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酒史

　　竹林七贤是指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人，他们都是才高天下的文人，大概在曹魏正始末年至嘉平末年的五六年间，会聚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一带）竹林之下，结伴游处，饮酒谈笑，为世人所称道。正始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控制曹魏政权，而后不断铲除异己，引起朝野内外的强烈不满，阮籍七人洒脱局外，笑傲权贵，以竹林为佳境，以美酒为消遣，不拘礼数，放纵形骸，“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②。　　与竹林七贤有关的历史及文学记载，都离不开酒的情结，而且在饮酒方面显得格外放达。如《事文类聚》别集《礼乐部》引《魏记》说：“谯郡嵇康，与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友善，号竹林七贤，皆豪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竹林七贤通过聚会饮酒的形式，表现出了一股超脱世俗的气度。《全梁文》卷二九引沈约《七贤论》说：“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迹，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满终日，陶瓦尽年。酒之为用，非可独酌。宜须朋侣，然后成欢。刘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饮客，山、王二公，悦风而至。相与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泽衔杯，举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　　应该说，竹林饮酒是七位贤人*值得回味的一段人生经历，以至于七贤分手之后，年纪*小的王戎还始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世说新语·伤逝》记述说：“王溶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此言虽为感伤语言，但其追思之意，流于言表。　　七贤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并不相同，在政治上他们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嵇康、刘伶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还因此遭到杀身之祸。阮籍虽然做了官，却不愿攀附司马氏集团，常以醉酒为由，躲避现实。司马昭想为儿子娶妻，看上阮籍的女儿，阮籍不敢拒绝，只好天天醉酒，足足醉了六十天，磨得司马昭没了脾气。山涛、王戎投靠司马氏，成为司马氏政权中的重要人物。虽然竹林七贤*终还是各分东西，但他们毕竟在一段时间内，找到了一种能够合群共处且又共同宣泄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饮酒。　　从个人性情方面看，竹林七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嵇康清峻而阮籍含蓄，山涛有器量而向秀有远识，他们的饮酒风格同样多姿多彩。　　阮籍饮酒豪爽放达，与其“傲然自得，任性不羁”的个性甚相吻合，当他听说有步兵厨营人酿得好酒时，便辞去其他一切职务，专任此人上司，以便近水楼台先得月，入得兵厨好饮酒。《晋书》卷四九《阮籍传》这样记载：“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在饮酒方面，阮籍可谓一往情深，他在《咏怀诗》中这样表述：“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①离开了酒，似乎这位高人也要迷失自我。后人谈到阮籍的饮酒风度，往往将其与李白同列，视为酒中仙圣。宋朝人杨万里有诗吟咏：“李太白、阮嗣宗，当年谁不笑两翁。万古贤愚俱白骨，两翁天地一清风。”②历史上的阮籍声名显赫，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酒的熏陶。　　嵇康饮酒，理论与实践并不一样，说是说，做是做，身在竹林之下，岂能与酒隔阂？所以他始终保持着“就不得远，取醉为佳”③的处世态度，纵在“素琴挥雅操”之际，也要“酒中念幽人”，并且一直留恋于那般“旨酒盈樽，莫与交欢，鸣琴在御，谁与鼓弹”④的交游活动。然而等到著书立说之际，嵇康侧重养生学说，却又要指出酒的害处，并摆出了古人的观点：“古之人知酒色为甘鸩，弃之如遗；识名位为香饵，逝而不顾。”⑤嵇康还在乐府诗《代秋胡歌》中这样表述：“纵体淫恣，莫不早俎。酒色何物，自令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面对杯酌天下、群体传饮的趋势，身受酒朋诗友的行为影响，嵇康仍然能够在理论上保持着对酒的清醒认识。　　阮咸为阮籍从子，在竹林七贤中属于小字辈，但饮起酒来却极为疯狂，《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咸传》记载：“诸阮皆饮酒，咸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圆坐相向，大酌更饮。时有群豕来饮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饮之。”这种蔑视礼法、违背传统的喝酒方式，如果不是出现在竹林七贤之中，恐怕所有人都会认为他的神经有了问题。　　王戎年少，与阮籍为忘年交，一直追随阮籍饮酒，饮酒风格也有相同之处，两人经常相伴在阮籍邻家酒垆痛饮，不拘礼节。《世说新语·任诞》记载说：“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这样的醉酒也真是够洒脱了。　　在七贤之中，山涛的酒量很大，但他的饮酒特点是能够自我节制，适量而止，从不过量。《晋书》卷四三《山涛传》记载说：“涛饮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试之，乃以酒八斗饮涛，而密益其酒，涛极本量而止。”可见，山涛饮酒*有理智。　　刘伶嗜酒*显荒诞，他曾自我宣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据说，刘伶经常在家中裸体饮酒，一次被人撞见，说他无礼，他却回答：“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意思是说，我以天地为屋宇，以房间为衣裤，你跑到我衣裤中作什么？这句看似无赖却深含哲理的语言，*为形象地反映了刘伶的所作所为。事见《世说新语·任诞》。　　在竹林七贤当中，刘伶醉酒的故事特别多，《晋书》卷四九《刘伶传》这样形容：“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日：‘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从刘伶的饮酒姿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他那放情肆志、狂傲不羁的个性表征，这种个性，成为后人经常评说的话题。金人李庭一首诗，表述的便是对刘伶的钦佩：“荷锸相随死便埋，生生死死两悠哉。长安陌上尘如海，醉杀何曾为酒来。”