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陷阱:你为何总被别人的坏情绪伤害

幸存者情绪日记 列城故事 9年前，我和玛德琳娜（当时她还不是我的妻子）出发去喜马拉雅山背包徒步旅行。这次旅行要攀登至5000米海拔以上，只携带*少的生存物资，为的就是从现代社会中完全脱离出来。 我们在出发地列城适应几天后，终于动身开始徒步。一天后，我们到达了海拔3500米的扬唐村。到达时，前一天抵达列城的一队西班牙人正打包行李，准备去下一站日宗村。我们在背靠巨山岩壁的高处安营扎寨。 当晚，狂风暴雨席卷而来，闪电刺眼，雷声轰鸣。几分钟不到，危险的暴风雨就来到了我们安营的上空……山脉如共振箱一般，放大了低沉的轰鸣声，让人感觉就像一大群嗡嗡作响的蜜蜂。更让人开始害怕的是，在高海拔地区，暴风雨就是敌人——你的冰镐、手杖或帐篷的两个垂直金属杆都可能变成避雷针，引雷上身。 次日早晨，损失惨重。山上流下的泥石流所到之处东西全部被毁。大多数我们之前过河走的桥都被上涨的河水冲塌。昨天碰到的西班牙团队失踪了，失踪的还有本该在当天给我们运送补给的四驱车司机。所有的通信都被切断，我们的向导和其团队也失去了家人的音信。我们唯一的选择是经过一条半毁但在几个小时内还能走的桥，折回列城。 这只是一系列漫长考验中的**个障碍。我们还要涉水前进，紧紧抓住连接河两岸的绳索，穿过几股泥石流，以免自己被裹挟着树干和屋顶碎片的湍急的水流卷走。 同受灾难民队伍一起向列城方向行进几个小时后，我们搭上了来救援的军用卡车，每车能装50人。因为桥梁被毁或遇上流沙，一路上我们换了几次车。在卡车上，我们和几位印度人相处愉快。尽管他们和家人经历了灾难，但都保持着良好的心态。他们的表现让我们肃然起敬，在心里筑就了一堵抵御悲观氛围的防火墙。我想起当时的一位老大爷，可谓智者中的智者，他安慰我们，和我们谈论印度式探险的含义；我还想起卡车上的妇女，每次都为我们挤让出位置；还有途经的各个村庄里，向我们伸出援手的几十位居民，或是那些天真烂漫、对我们微笑的儿童。在他们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恐慌，这也消除了我们的焦虑、害怕和悲伤。 但到达列城时，又是当头一棒。城市变为废墟，一半被泥浆覆盖。几乎没有电，所有电话都忙线。据警方消息，有成百上千人死亡，数千人失踪。 身处这场灾难之中的欧洲游客，因遣返手续缓慢而气恼，焦躁不安地对自己国家的使馆和旅行社发着火。我听到一群法国人高声地咒骂和抱怨着，惊恐地围在网吧和机场周边，总之他们谁都不怎么关心当地发生的灾难。然而集体的躁动很快就被安抚了。当地大多数印度人都是佛教徒，他们仅用简单的微笑就让那些一惊一乍、过于紧张的人平静了下来。几个小时以后，城市恢复了安静祥和的氛围。 在一条路的转角，我们碰到了一位一袭白衣的老爷爷，他手里正拿着仅有的一部手机打电话。其实这是没有意义的啊，电话线路全忙，而且也没地方充电。我们还是上前和他攀谈，请他帮忙救急，让我们打个电话给法国的家人报个平安。他把手机递了过来，让我们输入想拨的电话号码。拨了3次，还是不通……他让我们稍等片刻，便走开消失在了人群中。15分钟后，他拿着手机回来了。他把手机贴在我的耳朵上，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出现了玛德琳娜爸爸的声音！这就是印度。在这里，不可能会变成可能；在这里，往来的焦躁人群，微笑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曙光。 幸存者 我们在印度长途旅行期间经历了好几次情绪传染，特别是恐惧情绪的传染。但和一些登山者，或和我有幸碰到的高海拔地区生还者所经历的相比，实在不足挂齿。比如费尔南多帕拉多，人称“南多”，是乌拉圭空军571号班机空难的16名幸存者之一。约50年前，他乘坐的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在所有讲述人类如何在恶劣环境中生存的故事里，他们的故事是*令人震惊的。他的经历被写成书，拍成电影，同主题纪录片还获了奖，现已在全球家喻户晓。以下就是南多从本书探讨的情绪角度讲述的这次经历。 1972年10月12日，老基督徒业余橄榄球队租用的包机从蒙得维的亚卡拉斯科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智利圣地亚哥参加一场友谊赛。他们乘坐的是乌拉圭空军的仙童FH227D客机。由于机身重量大而发动机动力有限，它被航空专家称为“笨重傻瓜机”。这种型号的飞机安全性不佳，其中三分之一（一共78架）已坠毁。