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商人团体与经济社会变迁

　　5月中旬，南北和谈代表辞职，和议停顿，商业公团联合会召集临时会议讨论挽救办法，会议决定推举虞洽卿、邹静斋、汤节之、张让三四人前往挽留，并致电北政府，希望：“以民意为重，迅令朱总代表回沪重开和议，以安人心，而维大局。”①5月下旬，上海61校学生鉴于外交失败、内战将起而罢课，商业公团联合会61公团再次致电北京，要求政府“俯从商学界之公意，所有屡次请求各端，万望立即施行，速令总分代表回沪和议，庶几国家命脉尚有一线生机”⑦。　　1920年7月，就在直系与皖系混战硝烟未散之际，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通告全国各界，表达商人对时局的态度，在这份紧要通电中，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提出了七大主张，即“根据合法之选举法，限期成立第二届国会”；“废除中日间一切密约”；“请查国家财政”；“惩办安福罪魁”；“实行废督裁兵”；“恢复地方自治”；“迁移北京清室”等，他们寄希望于直系，“既以民治主义，宣言于众，则战胜之日，即诸公履行宣言之时”③。其实，所谓“民治主义”只不过是吴佩孚兴师的障眼法而已，所谓“履行宣言”之类的美好愿望只不过是商业团体的一厢情愿，但通电仍表示了商人对波谲云诡的政局的高度关切。　　为促进国民大会的实现，全国烟酒联合会、上海纸业公所、广肇公所、宁波同乡会等团体于8月16日发起国民大会策进会，以广肇公所为事务所，在致上海各团体函中，声称“发起国民大会策进会，其‘宗旨’在策励国民，以自动的精神，进行国民大会；其‘目的’在一方促进国人发表意见，一方济国民之趋于一致，使国民大会得早日实现，实现后本会即行取消；其‘范围’在不使武人、官僚、议员、政客混迹于本会，致国民大会非产生于纯粹之民意”④。8月21日，国民大会策进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人数达一千数百人，加入大会各团体共114个，其中各工商同业组织21个，其余多数为各路商界联合会组织⑤，商入团体在国民大会策进会中起着主导作用。　　在地方机构裁撤与人事任免中，同业公会也试图施加自己的影响。1920年7月，北京政府发布总统令，将“松沪护军使一缺著即裁撤，改设松沪镇守使”，同时调任何丰林为松沪镇守使。由于镇守使职权大大缩小，“客军既不归统辖，警队又未便指挥，万一地方有事，贻误地方匪轻”，这必将影响到与商业密切相关的地方治安形势，于是，上海十六个工商团体联名致电北京政府，以“地方治安与商业有密切关系，用敢披沥上陈，伏乞大总统俯顺舆情，准将松沪护军使一缺暂缓裁撤，以维现状”①。同年7月，沪上中西各报登载北京政府欲起用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消息，各商业公会“曷胜骇异”，由商业公会联合会分电北京中央政府及南京李督军，反映商人的心声和愿望，“商民等履霜坚冰，深恐一经起用，据有兵权，复辟阴谋，死灰复燃。……务望诸公本民治之宣言，保共和于勿替，勿违民意，贻笑邻邦”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