质论、元典精神论、新民本论、历史文化语义学等学说影响深远。独著和合著有《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中华元典精神》《“千岁丸”上海行》《新语探源》《中国文化生成史》《“封建”考论》《中华文化史》《中国古文化的奥秘》《解构专制》《晚清经世实学》《辛亥武昌首义史》等，结集为《冯天瑜文存》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