但当时机上的40名乘客并不知道这一点。 南多和其他队员也都不是很有钱，刚好飞机上还有些空位，他们可以邀请家人或朋友一同免费随行。于是南多邀请了自己50岁的母亲尤金妮亚费尔南多和17岁的妹妹苏西。此次旅行一共4天，比赛之余，所有人还能在太平洋海岸享受阳光明媚的周末。 但后来发生的一切谁都没有料到。 空难 由于天气条件恶劣，飞机被迫停在安第斯山脚下的阿根廷门多萨，大家在此过夜等待天气转好。第二天是10月13日（！）星期五，飞机再次起飞。胡利奥费拉塔斯（Julio Ferradas）上校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他在职业生涯中已经飞越了29次安第斯山脉。这次他决定改道从南部海拔更低的区域穿过山脉，随后立即再朝北飞向圣地亚哥。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飞机遭受过于严峻的考验，因为仙童FH227D客机要想升至4500多米困难相当大。 机舱内的气氛很好，南多和想要坐在窗边看风景的好友庞齐多阿巴尔（Panchito Abal）换了座位。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后却决定了两个人的命运。 当天15时24分，飞行员通知塔台他已飞过库里科。他以为飞机已经穿越安第斯山脉，到达了山另一侧的智利上空。实际上，因为无法解释的计算失误，飞机还在山脉上方飞行。随后他朝北飞行，没过多久就开始朝着自己认为的智利平原降落。厚厚的云层遮住了巨大的山脉，当飞机下降穿过云层时，飞行员惊恐地看到山，发现根本没有飞到该去的地方，于是他拼命操控着飞机，躲避横挡在前的岩石山峰。 感觉到颠簸的乘客系紧安全带，贴在座位上不敢动。机舱内的气氛变了，没有一个人说话。其中的一个幸存者卡利托斯帕兹事后说： “我们当时都很害怕，而害怕很快就变成了恐慌。” 突然，飞机撞上了一座山峰，随后冲向地面，在此过程中两个机翼被毁，尾翼被切断。机身坠落山巅，随后沿着覆盖着厚厚积雪的陡峭斜坡飞速滚下1500米。一分钟前与飞行员还有联系的塔台，此刻失去了与飞机的所有无线电联络。南多在昏厥前记得的*后一幅画面，是他爬出飞机时看到的驾驶舱顶。 在空难后立即展开的所有搜救行动都失败了，主要是因为极端的气候条件（当时是雪季），而且仙童FH227D客机的白色机身在积雪中很难被人看到。所以即便有幸存者，似乎也必死无疑。 集体恐惧 空难发生时，12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飞行员和南多的母亲。南多本人受了重伤：他被抛到飞机前部，头撞到了通道里的几个障碍物。他的身体动弹不得，但呼吸尚存，和其他伤者一起被卡在接近驾驶舱的机舱前部。死者的尸体被拖到机舱外的雪地上。副驾驶但丁拉古拉拉（Dante Lagurara）受了重伤但还有意识，他被困在钢板中还不断重复“我们飞过了库斯科”，说明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和飞行员的估计严重错误。幸存者们因此以为自己身处安第斯山脉的西坡，但实际上是被困在一个偏远的冰川山谷中，海拔3600米，人迹罕至，周围是陡峭冰冷的山坡和高耸的黑色巨石。 这显然是种罕见又强烈的集体恐惧，让我想起了荷兰著名登山家威尔科万胡金（Wilco van Rooijen）有一次对我讲述的他的经历。他是乔戈里峰（K2）事故中的幸存者之一。这场事故是近几年登山运动中*严重的悲剧之一，11名不同国籍的登山者丧生。为了登顶，威尔科和其他登山者经过危险的“瓶颈”（Bottleneck）路段。德伦曼迪克（Dren Mandic）的氧气瓶有问题，为了走到另一名可能会帮助他的队员身边，他无视*基本的安全规则，松开了固定绳，也就是“生命之绳”，随后失去平衡。其他登山者惊呆了，看着他坠亡。威尔科告诉我：“ 从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恐惧和怀疑，脑子里全是问号，怎么办？如何行动？坠落的登山者能否得救？有人能离得更近看一看吗？大家都在心里自问，产生的**反应就是拒绝相信。但是几秒以后，便意识到这一切已经发生了。这一天，致命的事故让登山者们意识到了危险——继续攀爬可能会丧命。” 被困在飞机里的乌拉圭人也被几十个问题折磨着。但与威尔科及其队友们不同，他们对高山和在此情况下要采取的生存技巧一无所知。在乌拉圭，*高的山峰才500米左右。他们的穿着和装备都不足以面对如此极端的条件，必须尽快组织起来，以免被冻死（夜间温度低至30℃）。他们躲进座舱内，把坐垫套当被子，用行李箱堵住机身的裂口，把座椅里的填充泡沫取出来塞进鞋子，互相紧靠在一起。这其中大多数的主意都是罗伯托卡内莎（Roberto Canessa）想出来的，19岁的他性格坚定，是医学院的学生。 漫长恐怖的**夜似乎持续了几个世纪。第二天早上，大家发现和南多换了座位的庞齐多阿巴尔、副驾驶以及另外两名乘客都死了。但这天当一架飞机飞过他们的头顶时，大家还是燃起了一线希望，大声叫喊。然而飞机一闪而过，并没有看到他们。 幸存者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将会非常困难，但他们还是决定放手一搏。 “人人为己”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恐惧，有两种可能的群体行为：“人人为己”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我之前提到的乔戈里峰事故中，“人人为己”的行为占了上风。 正如威尔科所说，从峰顶下撤时情况恶化。返回时，挪威探险队的队员们*先到达了瓶颈路段的高处，悬于100多米的巨大冰塔之上。当晚在这一路段，挪威队员罗尔夫贝（Rolf Bae）被掉下的冰塔卷走，同时固定绳也被切断。威尔科和所有跟在挪威队后面的登山者都非常需要这些固定绳，有了它们方能穿越峡谷。没了固定绳的登山者们，被困在8000多米、被称为“死亡地带”的高山上。高海拔导致人体缺氧，可能引发脑功能障碍、幻觉、头痛、失去意识和其他症状，比如“呕吐、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头晕、睡不踏实、极度疲劳、难以行动、无法做出符合逻辑的决定等。有些人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更严重的可能出现肺水肿或脑水肿。在这种条件下，人会很快死亡。”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的生理学家、研究员塞缪尔韦尔盖斯（Samuel Vergès）向我解释道。 威尔科说： “开始大家还团结一心，但很快每个人就只顾自己了。黄昏登顶，日落下山的队员们被困在了山上。所有人都惊慌失措，想都没想就四散而去，必然会迷路或走上危险的道路。有些人再也没有回到4号营地（约在海拔7800米处）。惊慌的登山者们甚至开始盯上了其他人的氧气瓶和绳索。 “我们和两位向导马尔科孔福尔托拉（Marco Confortola）和杰拉德麦克唐纳（Gerard McDonnell）决定不效仿以上做法，而是选择在8350米处露营。我们当时很害怕，因找不到穿越瓶颈路段所要用的绳索而恼火万分（其他没有绳索就走了的人忽视了此时已经发生的事故）。我们深深地怀疑，甚至不确定是否处在正确的地方，是否在山体正确的一侧。杰拉德像牡蛎一样把自己紧紧裹起来，马尔科和我努力保持冷静，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次日早晨天一亮，我们继续去寻找不知掉落在何处的固定绳。 “又过了一天，我发现自己的视力正在衰退。因眼睛受到紫外线和反射光照射，我得了雪盲症。于是我对杰拉德和马尔科说我不能再耽搁时间，决定独自下撤，希望找到已经被堵死的瓶颈路段之外的另一条路，到达4号营地。同伴们没有拦我，到了这一步，谁都不想说服谁，我们对事情的走向完全失去了控制。每个人都想保命，每个人都被情绪牵着鼻子走。” 杰拉德朝着一个不确定的方向走了，在往上爬的时候迷了路。马尔科试图不用绳索，只凭借一个冰镐自杀式穿越瓶颈路段，他大概也是产生了幻觉。半瞎的威尔科独自走了另一条路，没有睡袋、食物和水，失踪了3天。在路上，他碰到了筋疲力尽的其他登山者，有些被自己的绳索缠住。面对恶劣的条件和难以自抑的情绪，缺氧又让一切雪上加霜，一根稻草就能压倒一个人。 马尔科和威尔科的状况很惨，但还活着。他俩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被夏尔人彭巴吉亚杰（Pemba Gyalje）救了。彭巴是这场悲剧中救人的真英雄。威尔科在死亡区创纪录地熬过了两个晚上，因为冻伤失去了所有的脚趾。而杰拉德永远地消失了，可能是被雪崩卷走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和威尔科的团队相反的是，身处安第斯山的幸存者一开始就选择了在逆境中团结一致。因此，他们定量分配食物。实际上，他们拥有的食物非常少：棒棒糖、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几杯酒、果酱和牙膏作为甜点。据专家估计，这些食物的总卡路里只能满足10个成年人24小时的需要。他们一小口一小口地用小茶匙分享着食物，唯一无限量供应的就是在太阳下融化了的雪水。 总之，在困境中他们团结一心。 他们来自同一个国家，互相非常了解，有相同的价值观和相似的思考方式。也许正因为如此，危机情况引发情绪压力时，他们能够更容易地管理情绪。威尔科也认为，在乔戈里峰事故中，让整个团队变成一盘散沙的是文化因素。“ 团队中一直有分裂。事实上，70个登山者来自15个不同的国家，大部分人互相不认识，登山的方式也不同，他们趁着好天气‘窗口期’在同一天试图向上爬，这使得他们必须团结力量，互相配合，上山道路才能畅通。当悲剧出现时，互相排斥的情绪溢于言表，大家不再能互相理解。不同国家的人情绪反应各异，有些反应被理解了，有些则没有。大家都感到了彼此的愤怒，不和谐的情绪对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 周日，快死了的南多，在昏迷3天后似乎恢复了意识。神经专家们认为，他受到震荡的大脑在低温状态下得到了保护：南多被抛在机舱入口处，这里是整个座舱中温度*低的地方，利于南多和其他重伤者康复。南多刚一睁眼就询问母亲和妹妹的情况。得知结果后南多悲痛不已：母亲已死，重伤的妹妹在第7天时也在他的怀中死去。 第10天，等待救援的幸存者们*终失去了希望。他们通过一个小型晶体管便携收音机听到政府宣布：幸存者已死，放弃救援行动。受到这当头一棒的打击，有些人在雪地上崩溃大哭。 更糟糕的是，卡利托斯帕兹（Carlitos Paez）告诉南多，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饥饿 饿急了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没有食物摄入，身体运转代谢成了一个内部闭环，开始消耗自身体内的糖、脂肪和蛋白质，但肝脏和肌肉中的糖分只够消耗3天。血液内的葡萄糖含量下降，人感觉到了饥饿，出现胃痉挛。身体还从脂肪组织（肥肉！）中获得能量，两周后脂肪也被消耗殆尽。10天后，机体只能开始分解蛋白质。肝脏把肌肉蛋白分解成氨基酸，利用氨基酸合成糖；否则，人很快就会变得虚弱，体重下降，感觉到沮丧和焦虑。这种情绪在饥饿的人群中极易传染。20天后，饥饿者心跳减慢（心率过缓）、动脉张力大幅下降，出现严重的眩晕和头痛症状，注意力无法集中、神志不清、感觉非常疲乏、肌肉疼痛、体温降低，可能会腹部痉挛，经常还会牙龈出血和失眠。 被迫禁食40天后，肌体启动*后的防御手段。人因饥饿体重下降18%20%后，会有以下症状：胃排斥食物、恶心、吐胆汁、黄疸、听力下降、视觉障碍、肌肉乏力并伴随疼痛和哆嗦，还会出现情绪波动、牙龈、肠胃和食管出血、视网膜出血，甚至可能导致失明。所以饥饿的人变得令人难以理解。 当体内30%50%的蛋白质被消耗或当体重下降一半时，组织会严重受损，损伤很难修复。患者可能会感觉到欣快，随后陷入深度昏迷。昏迷伴随有潮式呼吸（一种周期性呼吸异常）。几个小时后，患者很快死亡。 在南多及其同行者所处的极端条件下，无疑会加快所有以上过程。 协议 安第斯山脉的幸存者们被饥饿纠缠着，其中很多人试图扯下行李和皮鞋上的皮革果腹。但不幸的是，皮革不能被消化，而且因经过化学处理，吃下去还会有损健康。还有些人扯开坐垫，以为能从里面找到奶牛吃的那种草嚼一嚼，但也没找到。 南多向我描述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刻——他和同伴们终于克服了那道坎： “父亲从小教育我的方式就非常实际，在我看来他就是实用主义的化身。他总对我说，‘事情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雨从天上来，水把人儿湿’‘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就要自己努力去争取’。我知道我们离开这里的希望非常渺茫，如果想要争取时间等待夏天的到来，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吃点儿东西。而我们着陆的地方就像月球或火星的表面，什么都没有。我的想法很实际，专心思考着唯一可实现的解决方案：把死去朋友的尸体作为蛋白质的来源。饥饿是人类*基本的恐惧之一，当现实的挑战摆在眼前，就要采取行动。 “我们每秒钟都面临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